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想到，本来英语水平根本不高的钟南山，竟然一夜之间成了演讲高手。英国专家对如此惊奇的事件，还一时转不过神儿来。一位爵士主动走过来拍拍钟南山的肩膀：“你讲得很好，我请你到我家去谈谈。”

心急的钟南山一边学着英语，一边给他的导师、爱丁堡大学皇家医院的大卫·弗兰里教授写了一封信，表达对这位教授的期待。弗兰里在英国是著名的慢性病专家。钟南山与他从未谋面，但读过他的文章，非常敬仰他。但是一个多月过去了，并没见弗兰里的回信。

弗兰里终于回信了，钟南山看到的是：“按照我们英国的法律，你们中国医生的资历是不被承认的。所以，你到医院进修不能单独诊病，只允许以观察者的身份，看看实验室或看看病房。根据这个情况，你想在我们这里进修两年的时间显然太长了，最多只能8个月，超过这段时间对你不合适，对我们也不合适。你要赶快同英国文化协会联系，考虑8个月之后到什么地方去……”

钟南山火热的心，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一下子不胜其寒。弗兰里教授对钟南山的态度好像一点儿商量的余地都没有。按照他们的看法，中国的医生到了他们英国，也就是参观而已。不仅如此，钟南山看出，弗兰里言语之下，很怀疑他的研究方法。

钟南山让自己的情绪沉静下来，冷静地进行分析：弗兰里对中国不够了解，更看不懂他用中文所写的文章。所以，他不能灰心丧气。

钟南山三思之后，决定亲自去见弗兰里。

大雪弥漫着爱丁堡。对于心情舒畅的人来说，这异国的雪花，平添浪漫和激情；但是对于钟南山，他感到一番出乎一般的寒冷和沉重。

刚过了1980年的元旦，钟南山就乘火车由伦敦去爱丁堡。另一位中国的留学生、已在爱丁堡学习了一个多月的广州中山大学的马健全，到火车站去接他。虽然是初次相识，但是马健全友好地把钟南山接到自己租住的房间！第二天，他们就约见了弗兰里。

与弗兰里教授相约的时间是上午10点，钟南山和马健全在9点半就到了。弗兰里的秘书艾丽丝夫人给他们让了座，并且让他们等一等。

正对面，坐在高背椅上的弗兰里，并没有转过身来，从背影就让钟南山领教了这个英国人特有的傲慢。弗兰里一直用冰冷的后影背对着他们煮自己的咖啡，空气死一般沉寂。

“Doctor…Zhong”，弗兰里语气不解地开口了，仍然没有转过身来，“你想干什么？”

钟南山愣了一下，对着他的后背讲了一番自己的设想。来之前，钟南山将自己的请求认真地打了腹稿。弗兰里对他说：“你先用一个月的时间看看病房还有实验室再思考一下想干什么吧。”弗兰里的言外之意是，你们不是来参观的吗？除了参观，你们还能干什么？

尽管谈话不多，但是睿智的弗兰里体察到背后这位中国人的执着：他要达到自己在英国做研究的目的。

于是，他说了一句成全钟南山的好话：“你有一个中国来的朋友，可以找找他。”他说的这个人，是由世界卫生组织资助来英国进修的中国学者诸君龙。

通过七八分钟的会面，钟南山觉得自己从弗兰里教授那里领到了一份见面礼：去见那位由世界卫生组织资助来进修的中国人。

英国专家虽然傲慢，但是在学问面前，绝无种族偏见。1980年1月5日，弗兰里教授在教室里看见了钟南山，钟南山忙上前施礼。弗兰里忽然若有所思，他双目炯炯地打量了一下钟南山问：“你能不能讲一讲中国的医疗？”

钟南山听懂了弗兰里说出的每一个字。“OK！”他几乎是条件反射般地一口答应下来，他心中的郁闷仿佛也随之遣散了很多。

然而随之而来的，是重重的压力，他要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进行准备。都准备些什么呢？中国的医学、医疗，不要说浩如烟海、博大精深的中医，就是西医，又从何讲起？都讲哪些东西？更何况他的英语水平，根本就无从胜任这样的一场讲解，而且是面对全科五六十人进行讲解。但是，他能说“NO”吗？不能！因为那压根儿就不是他的性格。不能在挑战面前屈服，不管自己背后要承担多大的压力。这才是他钟南山！

“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竟然有那么大的勇气。你让我讲，我就讲。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你给我机会，我就干。”回望当初的自己，他满面春风。

但当时，他心里完全没有底。一般人根本不会接弗兰里这个招儿，因为承担不了这样的压力。而钟南山只是凭着一种心愿：不能让洋人这么小看中国人，一定要把中国医学的优势和实际的情况介绍给他们。

