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儿子

献给勒内·梅泽鲁瓦


两个老朋友在花园里散步。花园里百花吐艳,欢乐的春天生机盎然。

一位是参议员,另一位是法兰西学院院士。两个人都神态庄重,谈论起来条分缕析而又一本正经,不愧是有地位有名望的人士。

他们起初谈的是政治,各抒己见,不过谈的不是观念,而是人,因为在政治方面,人格之重要总是超过“理性”。继而他们又提起了几件往事;然后他们就沉默不语,肩并肩继续散步。空气温和,他们都有些懒洋洋的。

一个圆形大花坛,种满桂竹香,散发着甜蜜优雅的香味。一片品种繁多、色彩缤纷的花儿,在微风中喷发着芬芳。还有一棵金雀花树,挂满一串串黄花,随风播散着细腻的花粉;这闻起来如蜂蜜似的金色粉尘,就像调香师造出的扑面香粉一样芳香,把带着香味的种子撒向空间。

参议员停下来,深深吸了一口空气中飘浮的富有繁殖力的尘雾,端详着那棵像太阳一样灿烂、扬散着生命胚芽的爱情之树。他感慨道:“想起来真有意思,这些肉眼几乎看不见的芳香原子,居然要到数百里以外去创造生命,让雌树的纤维和汁液颤动,生出有根的生物,这些新生物像我们一样由一个胚芽萌生出来,像我们一样会死去,而且也像我们一样会由其他同种的生命来取代!”

说完,参议员就在这风华正茂的金雀花树前凝神伫立。每一阵微风都会撩起一股宜人的芳香。他又说道:“啊!老兄,如果要您计算计算您有过多少孩子,您一定会感到很为难。可瞧瞧这一位,人家轻而易举地繁衍后代,毫不内疚地撒手不管,再也不用操心。”

院士说:“我们还不是一样,朋友。”

参议员接着说:“是的,我不否认,我们有时也会撒手不管,但我们至少知道有过这么回事,而这正是我们优越的地方。”

院士摇摇头说:“不,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您想呀,亲爱的朋友,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男人没有几个自己不知道的子女。这些所谓‘生父不详’的孩子,几乎都是他无意识中生出来的,就像这棵树繁殖后代一样。

“如果要我们计算一下跟我们有过关系的女人到底有多少,我们会跟这棵金雀花树同样感到为难。不是吗,为了给它的后代编号,您刚才还在研究它呢。

“在十八岁到四十岁这段时间里,把那些短暂的幽会,只有一个钟头的接触都算在内,我们完全可以坦承,我们跟两三百个女人有过亲密的关系。

“那么,朋友,跟这么多女人发生过关系,您敢说您没让一个女人怀过孕?您敢说您没有一个抢劫杀害过像我们这样的正派人的坏蛋儿子,如今正流落街头或者在蹲监狱?您敢说没有一个女儿身陷淫窟;或者算她走运,被生母抛弃,正在哪一家当厨娘?

“另外,您再想想看,几乎所有我们称为‘妓女’的女人都有一两个连她们也说不清父亲是谁的孩子,这些孩子都是从那些一二十法郎一次的拥抱中偶然粘上的。各行各业的人都有盈利和亏损。这些孩子就是她们这一行的‘亏损’。造成这些后果的是谁呢?——是您——是我——是我们所有这些自诩‘体面’的男人!这些孩子都是我们夜晚欢聚狂饮、纵情取乐之后,在餍足的肉体驱使下胡乱交配的产物。

“那些小偷,那些恶棍,总之,所有的无耻之徒都是我们的孩子。不过对我们来说,这总比我们是他们的孩子要好得多,因为这些坏蛋也是会繁殖的!

