“不要儿子,儿子来了”的政治 九

胡适之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既然是广泛的、深远的、间接的和无形的,他自己在政治上,赤膊上阵,拼起老命来,就一无是处了。大的政治运动他既鼓吹不起,小的政治改革他也策动不来。以他老人家一言九鼎的身份,不合时势、不洽身份地一吹一策,就可能把天下搞得更乱,而使民主退潮。因为讨论大政治——像国体一类的问题——则论者必须有像孙中山先生所说的“高深的学问”。可是胡先生在这方面的“学问”,却不太“高深”(这儿笔者所着重的当然是胡适之那一阶层的“学问”,自郐以下,那自然又当别论)

讨论小政治——如张季鸾、王芸生一伙人在《大公报》上所谈的“小骂大帮忙”的政治,则论者必定要对政情民隐有极深刻的体验和观察,然后下笔才能入木三分。胡氏成名太早,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便已名满全国,飞向枝头做凤凰了,他是不了解真正民间疾苦和里巷舆情的。像抗战期间《大公报》上,那种“看重庆、念中原”,感人肺腑、一字一泪的社论,胡适之是一辈子也未写过的。不是他无此才华,而是他无此体验!

胡适之——不成问题的——是近代中国最伟大的学者。但是伟大的学者们也有很多是一通百不通的。把物理研究到登峰造极的学者,对人理不一定也就同样精通。相反的,伟大的“通儒”们,有的也是百通一不通的,他们可能倒背“十通”,但是对应有的一通之学,有时反而一窍不通。

在这方面胡适倒的确是个例外。他真是个百通一通的大才。不过一个人的精力究竟有限。在胡氏无所不通的学问里,有许多方面在专业人士看来,只不过是各该专业范围内相当高度的常识罢了。而胡先生亲手“拿绣花针”的专业——如他中年所搞的“禅宗”,晚年所搞的《水经注》——则又与政治科学无关。因而胡先生谈起大的政治问题来,事实上是以常识论政。“国体”和“组党”一类的问题,又岂是常识可以应付得了的?

早年的胡适之和李大钊诸先生有关“问题与主义”的辩论,其关键亦在此。他们辩者双方事实上都是以小常识谈大问题,要不是那时是个“启蒙时代”,这批大教授的夸夸之谈,实在是贻笑方家的!

胡先生那时“少谈些主义”的论调一出,对方抓住这个小辫子,很快就给他戴上一顶帽子,说他是个“实验主义者”。加以那时杜威大师的法驾初临中国,黄面皮的弟子们执礼甚恭,师徒相映,站在大师背后的胡适就真的成为杜学东传的一世祖了。

后来那对“实验主义”一无所知的鲁迅和瞿秋白,被实验师徒吓得手足无措,而内心又醋意盎然,因此说出些“此理今凭实验传”一类完全不通的酸话。而他们居然也能以这种不通之论,咒骂胡适,领导文化反对派而扬名天下,这也可想见我国当年知识界,对现代知识之贫乏!

最可惜的当然还是胡先生自己。这位风度翩翩、“中西之学俱粹”的少年学者,被扣上这顶洋帽子,不但不以为忤,有时且面有喜色,并且一戴就戴了一辈子,也是同样不可思议的。试问“实验”这个“主义者”所戴的白帽子,哪里就比“马克思”那个“主义者”所戴的红帽子更漂亮呢?市井少年偶一戴之,再配上黑眼镜、力士鞋、牛仔裤,招摇过市,或不失为风流潇洒。如果我们的“文艺复兴之父”在一袭八卦道袍之上,也加上这顶网球帽,那就有点不伦不类了。

按说,杜威东来之时,我们的胡先生应该把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众儿郎唤齐,两班侍立,自己升帐设座,“口吟六艺之文,手披百家之编”,人分宾主,学辨东西,和杜威来个分庭抗礼,才是正轨。而胡氏不此之图,在杜行者一苇渡江之后,竟然率众弟子,夹道匍匐,顶礼膜拜,使杜和尚飘飘然,认为孺子可教,吾道东矣。何其懦哉!

胡先生既然甘心自囿于一家之学,如此非杨即墨,难免也就助长了他情感里本已十分浓厚的门户之见。杜家的子弟们,认为只有杜氏之学才是科学化的哲学,所以他们是三句不离科学的。据胡先生告诉我,中央研究院在筹办之初,筹备人等第一个想到的便是该院那个拉丁文名字Academia Sinica。这个洋名字的正确译文应该是“中央科学研究院”。它“研究”的方向和对学术衡量的标准,亦以“科学”为依归,而“科学”一词的界说,当然也就凭服膺科学的欧美留学生的举手为断。所以后来胡氏在纽约请客,那些“服膺科学”的客人,便相率“敬陪”,那不“服膺科学”的国故大师,也就怫然“敬谢”了。

胡先生由于牢固的科学观而示人以不广,他在中国新文化启蒙运动史中,就难免退处于蔡元培先生之下了。在“兼容并包”的启蒙学风里,孑民先生是置身于“兼容”之上的,而适之先生则局处于“并包”之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