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3月，陈冯富珍要急切见到钟南山的心情，几乎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她要了解对非典的防控措施，可是……她一方面要应对香港民众的批评甚至指责，另一方面焦灼于同广东省卫生厅“联系不上”。

陈冯富珍，于1978年加入香港卫生署，并于1994年6月开始担任香港卫生署署长，成为香港卫生署首位女署长。在2003年8月出任世界卫生组织人类环境保护局局长，主要负责传染病防控事务之后，陈冯富珍在国际上赫赫有名。

谈到对陈冯富珍的印象，钟南山评价说：“她很有工作热情，也很善于协调。一开始对SARS也同样是预料不足，但是她有一条，就是比较尊重事实。”钟南山在非典期间，一共与陈冯富珍约见过两次。

钟南山第一次会见陈冯富珍，是在2003年3月。她向钟南山了解广东非典疫情发生、发展的情况以及广东的对策。

香港是从2003年3月份开始出现非典疫情的。当时，广东抗击非典到了白热化的程度，香港对广州的情况已经有所了解。

香港民众对陈冯富珍有责难，批评卫生署延迟对非典疫情消息的发布。香港民众听到非典疫情暴发，就开始打电话咨询如何防治、如何救助。因为当时大家对疫情缺乏足够的认识，所以给予的答复不太令人满意，对疫情的严重程度也没有解释到位。香港卫生机构的人也并不了解广州的疫情。

杨伟强是香港卫生医管处的处长，受到香港民众的批评，说他的工作不得力，通报不及时。

陈冯富珍急切地想见到钟南山，了解防控非典的措施。

陈冯富珍此次终于得到了详尽、真实的第一手材料，而且包括成熟的治疗经验。她对钟南山心怀感激地说：“你为香港防治SARS做了很多的工作，非常感谢你！我们今后要多加联系。”

在关于香港媒体非典期间的资料中，有一份2004年1月13日出版的《明报》，上面刊登了一篇文章，讲到陈冯富珍激烈表述在2003年非典期间，香港如何难以从广东得到真实的疫情消息。

文章援引陈冯富珍的表述，说早就对广东不寻常的社区严重肺炎非常忧心，并用尽所有办法搜集不同的疫情消息，自己“做事尽心尽力，问心无愧”。

对陈冯富珍的态度，钟南山一点儿也不感到奇怪。对非典疫情的真实情况，当时广东省卫生厅不知上级的口径，所以仍然处于“不敢乱讲”的状态。在这种情形之下，陈冯富珍的愤慨实在是不足为奇。

另外，香港的记者来访，到广州了解非典疫情，当时所有被采访的对象都不太敢讲非典的情况。

香港方面从听到非典疫情，就开始关注经常在媒体上如实介绍疫情的钟南山，并且非常关注他对病原体——冠状病毒的介绍。所以，香港的一些媒体通过各种渠道，采写钟南山的情况，尤其是他的言论，都给予大篇的报道，配上大幅的照片。

当时香港记者采访钟南山，喜欢挑一些不同的观点去作报道。钟南山通过看一些资料和报道，发现香港大多数记者是尊重事实的，所以，他总是非常诚恳地向他们讲述当时非典的情况以及正在采取的措施。

香港记者对钟南山很友好，很相信他，一有新的问题来了，就一下子都来找钟南山问个究竟。从那个时候开始，钟南山的思想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他看到，香港的媒体大多数是实事求是的，尽管他们的观点不同，但是他们的报道是客观、真实的。钟南山越是真实地和他们讲，他们越是如实报道，这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正因为建立了互信关系，他和香港记者相处得非常好。他们很信任他，他也很信任记者，直到后来都是这样。在当时，尤其令钟南山欣慰的，是温家宝的态度也是主张跟香港的记者谈事实。

