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章 幸会吴仪

2003年,钟南山受到国务院副总理吴仪接见。他那苍茫的心上,有如云开日出。

他没有辜负吴仪。

钟南山说:“中央从来没有正面批评过我。”

凡是了解钟南山秉性的人,都认为他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昧着良心说假话。自从非典一开始,他就在心里不由得犯合计:老是有那么一种感觉,好像自己专门喜欢跟谁较劲似的;老是觉得不管走到哪儿,自己都不是一个太受欢迎的人。

他暗自思忖:自己从“私自”让香港专家化验非典病毒,到病原体之争,再到当着世界卫生组织官员的面说出真相,让相关领导尴尬的新闻发布会……我钟南山给政府添了多少“乱”啊,让中共广东省委为了多少难啊!同时,他一直都能理解那些胆小不愿惹事的人。他们会离他远一点儿,他表示宽容,觉得自己大不了被冷落就是了。

但是,钟南山也暗想,对于像他这样一个人、在第一线抢救病人的大夫,领导干吗要批评他?

“也可能因为我是一个院士,他们考虑到要给院士留点面子,所以不作当面批评。反正我说的都是实话,反正我就是一个给人看病的大夫。”

实话是要说的,病是要看的。郁闷、委屈对他来说是相对有限的。钟南山说,他不求官,也不求利,只要能给病人看病,病人欢迎就行了。

2003年4月底,本来觉得“雷声”离自己很远的北京市民,突然被噩梦惊醒,北京的非典病人终于“光临”了。

早在3月31日,北京有一家胆大的媒体报道:北京的纱布口罩连日脱销。其实,北京市民的动作比这篇报道快得多。

对于非典,北京人普遍的心态是既觉得可怕,早就心有提防,又觉得“雷声”还远,唯独没有想到会措手不及!

就在4月3日,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对广州竖指赞叹的同一天,在北京,媒体又在告诉市民“不用慌”。北京市卫生局有关负责人说:“市卫生行政部门及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已在全市范围内建立完善的监测系统和有效的应急机制。”

仅仅事隔两天,4月5日,一名非典病人出现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之后,很快就感染了93名医护人员。4月23日,这家医院被整体隔离,一直到5月17日才解除隔离。

时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院长的吕厚山很无奈地说,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因为医院没有传染科,病人转不走,又不能拒收。吕厚山说的是心里话,真是没给北京市护一下面子:“我事先如果知道非典是怎么一回事,吸取广州的经验教训,我想我会准备得很好。”

他还说:“知道有非典要来,但到底非典怎样传染、厉害到什么程度,我们对这种烈性的上呼吸道传染病真的是没有认识。”

从2003年2月8日、农历正月初八北京市卫生局官员不顾危险,南下广州火线“取经”,已为时两个月之久,北京市民不会忘记之前看过的电视新闻,那段新闻让北京人心里很踏实:政府给咱撑腰做主哪。这么大的北京——祖国的心脏啊,一个非典还能闹塌了天不成?那些一早一晚出门遛弯儿的市民,虽说心里都害怕,可一贯都是比较相信北京市政府的。

近两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当初北京市卫生局取来的“经书”呢?更何况,广州抗击非典的战役,不但有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宝贵经验,仅仅是倒下的医护人员的数字,还不足以让北京触目惊心吗?这高昂的代价,对于北京,价值几许?

后来,北京市民从电视节目上发现:广州钟南山的调调怎么老是和北京的声音不一样啊?北京老是说非典不那么可怕,容易让人踏实,可这个钟南山……

2003年4月,因瞒报非典疫情,党中央决定免去时任卫生部党组书记的职务;4月26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经过表决,决定免去时任卫生部部长的职务。

其实,北京市第一例非典病人早在2003年3月7日就已经出现了。可惜,不知情的北京市民那时还高枕无忧。

姜素椿生于1929年2月,湖南宁乡人,解放军第302医院原副院长,曾任解放军第302医院传染科主任,是著名传染病专家。他曾参加了对北京市第一位非典患者的抢救;曾组织了对北京市第一例非典死亡患者的尸体解剖;还是全球首位用自己的身体,进行血清注射试验并获得成功的非典患者。

