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分洋货·七分传统 二二

胡适之是个背负着一个孔孟人本主义大包袱的、天生的、入世的实验主义者。他对这个现实世界感觉美好而乐观。他对“超自然”(super-nature)没有兴趣,也无“感性”(feeling,perception)。胡适是不会做祷告的,甚至“静默三分钟”一类的宗教性的仪式他也受不了。为着了解佛家的“思想”,胡氏把佛“学”——尤其是禅宗——研究得相当的精深,但是对于“禅”,他只是“参”而不“悟”。他晚年曾与日本禅宗大师铃木大拙笔战得相当激烈。焦点所在在笔者看来,便是胡氏是倾向于理性的禅,而铃木则倾向于感性。从理性出发,则胡氏便一直认为佛教基本上是个可解而不可学的、无用的东西。这在佛家看来就是他没有“佛性”或“慧根”,因而“与佛无缘”。在基督教士看来,他就是个“异端”(pagan),尚有待于上帝的感化。

胡氏这个老顽固的反佛非耶的坚定立场,是写现代中国思想史的人应该大书特书的。因为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文艺复兴”!所谓“文艺复兴”也者,在西洋便是扭开中古神学和繁琐哲学的枷锁而恢复自由、开朗、淳朴的古代文明。韩文公在思想上“原道”,在文体上复古,也正是中国中古时代的“文艺复兴”。胡适被洋人誉为“中国文艺复兴之父”,在这方面倒没有什么太离谱。“胡文公”和韩文公时代上虽相差一千余年,他们俩在历史上所发生的作用却是大同小异的。

再者,在思想上复古,在现代的科学文明里并不是什么坏事,有时反而是进步的。因为在人类的文明史中,那“追求意义”(pursuitof meaning)和“追求真理”(pursuit of truth)——也可说是“循名责实”——的两股思想主流之内,中国的传统思想可以说是唯一没有在“追求真理”上白费气力的原始文明。中国人是最现实的,我们的文明一开头就以“人”为本。与“人”无关的“玄而又玄”的思想始终没有在中国生过大根。纵是在谈玄最盛的六朝,玄学也不过是士大夫阶级茶余酒后的“清玩”而已。中国思想家穷宇宙之秘的只有朱子以后才稍稍搞出点“无极”、“太极”的东西来,那是受了佛家的影响。

西洋就不然了。在他们传统的思想里,一开头就用尽气力去“追求”他们最大的“真理”——“宇宙”和创造这个“宇宙”的主宰——“上帝”。老实说数千年来西洋文明吃“上帝”的亏,实远甚于“上帝”对他们的保佑。纵使是今日的“西方”,仍然是“上帝”愈多的地方愈落后!

他们也有反对“上帝”的思想家,但是他们却很难跳出“上帝主宰一切”这个概念。唯物主义者就创造个“物”(matter)来代替“上帝”。但是在他们的理论里,“物”的形象和功能与“上帝”却是一模一样的,虽然它比较接近后来才开始发展的科学。

所以在“追求真理”这条思想道路上,今日哲学家已经公开地向科学家认输。他们知道“上帝造人”始终只是个“大胆假设”,而“人造上帝”则是经过“小心求证”出来的绝对事实。混沌初开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学生们应该去问吴大猷、丁肇中,而不应该去麻烦枢机主教。要探索“宇宙”,只有在“科学”里才能寻求其答案。所以两千多年来西洋哲学里所追求的“真理”在现代科学的光辉之下,都变成了“无意义”(meaningless)。“哲学”和“宗教”如今已不能再谈“真理”,它两位老人家只能在“追求意义”和“满足情绪”(emotional satisfaction)上去寻求自保之道了。

这一项当代西方新思想的发展,说也奇怪,在一个中国思想家看来并无啥稀奇。因为中国思想向来就是如此的。只有糊涂的白鬼才把“盘古”看得那么认真,顶礼膜拜,视为“上帝”。他在中国一直就只是老祖母们在厨房里逗逗孩子们的故事罢了。

