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的朋友 六○

二次大战以迄于今,三十年来中国文化史上忽然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古怪的知识分子集团曰“留美学人”。这批“学人”基本上是在中国受到大中学教育,然后浮洋至新大陆,在那里又参加了变相的美国科举,取得了或大或小的洋功名;嗣后又向美国政府申请到“绿卡”(永久居留权)以至“公民权”,从此便在异国定居。故乡无此好湖山!此间乐,不思蜀矣。

这些原都有高度专业训练的中国知识分子,既然谋生异域,日子久了,他们也就打入美国各行各业——尤其是高等教育界,俨然变成一支小小的生力军。我国以前军队里面有句话叫“无湘不成军”。在今日美国的高等教育界,也几乎是“无华不成校”。北美洲稍微像样点的专科以上学校,差不多都有中国教授,其总人数盖在万人以上!

中国人之所以能在美国高等学校内一枝独秀的道理,实在是美国教育生活最适合“百无一用”的中国书生的脾胃。做教授要有专业知识,要有最高学位。这些都是急功近利的美国知识分子所不愿为、不屑为也不易为之事,但却是中国知识分子之所长、之所好。教书生活定安,人事单纯。经济收入,虽胀不昏,也饿不死。一个“清高”的头衔,也足使礼仪之邦出来的穷秀才,发生足够阿Q式的自满;也可使远在港台的父母亲大人,乃至丈母娘、未婚妻,提起来笑逐颜开。教授!教授!你真是个中西通用、长幼咸宜、港台大陆都可唬人一下的好招牌!

胡适之先生事实上也是这个新兴行业中的基本队员。他十九岁留学来美,一住七年。嗣后短期旅行不算,1938年又以钦差身份驻美,四年任满便在纽约当寓公。战后除了担任短期北大校长之外,跑回纽约再住又是十年。人生七十古来稀!前十年幼小,后十年衰老,当中只有五十年,胡老师有一半都在美国过了!你能说他不是一位十足的“留美学人”?胡公之所以与众不同者:一是他未申请过“绿卡”;二是未和美国人抢饭吃罢了!

从胡适而下这一批旅美学人,他们彼此之间虽然长幼有别,科目各异,穷通互殊,但是一般说来他们的思想状态和社会行为,大致也跳不出几个典型。

欧美留学生以前即时常被国内的批评家咒骂为“崇洋媚外”的“买办学者”。鲁迅、郭沫若都曾以这种恶言恶语咒骂过胡适的。他们认为胡适者流,就是以西洋观点研究汉学;在意识形态上,为帝国主义侵华开路的。

本来,任何大的社团,其中成员都是很复杂的。旅美学人既以治学为职业,其中部分人士,接受纯洋观点,以研讨中国学术思想,也是逻辑上的必然。例如有些西方的著名汉学家(Sinologist)就时常把“民族国家”(nation-state)兴起以后才发生的诸种现代观念,强加于传统中国。这种在现代史学上叫作“现时观念”(present-mindness)的偏见,如据以剖析西洋社会本身之发展,已犯为学之大忌;如据以推论中国历史,当然更是凿枘不投了。

即以今日欧美学者研究我国元、清两朝的史实为例吧。他们有些学者发现两朝鼎盛之时,汉人安居乐业初无反抗之意,便认为汉民族有习于异族统治的传统;因而他们也就在传统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硬加上一章汉民族亡国安心论了。

这批洋学者错读中国古书,他们不了解蒙、满两个边疆民族入主中原以后所建的政权,基本上是个“中国模式”(Chinese state)的王朝。这个“中国模式”之采取,早已是孟子所说的“以夏变夷”以后的事。换言之,即是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在意识形态上早已向汉民族投了降,也可说是汉民族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征服”。试问元世祖和康熙、乾隆诸帝,除了一条辫子之外,又与“汉人”何异呢?

“辫子问题”实在太小了。如果我们汉民族,大事不管而津津于一条辫子,那我们也就变成日本人和以色列人了,哪里还谈到什么“汉家法度”?!老实说,大美帝国今日的泱泱之风,亦不逊汉唐,不愧为今日列强之首。不久将来,白宫也会出个黑主。等到美帝黑主临朝,你能说,美国人民是“习于黑人统治”?

