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的真相是这样的——

疫情还在蔓延，

医护人员的防护没有到位，

病原体还没有找到！

一门“大炮”，架在世卫组织专家组北京记者招待会现场。钟南山的真话，令人骇然……

2003年清明节，钟南山匆匆地与家人一起，进行每年一次的为父母亲扫墓。

“爸爸，怎么办？我想说出事实，可又不能……”他的双手下意识地握在胸前。面对父亲钟世藩的陵墓，钟南山竟喃喃低语。他从来没有这样过。

往年在这扫墓之时，面对曾经为祖国的医学事业呕心沥血、已长眠九泉之下的父母，他从来都是默默不语的。

面对真实而严峻的疫情、大批大批倒下的医务人员……钟南山骨鲠在喉，胸中郁闷，难道无语问天？父亲钟世藩是他心灵中正义、良知和真理的化身。

此时，站在一旁的钟南山的夫人李少芬，怜惜得心如刀割。

钟南山无比思念父母。此时，他只觉得自己迷惘、困顿、挣扎，痛苦得不能言表。无言的父亲啊，您能为儿子指明一条道路吗？钟南山多么期望父亲钟世藩的风骨，在冥冥之中指引着他啊！

时值2003年4月，非典疫情尚没有得到控制，却有权威声音说“已经得到控制”。如此相反的说法，让钟南山心焦如焚。

2003年4月中旬，当广州市民的紧张感，开始有了些许缓和，北京以及全国的紧张气氛，却达到了巅峰。

北京的百姓因不知非典疫情到底有多重而越发惊恐；政府官员更加忧心的，则是疫情的蔓延会影响社会的安定。

疫情是全人类的事，需要全人类携起手来共同对待。疫情是不能不报告的啊；否则，全人类就可能因此堕入灾难。这是钟南山的心声。

钟南山把这一切看得很真切，他忧心不已！深重的责任感压得他透不过气来。

自从2003年3月底世界卫生组织官员伊文斯一行在考察广州非典防治情况之后，转道北京，中外记者就早已闻风而至。对于伊文斯非常兴奋地讲述发现钟南山的过程，各路记者更是云集一处。

在伊文斯的记者招待会之前，北京先行召开了一个大会。在这个会上，伊文斯及其一行，得到了代表中国政府的相关负责人所发布的“正面”消息：我们的非典疫情得到了控制，医务人员的防护已经到位，病原体被找到了……

伊文斯对此很是欣慰。

世卫组织官员到达北京前，上述“正面”的消息已经在中华大地迅速传开。其时，钟南山为首的医疗团队依然在广州继续控制非典疫情。钟南山着实为这样的权威发布，捏了一把汗……

北京发来通知，要求钟南山前往北京，去参加此番为世卫组织官员和中外记者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会议准备分两天进行。

2003年4月10日，赶到北京会场的钟南山首先被卫生部相关领导、有关新闻管理部门召见。他们预先向他打招呼：不要讲太多；关于非典病人的情况，可以说有的医院作了转移。当时，一些境外记者已经听说国内出现了很多非典病人。

上午10时30分，新闻发布会由国务院新闻办主持召开。会场鸦雀无声，一片肃然。来自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镜头，此刻高度聚焦。钟南山的声音由这个会场向各个国家及地区辐射：“作为一名医生，我觉得这次跟世卫组织的合作和交流是很愉快的。”

他郑重地介绍：“我们实际上共同交流了三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对非典病人的诊断和治疗问题，第二是有关流行病学的一些规律，第三是对病原学的探讨。非典型肺炎到目前为止，50%以上的病人出现在广东。世卫组织对广东是怎么诊断和治疗的，特别是早期的治疗，以及在降低死亡率方面，都非常感兴趣。”

在这样的场合，世卫组织一位专家随即表态：以钟南山为首的广东专家组摸索出来的治疗经验，对全世界抗击非典型肺炎具有指导意义。这是对钟南山以及广东专家组的努力，给予的结论性的评价。

