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病原之争

呼研所的发现,与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两个结论相同,但呼研所提前了5天……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人由衷地为这句话叫好。至2008年,它整整伴随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风雨坎坷!而在2003年,人民共和国亲历了一场活生生的历史检验!

对于非典病毒,是衣原体还是病原体,是细菌还是病毒,在一场学术领域的争论之下,是千百个病患的生命何去何从,是浩大空前的疫情该如何战胜。

钟南山没有顾及“反对”的风险,没有顾及名声的代价,他毅然决然提出相反的意见。他顶着莫大的压力与委屈,挺直了科学家的脊梁。

钟南山的发现——病人的咽部没有流感症状,使这场争论,形成了交锋。


病原之争

广东以钟南山为首的专家们,始终不渝地在进行关于非典病原的研究。2003年4月11日下午,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拟在次日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非典的病原——…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在广东被证实。

4月12日,广东媒体在重要位置刊登消息,首次公布在广东的非典患者身上找到的病原体是“冠状病毒”。

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宣布,经过全球科研人员的通力合作,正式确认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是引起非典的病原体;因为把从非典病人身上分离出来的冠状病毒接种到猕猴身上,猕猴出现了和人一样的非典型肺炎。建立了动物模型是证实病原体的“金标准”,就像癌症确诊的“金标准”是病理切片的报告结果一样。

这是全球发生非典疫情以来取得的最有价值的阶段性成果。

因为使用抗生素的治疗方案已经是呼研所实践过的,没有效的。按这个方法去治疗,很多非典病人都要死的。

面对生与死的问题,非典中的钟南山无从让步。他坚持着自己的观点,那都曾经是怎样的心焦如焚!

钟南山能够坚持己见,是因为他对自己坚持的东西实践过,他在用实践后的事实说话。

按国家已经公布的方案去治疗非典病人,即使错了,谁也不用背负责任。反正全国统一执行,这是国家的权威机构发布的啊。这样报道出去了,全国就这样去做,不用再去探索了,将来出现什么问题,不用任何一个专家来承担责任,当然,也不用他钟南山来承担,因为错也错在国家。

钟南山恰恰没有这样明哲保身。

但是,反过来说,他自己坚持的万一错了呢?他不是就把自己所有的声誉都搭进去了吗?“人家就会说,国家的声音、权威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都是这样定的,你钟南山为什么不按规定去做?你看你现在才知道错了,你这是怎么一回事?”那是要承担罪责的,是道义和良知的谴责。当时,钟南山一连几天沉默寡言。

由于他在不同场合表白自己严重的担忧,表明自己坚持不使用抗生素的观点,本来就与他持不同意见的人,远离了他这门“大炮”;认为中央电视台代表中央的声音、不能“违抗”的人,更是对他退避三舍。钟南山深深感觉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一时间饱受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此时此刻,他惊讶,几十年来,他听党的话,跟党走,对党始终坚信不疑,但是,对党忠诚岂能是盲从?

在沉重的挑战面前,他没有回避和退让,没有选择推卸自己的责任。他选择了最艰难的办法,把压力扛在了自己的肩上。

在2009年为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中组部、中宣部等11部门联合组织开展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中,钟南山当选。其中,对钟南山有这样的评语:在抗击非典战斗中,他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主动请缨收治危重病人,全力以赴地精心制定医疗方案,以医者的妙手仁心挽救生命,显示出了科学家治学严谨的作风与高度的责任感。在关系抗击非典成败的重大问题上,他能置自身荣辱得失于度外,力排众议,坚守科学家的良知……

谁能掂出这评语之下千钧的重量!在当时的情况下,钟南山顶着何等沉重的压力,忍受着多少不被理解的委屈。

2003年,中国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疫区和旅行的限制地,几乎所有的旅游活动、商务活动和政务活动受到限制。那一年在广州举办的一年一度的春季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虽然照常进行,但是人气冷落,透着压抑。

北京、上海与全国其他地区,由于惧怕感染非典,纷纷在县与县、村与村之间封路,如同画地为牢,老死不相往来。不见物流和人流,经济的流动、生活的运转何堪?社会稳定问题已是迫在眉睫。