所以我国元、清二朝是汉民族安于汉家的政治体制,而非习于异族统治!当年北伐战争时,民间舆论曾有句话叫“军事北伐,政治南伐”。满蒙二族之入主,也是“军事南征,政治北征”啊!华夷相安,各有取舍,又何足异?

再者,在传统的东方式的“宇宙国家”(universal state)里,华夷之辨本不以皮肤颜色,或部落主义(tribalism)为标准的。这批洋学者以近百年来西方“民族国家”的政治观念,强为传统东方社会发展之诠释,实是不折不扣的“现时观念”和“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所产生的偏见的最好例证。

西方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有时也有类似的偏见。

清朝末季,中国政府由于禁止鸦片和对外贸易不热心而引起了“鸦片战争”。后来为反对西人在中国内河航行和在内地传教,又引起了“义和拳”一类的群众暴动。为解释这一现象,部分西方学者又把上述理论扭转一百八十度,说中国政府颟顸,无理反对外贸;中国人民愚昧、传统、盲目排外(anti-foreign);所以“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者,非鸦片与宗教之过也。不管鸦片、米片、麦片或尿片,中国政府反对任何一片,这场战争都是免不了的;只要中国人民继续排外,则八国联军、九国联军,也都是必然的后果!

在这些学者看来,哪个国家有像中国那种愚昧和落伍呢?传教为你好,你为什么一定要反对呢?(他们把中国当时的社会经济诸条件,一笔抹杀,他们也不能解释今日美国人为什么一定要反对文明?)大规模的国际贸易,也是为你好,你为何一定要搞出个“十三行”在广州一口,统购统销呢?这种闭关自守的愚昧民族,不临之以坚船利炮,它哪知好歹?!所以“鸦片战争”与“八国联军”者,实是“白人之负担”(Whiteman's burden),为文明进步,振聋发聩,不得已而用之兵也!

可恨的是,中国人生性保守。一百年过去了,现在的洋主教洋牧师还是不能在中国内河航行、内陆传教;那些变相的“十三行”还不是在广州一口,大搞其统购统销?大英帝国的炮艇艇长们,再把铁船开入虎门,轰它两炮,不又可签个虎门条约,恢复五口通商了吗?他们不此之图,而遇事战战兢兢,真把女皇陛下懿面丢尽。约翰黄牛!亦何前倨而后恭也?

不过西方学者持此前后矛盾之论,实情有可原。因为在今日完全商业化了的西方学术风气之下,一些“思过于学”(我不敢说“思而不学”)的学者,标新立异以哗众取宠,原不足怪。何况西人研究近代东方的第一部书,大半都是在炮船上写的呢?他们既未经过五四运动,又无文化革命,这种炮艇史观,一脉相贯,永垂不朽,正表示他们基殖深厚,学有师承!

本来,两国争雄,自相称述,饰辞矫说,各掩其弊。这种刘知几所说的历史学上的“曲笔”和历史家的“厚颜”,原是中外古今外交史家的通病。有的是因为是先入为主的观念——如上述炮船史观——在作祟,而执笔不知其“曲”;有的是因为血浓于水,各为其主,执笔者脸皮太厚,良心太黑,而“各掩其弊”——如西方国家所发表的什么“蓝皮书”、“白皮书”,就是属于这一类。但是不论怎样,芳邻的隔篱之论,正可为我辈闭门造车的冬烘学究做借鉴,启发我们读书的“烟士披里纯”,帮助我们探索治学的新方向。检讨过去,瞻望未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实未可厚非。

但是有高度中西训练的华裔学人,如果乱拾西人牙慧,瑕瑜不分,随声附和,那就不足为训了;如因学术思想之变易而兼及社会行为,那就更不好了。

当年鲁迅、郭沫若辈所诅咒的欧美留学生,该是这一模式里的典型人物。不过这一模式实非欧美留学生所专有,亦不限于“右派学人”,“左派学人”中亦所在多有。

事实上,周、郭二氏由于对西洋学术思想并未真正搞通,他二人在论学治史上,小脚放大的皮相之论,有时即自陷于这一模式之中;因而他们骂起人来,往往反是有点自嘲自讽!

胡适之先生这位科班出身的学者,由于对中学西学都有相当程度的“通”,所以他反而不属于这一模式!真知胡适者,或不以鄙言为过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