钟南山告诉到会的各位记者，他与伊文斯一行做了很好的交流。短短5天，他们之间建立了友好的关系。钟南山说，希望以后中国与世卫组织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共同面对人类的疾病。

果然，钟南山话音刚落，就有境外的记者向钟南山提出关于患病人数的问题。钟南山于是认真执行了上面领导的意图，他说：为什么有一些病人我们没有发现呢？因为当时有的医生不是搞这一行的，识别不出。听了钟南山这样的解答，疑惑的记者更是穷追不舍。钟南山站在政府的角度，进行了认真的解释和沟通。此时，他的心愿是“为政府说话”。

钟南山还解释说：“作为专家，我觉得这个病可以控制，只要隔离得好就可以。现在，我们中国这个病，你们也听说了，很多地方已经蔓延得很厉害了，但是公开报告的数字比较少，为什么呢？恐怕你们要理解：有一些病人转移到了其他科，而这些科又不是呼吸疾病的专科，所以病人在这样的科里接受治疗，首先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够确诊。”钟南山此番婉转的解释，目的是想回答记者所质疑的病人发病率的数字，到底属不属实，而不属实又到底是因为什么。

第一天的新闻发布会总算过去了，用钟南山的话说是：“就这样解脱了。”

第二天按计划照常开另一个新闻发布会，这次比第一天的规模小，会场上只有70多人。记者主要来自日本、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虽然规模小了，但是记者的发问“攻势”显然比第一天更加凌厉。会议一开始，就有几名记者进行发问，而且提出的是和第一天同样的问题。很显然，这些记者对第一天得到的答案并不满意。

这时，记者的提问更加直截了当，直接提问钟南山：“那么按照你们的看法，是不是疫情已经得到了控制？”

在第一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政府部门的领导听了钟南山高水平的答记者问，已经是放心了，松了一口气。所以第二天，在座的领导人数比较少。然而，面对各位记者反复不断地盘问诸如此类的尖锐问题，钟南山终于忍不住了：“什么现在已经控制？根本就没有控制！”

整个会场一片哗然。

他这门“大炮”开了腔。他的一位朋友坐在旁边，不由地擦了一把脑门儿上的冷汗。

钟南山继续开口说话，整个会场霎时间安静下来：“最主要的，是什么叫控制？现在病原不知道，怎么预防不清楚，怎么治疗也还没有很好的办法，特别是不知道病原！目前病情还在传染，怎么能说是控制了？”

掷地有声

他掷地有声地扔出了一句话：“我们顶多是遏制，不叫控制！”

他如此鲜明地讲出了这个观点，记者们就继续提问。有个外国记者问：“中国医护人员的防护有没有到位？”钟南山立刻回答说：“没有！”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医护人员的防护都没有做好，何谈控制疫情呢？钟南山当时还讲了这样一些看法：“一个是我们要对病原菌进行更多的研究，医护人员要加强防护；还有就是我们要进行更多国际之间的交流。”

中外媒体聚焦

钟南山讲过这些话之后，第二天，境内地方媒体都作了报道，香港各家媒体也都刊登了钟南山的有关言论。北京的媒体却没有动静。

按钟南山的看法，那个时候本来根本就不会叫他去北京的，之所以叫他去，是因为世界卫生组织的人来了。他们到了北京之后，就讲广东做得如何好，钟南山教授的工作不错。所以，北京的相关领导认为既然这样，那就叫钟南山来吧。但是第一天，北京方面的有关领导就交代钟南山“讲话要注意一下”，这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2003年4月14日上午，来到广东考察的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与广东医疗专家座谈，他说出了一番全国百姓都聆听到的话：“我们很揪心，既为我们的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受非典型肺炎的严重威胁感到焦急，同时又为我们广大医务工作者做了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工作，使得许多患者尽快地恢复了健康而感到欣慰。”

胡锦涛在张德江、黄华华等时任广东省领导的陪同下，来到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看望来自23家防治非典型肺炎的一线医院代表，并同他们仔细地座谈。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将这一消息传遍全国。