2003年3月7日晚8时许,已退休在家的姜素椿接到302医院领导打来的电话,请他立即赶到医院病区,指导对一名非典患者的抢救。医院领导已经考虑到姜素椿年事已高,且患过鼻咽癌,呼吸系统是他免疫屏障中最脆弱的部分。然而,姜素椿一到治疗现场,立即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毅然走进了病房。

当时,他只知道非典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病,而那位病人也是北京市第一例输入性非典患者。姜素椿听302医院院长介绍,这个由山西来的病人呈肺炎症状,是从广东回来后发病的。姜素椿的心里“咯噔”一下。此前,他只听说广东出现了非典,但在北京还是第一次听到。

那天,一生从事传染病医学工作的姜素椿多留了个心眼儿,特意在口罩里多夹了两层纱布。那位病人最终没能抢救成功。姜素椿当时就想:“我看了一辈子的传染病,这么厉害的真是少见。半小时前,病人还吃东西,一转眼儿就死了?这种病到底是由什么引起的?”姜素椿建议马上进行尸体解剖。病人尸体内残存着大量病毒,打开胸腔后,病毒四处蔓延,其危险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姜素椿不顾年迈和自己患过鼻咽癌,在解剖室用最快速度对北京市第一例非典死亡患者进行了尸解,为开展非典研究积累了宝贵的一手资料。

3月14日晚,姜素椿突然感到发冷,他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非典感染了。

处在高烧中的姜素椿,脑子里一直在琢磨一个问题:是否用自己的身体做试验!姜素椿这一设想在当时还尚无先例。3月2日,姜素椿的体内注射进从广州采集来的非典患者恢复期的血清。奇迹出现了!在注射血清并配合其他药物治疗后,74岁高龄的姜素椿住院23天,经检查,所有体征指标合格,最后康复出院。

到2003年4月6日,北京的老百姓已经开始不太相信媒体了。

4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北京列为非典疫区。

在国际上,媒体的舆论对中国已经是极为不利。

2003年4月下旬,在中国、在北京,影响安定、使人心惶惶的非典瘟疫,像无形的毒蛇,开始在空气中、在人们的意念中随处游走。

4月16日,位于北京海淀区的中央财经大学出现了非典病人!学校宣布停课。这所大学周围密集的居民区一下子像炸了锅。

北京市民真的慌了——“狼到了家门口!”

“不是说非典没那么厉害吗?”有太多的人感到不解。

中央财经大学校园里,大学生们惊惶失措地拖着行李涌向校门,他们恨不得一步跨出学校。校园大道上,放眼望去,一片白花花,戴着口罩的学生在落荒而逃。

一个小时之后,原本喧闹的校园,死一般地沉寂了,退场一般的空空荡荡。

早在4月3日,北京的解放军第309医院一天就收治了60例非典病人;而媒体当天公布的数字是:非典患者12例,死亡3例。2岁的蒋彦永退休前,是解放军总医院的外科主任,熟悉北京各家医院的情况。气愤的蒋彦永第二天即写了一封署名信,从互联网上发往北京的两家媒体。

4月8日,美国《时代》周刊刊登文章《北京遭到非典袭击》,里面引用了蒋彦永的信。

4月20日,党中央撤换了卫生部和北京市政府的主要领导。中国抗击非典的战役终于打开了新局面!

4月20日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记者招待会。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通报了全国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情况,并回答了中外记者提出的问题。他坦言,卫生部的工作存在缺陷,疫情报告制度亟待完善。

高强说:“卫生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准备不足,防疫体系比较薄弱,地方报告要求不明确,指导不得力。北京市有关部门信息统计、检测报告、追踪调查等方面的工作机制不健全,疫情统计存在较大疏漏,没有做到准确地上报病例数字。”

北京市民,不仅是北京市民,全国的广大老百姓,在同一时间双目凝视着电视屏幕,清晰可见高强额头上的热汗。

不容易呀,终于拨开云雾见太阳!

