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病倒了，而且是只能回家养病。他抢救过多少病人？当他染病后，“回家治疗”竟成了最好的选择。让他感到辛酸的，还不是患病本身……

心力交瘁。

当时67岁的钟南山，早年是运动员，之后一直没有间断过体育运动。他的身体素质非常好，无论多么劳累，一觉醒来，就能恢复体力。

但是此时，他第一次感到异常疲惫。上海的会议是有关感染议题的，就是与目前这个特殊传染病有关的会议。他本想开完会以后，回到广州能够休息一下。但是没有想到，事情发生了变化，而且是一直没有合眼。他在上海时，从早上7点开始投入紧张的工作；赶往广州，是晚上9点，再到第二天早上9点时在香港，从香港回到广州又持续工作到晚上9点多，整整38小时。

“这是很关键的时候，我得带头啊。”

钟南山在去上海之前，已经为抢救非典病人奋战了一个多月。“这是很关键的时候，我得带头啊。”他说。

他感觉自己的双腿、双脚从来没有这么沉重过，好像灌了铅，往前走，有点拖不动步子，已不是那个快步如飞的钟南山了。

艰难困苦他不怕，天大的难题压不垮他，然而此刻，疲惫不堪的他，一时间胸中仿佛塞满了莫名的委屈。“国家安危”这样的词儿，像是炸雷，轰轰地敲他的神经。

他仅仅是抱着一个非常强烈的愿望，希望能够尽快把病原体找出来，结果却被误解了……这让钟南山一时难以承受：怎么搞的？连基本的信任都没有吗？

他回到自己的家，那个至少38小时不知他下落的家。家里有常年为他忧心不已的爱人，还有他的孩子们。

他没来得及过多地去想，因为他被病魔击倒了。第二天上午，他发起了高烧，接着就开始咳嗽。他马上拍了X光片，左肺出现了炎症。

当时，广东及全国各大媒体，每天都在争相捕捉与疫情发展相关的信息，尤其是关于“虽是传染性疾病，但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的信息发布，几乎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但是突然有一段时间，好像有关报道又低沉了下去。

据一些媒体的一线记者回忆，当时确实曾经接到过上级的命令，说对非典的报道要降温，要低调。有的媒体甚至被通知暂时停止对非典疫情进行报道。

不少人还记得当时有传闻，说钟南山在宣传自己，哗众取宠。

有一天下午，一直埋头忙碌于工作的钟南山，发现手机上出现一条极其特殊的短信：“钟院士，我们是站在你这一边的。”

尽管钟南山当时并未完全明白这条短信的全部含义，但是他的内心有无边的落寞之感，他感觉出有一些人很明显地远离了他。

稳定压倒一切。

2003年1月28日。钟南山必须马上住院治疗，停止工作。

钟南山如果住在自己所在的医院进行治疗，是最理想的。这里是治疗呼吸疾病的权威医院，有很多他的老战友、老部下，他们都会细心地照顾他。但是，他不想这样。在这样的时候，他不能多为自己想——尤其是他不能躺在自己的呼吸疾病研究所。那样，对整个抗击非典的工作，影响就太坏了，大家的士气会受挫，对病人的影响也会很大。“怎么，连专家都倒下了？”病人会丧失战胜病魔的信心。还有，谁都会知道钟南山病了，万一他的病治疗时间长、很严重，那影响就会更坏。他怕传到社会上去，影响稳定。

“应该尽量找个僻静的地方。”

钟南山的思路如此明晰。

他悄悄地说服了知情的战友和部下，商量了一个结果：住到其他医院去。

很快，钟南山被安排到了一家医院的干部病区。

但不久，钟南山收到一封信。信中提出，因为这个病区马上有一位即将进行肾移植的病人，而且有一位香港的记者会在现场做报道，届时场地会紧张。“医院都很不容易。”然而，此时的钟南山，刚刚卸下担任了10年的广州医学院院长职务。骄阳之下，他感觉像被秋风扫了一下：“难道我是瘟神？”但是，他马上恢复了平静：替医院着想。

于是，他拨通了儿子钟惟德的电话：“爸爸要回家去养病。”

家里。2003年1月29日，钟南山带着病走进家门，爱人李少芬最直接的反应不是自己会不会被传染。她对钟南山又怜又惜又疼，却不敢对钟南山多说半句，怕增加他的精神负担。

她的眼神明净而温暖，就像平时一样亲切地走近钟南山，如同没有发生任何事情。钟南山的心，一下子平静下来。李少芬悉心地安排丈夫在家养病的生活，把他的一切安排好。

在钟家做家务已经十几年的保姆，这时非常紧张。平时，她每天全心呵护这两位她心目中又敬又亲的人，很为两位老人的健康担忧，所以此时掩饰不住自己的情绪。钟南山一进门，她就把所有的衣服都给他换了。房间的布置，是提前就已经安排好的，为了方便每天护士到家里来给钟南山打吊针。

