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方言·拉丁化 五一

文物衣冠的发展既如上述,则语文的发展又何能例外!我国方块字的发展,便是由简单趋向繁杂,而终于走向不必要的繁杂!

禹汤文武之后,经济逐渐起飞。古代的农业社会里,因而也可豢养一批“脱离生产者”(non-producers),好让他们专门从事“文化工作”。这批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像孔老夫子师徒那样的“文化工作者”(cultural workers),他们的专业便是咬文嚼字!而运用文字的也只限于他们少数人。因而他们把文字美化、复杂化以表示高明进步。这也是和穿裤子一样,顺理成章的事。

经过千年以上“学者文人”的不断努力和创造,我国文字到东周末季可谓已登峰造极!论书法艺术之美妙,古今中外之文字,孰比“大篆”?论人类情感表达之深沉,孰比《诗经》、《楚辞》?论说理之透察、文法结构之严密、叙事之明白流畅,先秦诸子之成就,亦远迈后人!他们那时对“方块字”和“文言文”之运用,真如鱼得水,初无不便!倒霉的留学生胡藏晖,拾洋人牙慧。忽然看书流眼泪,替古人担忧,岂不是自作多情?!

可是这情形到战国末期——尤其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就大有不同了。一个农业大帝国军民两政之处理,法令之推行,军情之通畅,民间商旅之往还,政府特务之记录……在在需要一种有效率而简便的文字。那原是只限于“学者文人”之间的先秦思想交通工具,便不适用了。

秦始皇这个大独裁者据说精力过人,日理万机。他一天要批阅公文数百斤(竹简的重量),你要他老人家还用“漆书”“大篆”来画符似的草诏书、下圣谕、批钦此、写“知道了”,他皇帝就做不成了。

所以大秦帝国一旦统一天下,当务之急便是来个全国性的“文字改革”。后代读史者吃了司马迁这个“大史学家”的亏,只知道秦始皇要搞“书同文”。而不知道所“同”何“文”?但是今日吾人便可以肯定地说,始皇所“同”者,绝非“大篆”!丞相李斯当日所搞的显然是从“简体字”入手的。他的第一步便是“篆字简化”——把“大篆”简成“小篆”!

我们今日可以想象秦朝当年这一项“简体字推行运动”中的阻力。当时真不知有多少“国学大师”,痛心疾首,呼天抢地,认为李斯毁灭“中华文化”呢?那时被“坑”掉的四百几十个大儒,说不定其中即有“以古非今”,为反对文字简化,而搞掉脑袋的呢!

简体字推行之后,还是不适用。李丞相乃推行第二步改革——废除篆字!代之以效率极高的“隶书”!

这一个空前绝后的由“篆”及“隶”的“文字改革”实在太伟大了。其惠百世不斩,余泽及于我辈!它是我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文字大改革”。两千年来,再无第二次!

60年代之初,纽约有一位白人小收藏家,请笔者帮忙鉴别他所收藏的中国彝器。我在他的收藏中发现一块“秦权”(秦政府为度量衡标准化而向全国颁发的官铸“砝码”或“秤砣”)。权上所镌的“隶书”是二世胡亥的诏书。笔者以此实物与哥大的秦权拓片核校,发现二者分厘不爽!

发思古之幽情,我不禁对李斯这一辈古政治家有无限崇敬。他们搞出一套顾炎武所谓“未始异于三王”的“化民成俗之道”,真是历两千年而未少衰。而文字改革,也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他们这一改,我们就沿用至今。今日《传记文学》上所用的字,还不是李丞相改出来的吗?

相传隶字为程邈所作。程邈“得罪系狱,在狱中覃思十年,益大小篆而为隶书三千字。奏上于朝,始皇善之”。此事或有可信。但是坐牢十年的程邈为什么忽然想起这个天降大任呢?狱中小囚,在杀大儒如草芥的大秦帝国里,居然敢,而且也能,“上之于朝”,亲承御览呢?这些都表示当时一个“文字改革”运动正在雷厉风行,所以狱中小囚,偶有愚者一得,亦可上达天听!

可惜嬴政那个有恩于士卒而无礼于士大夫的大独裁者,把知识分子弄伤了心。大家对他好话不提,坏话说尽。尤其是那为发牢骚而著书的司马迁,他把秦太后欣赏“关桐轮”等淫秽小事,都写得淋漓尽致,而对秦代这种空前绝后的文化大革命,只是一语带过;以致后人读秦史,也只知道“书同文”三字,而忽略了这三字背后,伟大的文化变迁!这是司马迁的疏忽呢,还是他见不及此呢?总之他这一轻重倒置的写法,引一句胡适的口头禅,是“该打屁股”的了。

但是胡适之说“小百姓”是“革新家”,“学者文人”是“顽固党”。又说“汉字形体上的大改革,就是‘破体字’的创造和提倡”。这也就叫作“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小百姓”两千年来搞出那几个“破体字”,比起大秦帝国政府所推行的废篆字、用隶书的文字大改革,真是顽石之与泰山也!二者是无法相提并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