4月2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成立国务院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由副总理吴仪任总指挥;并决定由中央财政设立20亿元的非典型肺炎防治基金。

这时,吴仪为北京的非典防治措施,专门与钟南山面谈过两次。

“我觉得那个时候,她主要不是鼓励,而是请教。她给我的感觉是虚心向我请教。”钟南山在说起这件事时,态度恳切,同时也表达了对吴仪深深的敬意。

吴仪第一次接见钟南山,是了解非典疫情及防控方面的情况;第二次接见的时候,北京的非典疫情已经更为严重。吴仪第二次接见钟南山,是在温家宝带钟南山出国去参加国际会议以后。再后来,吴仪在有事时会邀请钟南山。第二次接见时,吴仪问钟南山北京到底应该怎么做,她非常希望能够听取他的意见。

钟南山当时直截了当地告诉吴仪,北京的医疗水平、学术水平和医疗力量,比广东高得多,但是对于非典的防治,工作却做得差很多,为什么?听说北京连治疗重病人的重症监护室的大夫都还没有动员起来,没有发挥他们的作用。很多有能力的医生还处于“没让我管”的状态。如果这样的话,救治重病人是没希望的。

吴仪郑重地问钟南山,你认为北京应该怎么搞?

钟南山建议说:“首先应该考虑把重病人集中到一两个地方,有必要集中高水平的医务人员进行抢救。”

尽管后来创建小汤山非典医院并不是钟南山提议的,但是对于钟南山的建议,吴仪全部采纳了。

将遇良才,恰逢其时。钟南山被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他的才能从此得以更自如地发挥。

2007年10月15日,党的十七大报告全面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在如此隆重的大会上,当回溯战胜非典的那段峥嵘岁月,人们把科学发展观与仗义执言、不计个人得失、敢于坚持真理的钟南山院士联系在了一起。人民因为党和国家表彰他、肯定他的功绩,而更加信服党中央。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之所以被牢牢记住,连普通百姓也朗朗上口,就是因为它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了人民的夙愿。像钟南山这样敢于直言的人、舍命以求的实干家,对其功绩的肯定和表彰,成为党和政府为民执政的见证。

让钟南山感到温暖的是,他和吴仪早年就读的大学曾经那么近。吴仪是在1962年从北京石油学院毕业的,北京石油学院在钟南山上大学的北京医学院隔壁;另一边隔壁是北京地质学院,温家宝曾是北京地质学院的学生,比钟南山低五届,而吴仪比钟南山低一届。

因为有才能而被接见,因为是同时代的人更显亲切,因为被认可所以得以重用。

吴仪当时主管卫生部,于是,她有意识地提出来,中华医学会不应该像一个行政机构,应该由一名学者来担任会长。而她首先考虑的就是让钟南山来当,她想发挥钟南山的作用。钟南山也明白了吴仪的想法。

后来,媒体曾报道过钟南山的感慨:“吴仪啊,我觉得我对得起你!”

中央电视台请钟南山做了四次关于对非典如何进行防治的专题节目。北京的医学专家比广东多很多,医疗水平也比广东高得多,但是为什么出现这么高的非典病死率呢?最关键的是,北京的重症监护治疗病房没有全部动员起来,一些专门的治疗技术没有到位。

吴仪采纳了钟南山等人的意见后,首先把北京的非典重病人暂时集中在了两个医院;向全国一些非典疫情比较严重的省市,派去了医疗队。

几天后,吴仪再次接见钟南山。根据北京非典疫情可能会更加严峻的趋势,吴仪要求钟南山派一个医疗队到北京增援,钟南山迅速到北京帮助指导一线工作。由于广东的情况还不能使他放心,因此离开北京时,钟南山把呼研所副所长肖正伦教授留在了北京。

吴仪正式对钟南山谈起让他出任中华医学会会长的事,是在2004年。

继2003年4月26日卫生部部长被撤职之后,2003年4月29日,钟南山随温家宝到泰国,出席中国—东盟领导人关于非典型肺炎问题的特别会议。中国政府抗击非典的形象,开始令世人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