他初步拟了一个8000字的讲稿，准备的幻灯片内容是围绕中国呼吸疾病的特点以及包括中医在内的治疗方法，并请了当时住在同一宿舍的朱老师为他指正和修改。朱老师是上海复旦大学英语系的教师。朱老师很认真地修改了语法的错误，但不无担忧地对他说：“你首先要写得好，这是对的，但是关键得让人家听得懂啊。”

钟南山采用了一个笨办法，把8000字的内容尽可能全部背诵下来！他吃饭时背，睡觉前背，上厕所时也背，不错过一分一秒的时间……

一个多月以后，恰好是中国农历大年三十这一天的下午，钟南山的演讲即将开始。

教室里座无虚席。

弗兰里教授向大家介绍：“一名从中国来的医生，他叫钟南山，将为大家讲一讲中国的医疗。”

钟南山拿着自己制作的幻灯片和讲稿，走上了讲台。他不由得紧张，手有些发抖。

他从中国的传统医学讲起。他讲中医与西医呼吸医学诊断相通的诊断方法，讲中医是如何观察病人舌象的，讲出了两者相通的理论。他说，当肺源性心脏病患者急性发作期，在没有对病人做动脉血气分析的情况下，可以借用中医的这一诊疗方法：观察病人舌头的颜色，以此判断病人缺氧和酸碱平衡的情况。

他还讲解了其他的方面，如中国古老的针刺麻醉。这是中国独有的医学瑰宝，在中国长期运用于临床。

因为钟南山事先日夜背诵，所以讲稿基本上已烂熟于心。他开始时的紧张，随着大家注意力的被吸引，很快就放松了。他越讲越有信心，不知不觉，大半个钟头过去了。

他讲完后，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因为有的内容没听懂，医生们当即提出一些问题请钟南山解答。刚退休的老主任克罗夫顿教授，是一位爵士，他主动走过来拍拍钟南山的肩膀，说：“钟医生，你讲得很好。什么时候，我请你到我家去谈谈呢？”

钟南山愉快地答应了。他心情喜悦，就像打了大胜仗一样。他的辛苦没有白白付出！

在钟南山此次的介绍中，呼研所做的研究全部派上了用场。从1971年到1978年，他研究中国人治疗慢性呼吸疾病、呼吸衰竭的方法。为什么钟南山竟然有胆量在英国专家面前谈自己的体会？就算是背熟了讲稿，那也是“关公面前耍大刀”啊！

因为他牢牢地记住了一件事。

老友相聚

几天前，钟南山有机会去参观病房。他看了一下气管病室，有一位名叫沙特罗的医生，正在那里为病人进行纤维支气管镜的检查。他问钟南山：“你见过这个吗？”钟南山谦和地回答：“我见过。”

沙特罗医生继续向钟南山介绍纤维支气管镜的好处，完全是下意识地以为钟南山根本就没有见过纤维支气管镜。而且，这位沙特罗医生带着自我赏识的意味向钟南山介绍自己，说他已经为400多例病人做了纤维支气管镜检查，所以对气管镜很熟悉。钟南山听后笑了笑，心里有了底，因为他到英国之前，已经做了1500例纤维支气管镜检查，而且做得非常熟练。

“他们以为我们是从原始森林来的。”一名来自巴西圣保罗的进修学生如此幽默地告诉钟南山，“所以，他们认为我们什么都不懂。”

钟南山之所以讲中医舌象，是因为曾有关于一个病例的讨论。

一位患肺源性心脏病的英国病人吃了几天利尿药以后，浮肿的情况消退了，但是表现十分亢奋。钟南山给病人看了一下舌苔，是绛红色的，就是说属于中医常说的阴虚火旺。在呼研所工作时，他遇到过很多这样的病人。他知道，这样的病人可能因为使用了过多的碱性利尿剂，出现酸碱平衡失调，舌象才呈绛红色。他对负责这位病人的英国教授说：“这个病人一定是有低钾血症，要补钾。”他进一步说明原理：“因为病人用利尿剂太多以后，钾丢失严重，所以出现代谢性碱中毒。”

英国同事觉得很奇怪：中国医生怎么会这么认为呢？

那位英国教授于是说：“好吧，我们给他测一测动脉血气和血钾。”结果一测，血气显示有碱中毒，血钾果然很低。病人补了钾以后，过了两天，情况就改善了。英国教授非常开心地对钟南山说：“看来，你这个中国医生还是有点见识的嘛。”虽然是肯定，却还是居高临下的语气。

钟南山的这个诊断，让这位英国教授对中国的医术发生了兴趣。他没想到，一个舌象，会帮上这么大的忙。钟南山在后来对病人的治疗中，还采用了让英国医生更为提神的中医现代疗法：针刺麻醉。针刺麻醉是继承和发展中医医学所取得的一项新成就，它用于胸腔手术镇痛有困难，但是用于甲状腺手术的麻醉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