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院长叶广春，是此次座谈会指定的发言代表之一。他向胡锦涛汇报了广医一院呼研所收治危重非典病人的治疗经验，特别提及许多医务人员放弃了休假、舍弃了家庭生活，冒着生命危险近距离抢救和护理病人。他说，早期在重症监护中心工作的医务人员，每为一个危重病人做气管插管，就有两三个参与抢救的人被感染。但是，白衣战士们没有畏惧、没有退缩，病倒康复后立即重返岗位，前赴后继，大家都无怨无悔。而且，广东省所有医务人员都是这样做的。

叶广春的汇报过程很短，胡锦涛听得非常仔细。叶广春汇报完毕，等着胡锦涛作指示。没料到，胡锦涛却指着他说：“我看你言犹未尽，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胡锦涛一句话点中了叶广春。他当即提出了骨鲠在喉的国际大协作问题，这正是钟南山自非典出现以来深深的期盼。叶广春说，非典型肺炎是一种关系到全人类健康的疾病，必须发挥大协作精神，进行包括省内外和世界各国的合作。

胡锦涛沉吟片刻，然后说道：“大协作!”

欣喜不已的叶广春，待会议一结束，赶紧拨通了钟南山的电话。没等叶广春讲完，喜出望外的钟南山就连连地说：“我真是非常高兴!”

广东的专家，终于盼到了这一天！

搞国际协作，钟南山终于实现了初衷啊。

他挂上叶广春的电话。身边一片寂静，他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按照钟南山的观点：第一，对付非典需要流行病学，首先是病原学和临床方面的密切协作。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找到它的病原。对非典的防控，也需要国际上的大协作，综合各国的优秀科技成果和技术，群策群力，共同来攻关。

揭开真相

在非典疫情开始之时，他就如此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内心却为此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压力来自于不同的声音，来自于对他的非议。他虽然每天忙于工作，但是叶落知秋，冷暖自知。如今中央的指示和决策，都一一证明他当初的观点是正确的。

当初，他首先与香港大学的协作，就是与国际合作的良好开端，可惜，协作之初就遭到误会。钟南山觉得，尽管当时北京方面的领导没有直接责备他，但他仍然感到无形的压力。当然，这一切对于他并没有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他的内心始终坚持一个信念：自己要在学术上求得互相的支持，希望把这个难题更快地搞清楚，这本身并没有错。

关于在广东流行的非典的病原体为冠状病毒的事实，中国内地是在2003年4月11日于广东正式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同香港卫生署联合公布的。但是，在4月8日，香港地区及美国已经提前公布了非典的病原体是新型冠状病毒。

实际上，新型冠状病毒是中国人最早发现的。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的祝庆余、杨瑞馥等研究人员，早在2003年2月26日就发现了这个病毒。但由于需要保密及重复观察等诸多原因，他们一直没有公布。

2003年7月美国《科学》杂志的封面上，有一个大标题是：中国失去了机会（China's…Missed…Chance）。内文描述的大意是：中国的军事医学科学院早在3月就发现了非典病毒，但是他们没有公布，而是保持沉默，最后变成是美国最先发现的。但互联网以及其他报道，都显示为中国最早发现。

2003年4月底，当非典向北京及全国蔓延，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措施，明确提出要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及时发现、报告和公布疫情，绝不允许缓报、漏报和瞒报。国务院果断决定，将非典型性肺炎列入我国法定的传染病进行依法管理。对一些地方“信息统计、监测报告、追踪调查等方面的工作机制不健全，疫情统计存在较大疏漏，没有做到准确地上报疫情数字”的情况，中央给予了严肃批评。国务院决定，从4月21日开始，将原来5天公布一次疫情改为每天公布一次，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要求接轨。

自4月20日之后，几乎所有人都注意到，再也没有哪个部门或官员说出如此这般振振有词的大话：“在中国工作、生活、旅游都是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