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史学·行为科学 三九

什么是现代派史学呢?

现代派史学家治史,简单点说,就像一般游客到钱塘江口观潮。观潮的人要看的是横空而来、白浪滔天的海潮。至于那些在潮头上摇旗滑水的“弄潮儿”,只是点缀而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重在潮的本身,而不在潮上面人为的表演。如果观潮的游客不看潮,只看“表演”,那就是三尺之童的兴致了。

所以在现代派史家看来,文武周公孔子秦皇汉武……都不过是弄潮竖子而已。他们在潮头上的“功夫表演”,奚足深究?!

这一派史学原是西洋宗教改革以后所产生的“不断进步论”(continuous progress)或“无休止进步论”(endless progress)的余绪,原是西洋史学上的偏锋。可是在18世纪以后,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相继发生,人类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新波澜。为检讨这一新波澜所发生的当然和所以然,社会科学乃尾随自然科学之后应运而生。再者“自然科学”充其量不过是一门研究“物”的科学;而“社会科学”则反而变成更重要的、研究“人”的科学了。

19世纪的欧洲真是人杰地灵。社会科学家专才辈出,人类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从此也就顿改旧观,步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经过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的《人口论》、理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的《劳工论》、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的《进化论》、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的《资本论》、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的《天演论》等社会科学著作的精辟阐述,则人类群居生活各方面就无一而不可“论”了。既论之后,学者始恍然大悟,原来人类的社会和人类的躯体一般,也是个有机体;它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也不是就捉摸不定的。它亦有其发展过程中的“生理”和枯萎过程中的“病理”。在各家影响之下,那位最能虚心读洋书的孙逸仙大夫也就看出马克思只是个“社会病理家”,而不是“社会生理家”了。

社会科学大放光明之后,那位对达尔文的“‘适’者生存,优胜劣败”的高论感到由衷敬佩的青年胡洪骍,也就改名“适”了。

胡博士读《天演论》也有独到的心得。赫胥黎叫了一声:“拿证据来!”胡适一听,大有道理,因而也跟着大叫——自北大红楼一直叫到台大礼堂,叫到死为止!

社会科学大矣哉!它影响所及,奚止胡洪骍一人?20世纪的历史学者——少数“老祖父”除外——谁能不受其影响?!大家一窝蜂地把“社会科学”搬进“历史学”里来喧宾夺主,就变成“以社会科学治史”的现代派史学了。

所以现代学派里时髦先生们治史学,直如“通用汽车厂”造汽车,花样是日新月异的——笔者以前就知道一位青年要用“计算机”来研究郭嵩焘!但是吾人如认为他们只有“花样”而没有“汽车”,那也是错误的。没有汽车,台北街头怎会有今日的繁荣?!

胡适之先生这个“新”文化大师,何尝反对过“以社会科学治史”?只是胡公的“社会科学”还停滞在赫胥黎阶段罢了!赫胥黎在六十年前是个“新玩意儿”,在六十年后就是个“老古董”。“老祖父”玩“老古董”,他对女孩子们穿游泳衣当然就看不顺眼了!

“拿证据来!”谁敢反对?这是“拿绣花针”的最原始的训练。但是它只是研究历史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它可以在“乾嘉学派”里的经生们所搞的“考据学”和“训诂学”里“充分”发挥其功能。它也是西洋传统史学所搞的圣经“版本学”(textual criticism)和“历史语言学”(historical philology)里所必守的戒律(胡先生即常用上述这两个英文词语来翻译“训诂学”这一中文名词)。可是“拿证据来”先生本身最多只是一种“古事研究学”(study of antiquities)或“考证学”(empirical studies),是“方法学”(methodology)的一部分而不是“历史学”(historiography)的本身。

适之先生在史学上的弱点便是他老人家“因噎废食”,过分着重“方法学”而忽视了用这“方法”来研究的“学”的本身。一个史学家如果搞来搞去搞不出“拿证据来”这个圈子,那他的史学研究的范围也就很狭隘了。晚年的胡适之所以搞了十多年的《水经注》,也就是这个道理!

《水经注》如果让我辈小子来考据考据,说不定还可混个把学位。那已经有三十五个博士的老胡适也来搞,岂不是大材小用了吗?胡适之大的问题不去搞,为什么一定要搞何炳棣所说的“雕虫小技”呢?无他!《水经注》就是一门最标准的“拿证据来”的学问。胡先生搞历史,搞来搞去也只能搞点“拿证据来”的历史。晚年退休无事,正如铁镜公主所说的“阴天打孩子,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有“读书习惯”的胡博士也就捡个《水经注》来以遣老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