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究竟还会出现多少病人、究竟疫情会到何时、还将有多大的风险需要承当？

对这一切，谁能预测得出？答案究竟在哪里？

2003年3月初，是非典最严酷的时段，也是最为岑寂的日子。不知去路有多远，不知归路为何处。

广州6家专门用于接纳非典病人的医院已不堪负重，一批又一批医务人员倒下去了。

对于大多数医务人员来说，治疗和控制非典的办法，都是临阵磨枪。

据有关资料记载：2003年3月17日，广东全省累计报告的非典病例在这一天首次突破1000例。

呼研所，一个坚固的阵地，倔强峥嵘。全体勇敢的医务人员临危不惧。

吴华重回一线。呼研所病倒的医务人员，在经受痛苦的闯关。仍然有人在病倒。

呼研所先后共有14名医务人员被感染击中。整个广东，抗击非典的医务人员紧缺，已经到了危急关头。

一线在告急！

各大医院在告急！

“把重病人都送到我这里来!”在如此危难之际，钟南山果决的声音，像攻城的大炮，为整个战役的胜利，开辟了通道。

这句事后被无数家媒体，尤其是主流、权威媒体迅速传播的豪言壮语，有着深厚的社会根基。

英雄主义，无论任何时代，战争或者和平时期，都是贮藏在人们心灵中的火种。即使平庸的人，它仍然会潜在其心灵的最底层，它会敏感于光明的召唤。

真实在表面，也在最深处。

在当时那般危急的情形之下，钟南山，只为铁肩以担。

巍然挺立

他说出了这句冒险的话，其冒险的程度，又如何测量得出？

钟南山为什么非要如此挺身而出？吴华主任最清楚底细。她爽快地回答：“是啊，我当然清楚，责任心嘛。”

呼研所，挺立的呼研所，服从命令、顽强不屈的呼研所！

呼研所全体人员尊重钟南山，却不会苟同于他。科学、民主、融洽的气氛，充盈着这个集体。

当呼研所上上下下的人都知道了所长向上级主动请缨：“把重病人都送到我这里来”，大家就清楚了，“我”，就是呼研所，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

自从广州各医院的非典病人越来越多，就有重病人不时转到呼研所来。但是，转来的病人常常是生命已经到了底线，到了一息尚存的地步。

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在适当的时间合理使用皮质激素，合理使用呼吸机。钟南山的叮嘱被大家一一记牢。

“中山二院过来的病人，病情挺重的。终于醒了；中山三院过来的那个病人，病情也挺重的。都是从大院过来的，病情都那么重。”眼看着病人越来越多，而转过来的病人病情都是这么重。面对着命悬一线的病人，“回天乏术啦！”吴华这样描述。

当重病人被抬过来的时候，他们的手硬邦邦的，神志不清，脑神经也出现了问题，一下子也无从判断他们是否被真菌侵犯了大脑，或者是不是由非典引起了脑部的病变。

必须赶快给这样的重病人脱去身上的衣服，但是衣服已经脱不下来了，病人的四肢都不能打弯儿了。最后，他们只好把病人的衣服剪掉。

“不能到这个地步才送过来！不能前脚送进来，后脚就被抬出去……”

钟南山的提议被上级采纳之后，马上就有病情不是极重的病人，被送进呼研所来了。

“我这里是广东呼吸病专科研究所，不送这儿来，送哪儿去？我应该承担，我应该负责。”这就是钟南山唯一的想法。

每当回想此情此景，已经年近八十的钟南山，都对广东省相关的领导，在当时能够同意他的此番请求，表示万分感激。这是领导干部的重大决策啊！钟南山纵然胆量齐天，如果没有中共广东省委领导的批准，也不能如愿以偿，至少会阻力重重。

呼研所的医生和护士抽出人手，到各医院去把非典病人接来。

到处缺人，极缺医护人员。

可是他们到那些有病人的医院，去接病人回来的时候，有的医院并不像他们这样亲力亲为，有些医生或者护士是隔着门看病人的。当呼研所的一个主任跟一个主治医生去一家医院拉病人时，有个护士就是隔着门去看病人。吴华这样回忆说。

中山二院和中山三院是医务人员被感染的重灾区。当大批医务人员倒下去，幸存者、那些未被感染的医务人员，仍然能够坚持在一线工作，已经是战胜了惊骇，超常发挥了。

女医生如果只有两个人的时候，抬担架是非常吃力的。男司机往往帮助一起抬，但是在上担架之前，三个人抬仍然很艰难，因为不是只抬病人，还有随着病人移动的救护仪器、针剂。

房间里好似低回着悲婉的重音……

钟南山回忆那一幕一幕——

“那个时候的感觉，看到自己的骨干一个一个地都倒下去了，非常难受，又觉得现在真正的办法也不多，而且还要继续抢救病人。”

钟南山的团队，终于化解了危局，终于挺过来了！在当时严酷的境况之下，整个团队的治疗没有出问题，预防没有出问题，何其不易？

当时发生了一件事，就是有两个来自内蒙古的患病姐妹前来呼研所就医。在平时，这是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情，但是在2003年3月，那是呼研所抗击非典最艰难的时刻，这两位姐妹千里迢迢慕名而来，深深打动了医务人员的心。对呼研所来说，这件事，成为他们心头永远的最生动的风景。

距离那么远的普通病人，都投奔他们来了！呼研所已经疲惫不堪的医务人员，突然被强烈地激励了一下，干劲又回到了身上。两个远道而来的姐妹，深深唤起了他们心中作为医务人员的价值与责任的神圣感，他们受到如此的褒奖——病人，需要他们。

这两位从内蒙古来的姐妹发着烧，有肺炎，不知道通过什么办法，骗过了机场的安检，从呼和浩特飞到广州，然后直接到呼研所来了。

当时，两姐妹的病情已经很重了，其中一个马上就插了管子，做人工呼吸。但两个人后来都完全病愈了，她们很开心。

2003年3月底，就在最为艰难的时刻，出现了一个转机：由于上级卫生部门及时送来了面罩和全身防护服，医护人员得到积极的隔离和防护，非典病例在广东开始下降了，非典病人真的开始减少了！

呼研所被感染的医生和护士也都一个个逐渐恢复健康，陆续上班了。有一个是其他医院的医生，病情最重，骨头都坏损了，差点儿没救治过来，恢复了好长时间，幸好没有落下残疾，后来还回单位上了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