相互信任是很重要的，但是首先自己要诚恳。钟南山举了一个例子，就是2004年的年初，在广州有4个人出现了非典症状。这是继2003年春天之后，第二次出现非典疫情。紧接着，又出现第五例疑似非典病人。

在呼研所，当时所有香港媒体包括电视台的记者都围过去了，但后来所里请他们走了，说是钟南山不见他们。

为了这件事，钟南山的心情很不好。他想了半天：为什么记者们特别注意这一非典复发呢？一般来说，世界卫生组织认定，只要在一个地方发生5例，就说明疫情复发，那就不得了啦。要是2004年年初再来一次非典，那么，对内地包括香港的经济都是太大的压力，所以记者特别关心这第五例到底是不是真的非典病人。

第五例病人是一位高中生。钟南山仔细地给他看了几次，做出了一个初步的判断：应该不是非典病人。于是，他就主动向呼研所提出来，现在我们不跟香港记者讲，他们回去后，说不定会大做文章，说内地又开始搞隐瞒了。

因为如果出现5例非典病人，这样的事实成立，就说明非典疫情复发了，符合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五个以上就是疫情的标准。

情急之下，钟南山当机立断，向相关人员提出建议：“请你们打电话把记者全部叫回来，让我跟记者谈。”

等把香港记者全部请回来，钟南山开始向他们详细说明第五例病人不是非典病人。他用幻灯片很快说明了这个病人的病理，证明那个病人得的不是非典。这些记者听完以后就回去了，第二天如实作了报道：在广州发现的第五例可疑病人现在被排除了。结果，气氛一下子就缓和了。

2008年，钟南山满含深情回忆着往昔的情景。窗外还是那风，还是那绿绿的树丛，一片片绿叶沐浴着晴朗的阳光。

钟南山在香港讲过几次课。第一次是在2003年3月份。香港生物科技协会的两位主席说，钟教授，你能不能到香港给我们讲讲非典的情况？钟南山欣然允诺。他在去日本参加学术会议后，直接飞到了香港。

那天一大早，600多名医生来了。香港的医生都很喜欢听钟南山讲课。钟南山详细地讲解了非典从一开始被发现，到暴发，特别是控制疫情方面的经过。当时是3月初，香港刚刚出现非典疫情，所以医生们听得非常认真，而且问了很多的问题。

钟南山尤其向香港的医生们讲解了皮质激素的使用规则：第一，用于适当的病人；第二，用在适当的时间；第三，控制适当的剂量。

如果做到这三条，效果是很好的。香港医生们一一记下了钟南山的讲解。

后来，在用于非典病人时，香港有一些医生还是把皮质激素的剂量提高了5到10倍，虽然他们基本上都是按钟南山的思路去做的。当时，钟南山没有来得及写出这次讲课的内容，只是即席发挥，因为是转道去的香港，没有带更多的资料。然而令他欣慰的是，课后，香港中文大学的医生结合他们自己在威尔士亲王医院收治120多例非典病人的体会，接连开了几天夜车，详细地写了《非典病情病例的报告》，并刊登在了《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

钟南山与陈冯富珍的第二次见面，是一次紧张而深入的商谈，讨论香港如何防治非典、应采取哪些具体的措施。陈冯富珍悉心听取钟南山的建议。

当2004年春天非典再次出现时，由于钟南山与广东非典专家组一直是有防备的，所以大量的工作用于对付可能出现的非典第二次发作。

不仅如此，非典之后的两三年时间里，钟南山与广东的其他专家及他领导的科研人员，一直对该病毒做跟踪实验，甚至是生物室的实验。结果是：一切都证明，2003年，他们认定病原体为冠状病毒是对的。

当时有人对钟南山说，非典灾难都过去了，事实已经证明你做的是对的。这些带有总结和反思甚至自我检验性质的实验，做与不做也没什么关系了。但是，钟南山坚持认为：“不是这样的！非常有必要！”

在科学的问题上，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钟南山永远不会有半点儿含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