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怎样口述的 七九

胡适之先生带我去吃午餐的那些欧洲式小馆子,“晚餐”(dinner)俱甚昂贵;而“午餐”(lunch)则甚为平民化。一杯(或一瓶)老酒之外,也所费无几。胡先生对欧式菜肴,甚为知味;对陈年老酒,品尝尤精,足开茅塞。

这些欧洲式的小饭馆,陈设淡雅,杯盘净洁,情调怡人。记得抗战胜利之初,笔者曾读过一篇《大公报》记者萧乾所写的,题为“黄昏小酒店”的小品。他描写当年在伦敦北郊吃小馆子的情调,说什么“……骨头堆盘中,白巾加膝上;刀叉有序,咀嚼无声……”的悠然气氛,殊令我这位颇有崇洋病的土包子神往不置。

的确,论狼吞虎咽,猜拳行令……然后“起身长揖称多谢,斜倚栏杆挖板牙”,为吃喝而吃喝,那实非我们的“唐餐”莫属。但是如果好友二三人,工余之暇,一起消遣,一杯在手,笑语悠然,为“放松”而进餐,那这种情调,就只有去欧洲式的小酒店中去找了。那里盘洁樽清,菜肴适口,客人闲散,侍者彬彬。宾主低声小语,找两句无关紧要的话儿,娓娓攀来。语有新知,胸无宿虑,真是身心清爽,其乐陶陶。

适之先生是位最欢喜“摆龙门阵”的老人。有酒有客,他的故事便有始无终。酒仅微醺,饭才半饱,幽窗对坐,听胡老师娓娓讲古,也真是人生难得的际遇。笔者少无大志,长好闲书。中西闲书读多了,对胡氏所谈的天文地理、三教九流……也颇能领悟,至少也可使他老人家无对牛弹琴之感。他谈起来也就更有兴致了。

餐毕,如果阳光和煦,我们就慢步走回他的公寓。这时五马路上,公园道中,正人潮如海。有时胡公与我也找个石凳子坐下,对嬉笑而过的金发少女,或摇铃念经的青年和尚,品头论足一番。胡老师兴致好,我们也就踱入街边的中央公园,去旁观一下孩子们的球艺,或欣赏片刻流浪艺人的琴声。这时胡氏对他公寓内的那些烂屁股访客,和“生意电话”,也没有太大的兴趣了。

这样的午餐和偶尔的晚餐,我事后约略统计,前前后后大致有六十余顿。据胡先生告诉我,自康奈尔以后,他还没有这样长而悠闲的午餐之约呢。笔者本人除掉后来在李宗仁先生家吃过一百多顿午晚餐之外,跟胡老师的餐会也是生平无前例的。胡、李二公都是最和善、开朗、健谈而又有说不尽故事的老前辈。遇我之厚,待我之诚,都使我毕生难忘。所以我对这两位老前辈的生平,也可说是所知不少,很多也都是饭桌上听来的。

可惜的是,我和胡先生餐叙之时,因为怕搞坏悠闲的气氛,所以也只是听之谈之,未敢取出小本子加以记录;而笔者又不是个有恒心的日记作家,虽然不是东耳进、西耳出,但是资料未能及时整理,日子久了,也就遗忘了。

胡老师逝世之后,港台两地亲友剪寄有关“胡适”的“纪念文学”,多至数十万言。读后我简直不敢效颦执笔。那时我们自己所编的《海外论坛》月刊虽然也出了个“纪念胡适之先生专号”,笔者也随同仁之后写了一篇纪念适之先生的文字,但是当时的读者读过拙作,一定以为我与“适之先生”,从未谋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