钟南山平时的忙碌，是常人难以想象的。除了睡眠，他一刻也不能清闲，几乎很难静下来想一下自己。

此时，他躺倒在自家的病床上。苦闷、真真切切的苦闷，如乌云翻滚，袭上心来。他胸中的郁闷，一时不知该如何排遣……

尽管心情不好，但是让钟南山有所欣慰的，是他感觉自己的病不太像非典。因为非典病人呼吸很困难，很多病人都是这样；而他的感觉，并不严重。

他只是感觉身体异常虚弱。在家里吊了5天针之后，他决定去复查一下。

复查之后，查看胸片，他惊喜不已：肺炎的阴影没有了！5天的吊针，全部用的是普通的抗生素。钟南山心中有底了，他的病，不会是非典。

钟南山是以疑似非典病人的身份回家的，但是李少芬没有把他当作一个传染病人而嫌弃或者躲避他。钟南山有博大的心，很多事情时常被忽略不计，但是这几天妻子所做的一切留在他心里，在他的记忆里是那么细致、清晰。

钟南山回到家后，李少芬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平静地对他轻声细语，帮他把身上所有的衣服都脱下来，然后叫他洗澡。以后，她就再没有让钟南山出门，让钟南山安静地养病，也不让别人来看望，除了一些不得不见的领导，还有护士。

所有电话，她不让他接。包括当时有一位领导问钟南山去哪里了，她说他出差了。她还做一些容易消化的食物给他吃。钟南山的感动在心中静静地泛起。在他最需要挺住的时候，能够真心照顾他、疼爱他的，唯有患难与共的妻子。

钟南山复查的结果，让李少芬放下了一颗悬着的心。但见到钟南山当时很虚弱，手里拿着东西都会不自觉地掉到地上，她就让钟南山又休息了3天。之后，她很不情愿地同意他去上班。

当时，对非典病人的治疗情况已经显示出，大剂量的抗生素无济于事。事实触目惊心地摆在眼前：非典，不是普通的肺炎。它向世人狰狞地宣告：传统治疗手段，无效！

一场大病，使钟南山的身体虚弱不堪：“我觉得非常疲惫，就像搬一座大山。”不得已，他又在家里休养了3天，然后拖着乏力的身子，往呼研所去，因为那里是战场。他的心，牵挂着他的呼研所，担忧着病人的安危，更担忧着疫情蔓延的凶猛势头。几乎每时每刻，他都在想，怎样才能找到控制疫情的办法？

走进办公区的楼道，他尽量让自己显得没事，像没有“大病了一场”的感觉。他习惯性地用手向脑后梳理了一下头发，尽量像平时一样步伐有力、面带笑容。知情的部下见了他，既惊又喜，他们克制着眼泪说：“所长上班来了！”8天后，出现在部下面前的他，整整瘦了一圈。他们还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领导如此憔悴，但是钟南山脸上的神情，显得很有力量。绝大多数同事不知道他得了肺炎，只是知道他因为身体不太舒服，所以没有上班。

“所长来上班了！”整个呼研所医务人员的心，安稳了。钟南山又开始了他繁忙的一切。

可是，办公室的同志惊讶不已：钟南山手上拿着的东西，不知不觉地往地上掉，而他自己却没有察觉。所长的身体竟然虚弱到如此地步！这个样子，怎么能工作？何况还要进非典病人的病房！

钟南山低沉、和蔼却不容分说的语气是他们所熟悉的，根本没有他们劝说的余地。白大褂、口罩、帽子……他们帮助钟南山往身上穿，就像一件件、一层层穿在一副根本不用担心摇晃的铁架上。

穿上防护服，钟南山和其他所有医生一模一样。然而，他的战友能分辨出他，期待着他的病人也能分辨得出。一位病人这样说过：“我知道，那是他，尽管我非常难受，意识模糊。因为我的心，在他面前，踏实下来了。”

与战友们一起抢救非典病人。右一为钟南山

在钟南山生病前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电视观众、普通百姓，那些在艰难时期习惯“听钟南山都在怎么说”的人们，突然在电视上、在其他媒体上找不到他了。北京的很多市民，每天都在关注非典疫情、关注钟南山。因为他们知道非典在广州肆虐，钟南山是广州的专家，他说的是一线的消息，是新发的病人和来自病房的事情。但是就连媒体的记者，也奇怪为什么这么多天，都没看到钟南山的影子；那些能找到钟南山的人，就急切地询问他的消息。

钟南山呵呵地笑笑：“我不过有点儿不舒服，现在不是出来了吗？”

2003年2月11日，为了安抚民心，钟南山受命，在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的记者见面会上，面对媒体，讲解非典的发生和病人的发病情况。这次，钟南山为了国家，讲出了自己必须负责任的一句话。

他以自己院士的声誉做担保，告诉大家：非典并不可怕，可防、可治。

2014年年初，钟南山家里大搞卫生。当擦拭客厅的门时，协助打扫卫生的保姆看见在门的木框上侧有一颗已生锈的钉子，准备拿钳子把它拔掉。钟南山的夫人李少芬说：“这就是11年前给钟南山打吊针时挂瓶用的钉子，留下做一个纪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