一声咳嗽,四座不安。在广州出现这样的笑话:一个员工在早晨给老板打了个电话,报告自己好像有点儿发烧。老板即刻被吓得要死,马上批准这个员工请一个星期的假。当时有人一发烧,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去医院,社会为此承受了重大的资源浪费。

2003年5月初的一天,钟南山肩负着沉重的使命。他要说服各界,说出在一线控制非典疫情的真实情况,以便尽快遏止错误的决定。

北京长安街往常上午9点左右,都是车阵云集、川流不息。当他途经长安街,复兴门、西单、新华门——5分钟、10分钟,0米甚至500米……竟然只有一两辆机动车飞驰而过。他顺手取出随身携带的相机,拍下了这一历史的镜头。

在整个社会处于恐慌的状况下,确实需要权威的声音来压惊、稳定人心,但是当时这个权威的声音,说是要采用抗生素进行治疗。这是无效的治疗,跟实际情况恰恰是不符的。

2003年5月初的北京,正被SARS魔疫包围着。当听说非典的病原是衣原体,可以用抗生素治疗、“并不可怕”,各阶层都大大松了一口气,缓解了一下一直绷得很紧的神经。

北京一度冷落的大小餐馆,开始有了客源;商场、集贸市场、电影院……本来已经冷落不堪的场所,开始出现人流。特别是国内和国际航班的售票处,又恢复了些许忙碌。人们试探着开始如常的生活。

这就意味着,要孕育更大的恐慌!老百姓一旦恢复各种活动,放松警惕,岂不是会出现更多感染?

很多专家逐渐认识到,如果非典的病原确是衣原体的话,患者只需服用红霉素等普通药物,即会产生效果。衣原体肺炎一般呈散发性,即零零星星地发生,流行的可能性不大,死亡率也不高。

最先认定“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为衣原体”的,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学首席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洪涛。他于2003年5月下旬,诚恳地对记者说,他自己一生中遇到很多挫折,作为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上遭遇的大多数是失败,很少遇到成功。为此,他告诫身边的学人,不要气馁,遇到挫折、批评,还要继续走下去。

洪涛院士将自己通过电子显微镜,在几例非典病人尸体的标本试验中,没看到冠状病毒,而是分离出衣原体的事实和盘托出。他承认:“很多医学研究者情绪浮躁,包括我们自己。”他当时观察的非典患者,死亡后引发衣原性继发感染,所以,他分离出了衣原体。当然,洪涛院士没有作假。

科学家的本职是从事科学研究。科学研究是允许有误差的,何况科学研究是一个从谬误走向真理的过程。科学家以及科学结论,为什么如此影响中国的公共卫生决策呢?

洪涛院士生于1931年7月,从事医学病毒学研究半个多世纪,曾主持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病毒病理和生物医学超微结构实验室,在成人腹泻轮状病毒和出血热病毒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世界领先成果。从2003年2月7日开始,他投入非典型肺炎病毒研究。他通过电子显微镜,观察到非典病人的尸检肺标本上有衣原体,随即于2月18日向社会公布了这一研究成果。

回顾当时的情景,洪涛院士说,自己曾要求媒体宣布他的发现时“要留有20%的余地”,但实际发布时“余地还是留小了”。留有余地是洪涛院士的主观意愿。在当时事关紧急的情形之下,洪涛院士所代表的是权威话语,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主流媒体就势迅速报道:“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基本可确定为衣原体。”“衣原体之说”从此成为官方宣布的“非典不可怕”、“已经得到控制”的一份“医学证明”。

但是,2003年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宣布,经过全球科研人员的通力合作,正式确认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是引起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

虽然洪涛院士的结论曾获得官方认可,但由于他仅仅观察了几个死亡之后的病例,而并不是非典病人在患病期间的真实情况,根本没掌握一线证据,就确认衣原体为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一直亲历抗击非典战斗的广东医疗界人士对此无法认可。钟南山尤其觉得:这个结论没有依据。

2003年5月,这个中国医学科研领域最大的公案——衣原体、冠状病毒之争落下帷幕。洪涛院士的结论被证明是错误的。他对记者纠正说,冠状病毒是非典型肺炎的元凶,通过基因分析,对于这一点非常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