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春夏之交，在中国，特别是在非典这种氛围中，讲真话是非常不容易的。钟南山讲真话的方式，在当时的氛围下至少比讲假话好，破除了讲假话的氛围。钟南山的真话，毫无疑问，推进了中国民主政治的进程。

按呼研所工作人员的话说，与其说是非典成就了钟南山，不如说是道义将使命给予了有铁肩的人。是这样一个重大考验，把钟南山放到了历史的天平上。

非典这个突发事件，让钟南山脱颖而出，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然而，正所谓偶然产生于必然，钟南山凭的是一贯的积累、坚实的底蕴。

说到钟南山，呼研所党支部原书记程东海感慨良多。作为非典时期临时受命来到呼研所的党支部书记，他有对“南山精神”透彻的论述和深刻的体悟。程东海说，其实在非典之前，在很多患者的心目中，钟南山就是名副其实的好医生。只是非典这样一个历史的契机放大了他，正所谓时势造英雄。

要真正了解钟南山，就得走进他的内心深处，感受他的人性化情怀，这样才能真正懂得他的魅力。他有很多闪光的地方。程东海诚恳的语言让人内心隐隐地有种感动。

程东海是一位讲政治、有水平的党支部书记。他提纲契领地介绍了钟南山院士几个最闪光的特质。他认为钟院士有一条最突出，就是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对祖国的信念、服务社会的信念。钟南山在1979年去英国留学，当时不论是他的导师也好，还是其他人，都希望他留在英国工作，因为当时国内的条件还非常差。但他“儿不嫌母丑”，毅然回国。回来以后，钟南山也还是有很多机会再到国外去工作，但是他一直都没有走。

在非典时，国外有很多媒体对中国作了妖魔化的宣传，美国还有其他某些国家的一些媒体都有大篇幅的负面报道。在这种情况下，钟南山尽管要负责撰写很多关于非典防治的文稿，在呼研所也有很多重病人要救治，他非常忙，很疲惫，但是只要有机会，就主动到国外去演讲。国外的人都知道，他在呼吸疾病这个领域内是中国的权威。他的这种做法得到国外很多学者的认可。

程东海称赞钟南山真是不容易，他在世界各国和地区发表的言论，应该说为我们的政府缓解了很大的压力。他以自己作为一个学者的眼光，以亲身经历的救治过程，对非典在中国是怎么发生的，政府是怎么来应对的、起到了什么样的效果，进行了大量的讲解。当时，国外的记者不了解，国外的政府也不了解，以为中国还在搞“文化大革命”那一套，所以来丑化中国政府的形象。钟南山在这么严峻的情况下去了国外，起到了非常有力的作用。程东海神情骄傲地说：“这也是党和政府后来给了他这么多荣誉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你知道那个时候有点像什么？各国都把中国封闭起来了。开广交会时，很多国家和商人都不来广州了。许多国家把中国列为‘疫区’，从政治上和外交上把中国给隔离起来，那是多么严峻的关头啊！钟院士功不可没，就在于他实事求是、敢讲真话的做法，对中国的民主政治进程起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促进了中国政治的开明。”程东海饶有兴致地介绍着，那神态特别自豪。

2003年非典期间，钟南山敢于坚持真理，几乎蒙受“泄露国家秘密”的误解去发现病毒，力挺“冠状病毒”之说，坚持以皮质激素控制非典病情，危急关头主动请缨，顶着政治压力说出真相。不仅如此，他为国家挽回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和影响的作为，表现了一位科学家的使命感和责任心。非典后期，他还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对非典病毒宿主的搜寻、核实与考证工作，为打赢抗击非典战役画上了完美的句号。当2004年非典出现卷土重来的迹象时，又是他在关键时刻面对香港媒体，说出了重要的事实依据。

因为是医学专家，始终亲临抗击非典一线，所以钟南山对国际舆论具有说服力，可信度高。对科学的严谨态度、让西方人易于接受的理性的表达方式，都顺理成章地使他成为中国政府和国家形象于非典时期在国际舞台上的代言人。

然而，没有人指派钟南山去做这样的事，这完全是他个人自觉自愿的行为。

程东海作了一个假设：“假如是政府去讲非典这个事，说我们中国是怎么去做的，国外的人就会不太相信；因为我们国家一开始应对这个事件的立足点和方式方法出了问题，人家已经不信任了。但钟院士一开始就以自己的科学精神，赢得了大家的信任。他主动去讲，而且是以一个学者的角度去讲，从第一例非典病人开始讲到抗非的全过程，都实事求是地讲了出来，所以很有说服力。”

程东海接着以交流的口吻这样说：“你看是不是可以说，钟院士讲实话这件事，让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即政治的真实化时代，它让医学和政治达到了一种默契。”

有人说，2003年“钟南山现象”的出现是中国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实行民主政治的试金石。是否也可以这样说，钟南山的成功，真正试出了时代的科学、民主精神。

程东海认为，钟南山的出现、他在非典中所表现出的科学精神、他的感言，对整个国家、对传统思维、对那些在重大事件中报喜不报忧的恶习是很大的冲击。因此，钟南山触动了政治，一时间遭受了冷落，承受着精神的压力。

在信息全球化的今天，往往一个小小的单位事件，就可以引发整个社会甚至是全球的关注；所以，信息不公开是没有用的，那只能更加被动。例如后来的“三聚氰胺”、“毒牛奶”等事件，都说明报喜不报忧的思维方式再也不能继续存在下去了。

非典还激活了国家的应急管理体系。非典之后，从中央到各个省区市都基本建立了应急管理体系。从此，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重大突发灾害造成的损失。

非典对国民的健康卫生习惯养成也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比如直接关系到十几亿民众疾病预防问题的一个小的细节——洗手，被空前地重视。

非典的出现，还大大减少了人们对野生动物的杀戮。

国家对医疗卫生事业的重视同样上升了一个高度，政府加大了对医疗卫生行业的投入。政府、医疗机构和民众对未病先防空前重视。全民更加重视健康的生活方式了。

抗击非典战役展现了钟南山的科学精神，民众敬重的也是他的科学精神，他对整个社会的推动靠的还是他的科学精神。这种科学精神，说白了就是讲真话、讲实话、讲有事实依据的话。

真话是一个直观的表现。2003年春夏之交，在中国，特别是在非典这种氛围中，讲真话是非常不容易的。真话也有可能是错的，但是钟南山这种讲真话的方式，在当时的氛围下，至少是比讲假话好，破除了讲假话的氛围。

钟南山一贯讲有根据的话。他以科学家的视野来讲话，体现了科学性。这一点在非典时期，尤其重要。

非典过去多年了，但是程东海始终没有间断对钟南山在抗击非典战役中重大作用的思考和研究。他说，就是在非典时期、在三岔道口、在真伪上，证明了钟南山的科学理性。一个是衣原体，另一个是冠状病毒，是钟南山在这件事上根据自己的研究做出判断，尤其在那么大的压力面前，坚持自己的观点，直到被中共广东省委支持和采纳。钟南山的一些观点在他的据理力争之下，对整个广东乃至全国的非典防治工作都起到一个很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