中国古老的无神论今日在西方复活,正如我们的“书法”和“泼墨山水”在西方艺术里新生一样。在洋人看来这是何等高明的“当代印象派”!他们不知道我们这些垃圾,几乎早就被吴稚老丢到茅坑里去了。

不特此也。我国古代哲学家早就把宗教挤得靠边站了。“追求意义”和“满足情绪”,有一个文庙就足够足够了。又何必另盖些龙王庙、少林寺呢?熟读圣贤之书,你自然能“了生死”、“求极乐”!名教中自有交代!你又何必去自讨苦吃“面壁九年”,拜上帝做祷告呢?韩愈、胡适动口,曾国藩、胡林翼动手,非把那个糊涂蛋洪秀全干掉不可!

虽然如此,他们这文武两派始终未能把和尚、道士、神父、牧师赶出中国。因为“了生死”、“求真意”只有智慧高超的苏格拉底、王阳明、胡适之才能在“哲学”中求其解脱,我辈愚夫愚妇在名教中找不到乐土,就只有去求菩萨、做礼拜了。

今后世界上,只要人类还有生死,宗教就会继续存在。列宁错把宗教当成鸦片烟说它能麻痹“革命人民”的反抗情绪。其实宗教在我国历史上往往却是兴奋剂。赤眉、黄巾乃至太平天国都是由宗教搞起来的。相反的,它对有钱人反而是鸦片烟。愈有钱、愈怕死;愈怕死、愈信鬼神。因而国家愈承平,经济愈起飞,大施主、大护法就愈多;教堂庙宇也就愈要盖下去。所以在传统中国里,大法师、大主教们一向就靠我辈愚夫愚妇生命里的“意义”和“情绪”赏饭吃。他们在文化上是不能和传统的士大夫平起平坐的。

胡适之就是这样的一个标准的传统士大夫。他晚年的思想里哪有多少实验主义呢?晚年的“胡适”只是一种宗教哲学合二为一的最古老的中国传统思想,甚至也可说是孔孟之精义。像汉代古文学家一样,他把两千年来的儒术,剥茧抽丝,涤尽粉饰,找出个儒家的原来面目,这个具体而微的面目正是胡适之自己。

所以就人类思想演进的程序来说,胡氏是较他老师走前一步了。杜威的祖宗八代都是“上帝造出来的”。他思想里没有“无神”的传统。他那点粗浅的科学训练又不足以帮他证明那“制造”他祖宗的“上帝”不存在。所以他在“意义”上和“情绪”上就非死钉住这个传统的概念不可了。

那个和他同时的爱因斯坦就不然了。爱氏认为他的科学理论足够证明上帝的不存在。所以他就敢亵渎神明而坐在教堂上方大谈其上帝不存在之道。这也是笔者耳闻目睹的。那是由纽约“中国基督教学生联合会”主办、在普林斯顿大学教堂内举行的一个谈话会,由爱氏主讲。主持人的原意是想请爱因斯坦以他的“相对论”来证明“创世记”的真理;孰知这位怪老头,于教堂之内,背上帝而坐,竟大发其上帝不存在之怪论,使主持人大窘,听众大哗。笔者随同学之后慕名而往,却看了一场毕生难忘的大热闹。

就在这个爱因斯坦的世纪里,我们中国出了个“文艺复兴之父”,他投身于杜威之门,但是在有神与无神的问题上却和老师唱反调。是胡适读通了“相对论”而为爱因斯坦助威耶?非也。只是因为胡氏除杜威之外还有两个老师,这两个老师就是孔丘和孟轲!

就凭这点,我们能说胡适违反我们的传统去歌颂西洋文明?西洋文明减去了个基督教还剩些什么东西呢?所以胡适之并不是盲目地说月亮是美国的圆。他是歌颂他所认为应当歌颂的;他不是那种小气鬼,把什么都说成自己的好。

胡适也承继传统,但是他只承继他所认为应当承继的。对圣人之糟粕,胡适是没有胃口的。整个地来说,胡适之对西洋文明的吸收和对自己文化传统的继承,只可说是三七开。他自己的思想言行、立身处世,和他的胡开文老店在进出口交易上所贩卖的货色,也大致是三分洋货,七分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