“喏,就拿我来说,也有一桩让我内疚的糟糕的事儿,我愿意讲给您听听。这件事让我至今悔恨不已。更糟糕的是,这还是一个持续不断的疑惑,无法平息的烦恼,有时折磨得我好苦。”


我二十五岁那年,曾经跟一个朋友去布列塔尼徒步旅行。这朋友如今是最高行政法院的参事。

我们像发了狂似的走了十五到二十天,游玩了整个北滨海省和菲尼斯太尔省的一部分,然后到了杜阿尔奈内;从那里,我们沿着特雷帕塞海湾,一鼓作气就走到荒凉的拉兹角,在一个名字结尾是‘奥夫’的村庄住下。可是到了早上,我的同伴感到莫名其妙的疲倦,起不了床。我说‘床’是出于习惯,因为我们的床只不过是两捆麦秸。

可千万不能在这种地方病倒。我就逼着他起来。我们在下午四五点钟左右到了奥迪埃尔纳。

第二天,他稍微好一点,我们又上路了。可是,半路上,他又难过得受不了,我们好不容易才到了拉贝桥。

那儿,至少还有一家客栈。我的朋友躺下了。从坎佩尔请来的医生确认他发高烧,但诊断不出是什么病。

——您知道拉贝桥这个地方吗?——不知道。那好,请听我说。从拉兹角到莫尔比昂,这一地区还保持着布列塔尼的风俗、传说和习惯的精华,而拉贝桥是布列塔尼的这个地区中最富有布列塔尼地方特色的城市。直到今天,这个地方也几乎没什么变化。我说“直到今天”,唉,是因为现在我每年都到那儿去!

一座古堡,塔楼的墙脚浸在一个凄凉的大湖里,成群的野鸟飞来飞去,真是凄凉极了。一条河从那儿流出来,沿岸的小海船溯流而上,可以直到城边。街道狭窄,两边都是古老的房屋。走在街上的男人们头戴大礼帽,身穿绣花的坎肩和四件重叠的上衣:最外面的一件像巴掌那么大,最多只能盖住肩胛骨;而最里面的那一件,一直垂到裤裆。

姑娘们,高高的个子,美丽,清秀,穿着胸甲似的呢背心,把她们箍得紧紧的,胸脯都快挤碎了,简直让人猜不出里面还有倍受折磨的丰满的乳房。她们的发式也很奇特,鬓角上两片彩色绣花巾夹住脸,压着头发;头发先是像帘子似的在脑后垂下来,然后又挽上去,盘在头顶,上面罩一顶通常用金丝或银线织成的样式奇特的无边软帽。

我们那家客栈的女仆顶多十八岁,一双眼睛淡蓝淡蓝的,透出两点黑瞳仁;笑的时候露出短而整齐的牙齿,看上去结实得似乎能把花岗岩嚼碎。

和她的大多数同乡一样,她一句法语都不会,只会说布列塔尼语。

我的朋友身体还不见好,尽管没有诊断出什么明显的病情,医生还是不准他动身,要求他绝对休息。白天我就总是陪着他,小女仆走来走去,一会儿给我送吃的,一会儿给他端汤药。

我有时逗逗她,看样子她也觉得很有趣。当然,我们并不交谈,既然我们都听不懂对方的话。

一天夜里,我在病人身边待到很晚,回自己房间的时候碰见那个女仆,她正要回她的房间。这时我正好在我打开的房门前。突然,我根本没想自己在做什么,多半是想开个玩笑吧,我猛地把她拦腰抱住,没等她从惊愕中清醒过来,已经把她推进门,关在我的房间里。她看着我,惊慌,恐惧,不知所措,又不敢叫喊,怕声张出去,不但一定会被老板辞退,还可能被父亲撵出家门。

我起初不过是想开个玩笑;可是,等她进了我的房间,我就萌生了占有她的欲望。接着是一场长时间的无声搏斗,像摔跤运动员那样的肉搏,胳膊伸开、收缩、弯曲,呼吸急促,浑身是汗。嘿!她抵抗得真英勇。有时候,我们撞到桌子、板壁、椅子,担心吵醒别人,就互相揪住,一动不动地停上几秒钟,然后又重新开始激烈地搏斗,我进攻,她抵抗。

最后,她筋疲力尽,倒了下去,我就在石板地上粗暴地占有了她。

她一爬起来就向房门跑去,拉开门闩,逃走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几乎见不到她。她根本不让我靠近。后来,我的同伴病好了,我们该继续旅行了。动身的前一天,半夜时,我刚回到房间,就看见她光着脚,只穿着衬衣,走进来。

她扑到我的怀里,激情地搂住我;后来,她亲吻我,抚摸我,又是哭泣,又是抽噎,直到天亮;总之,为了向我表明她的爱情和绝望,她把一个完全不懂我们语言的女人能用的办法全使出来了。

一星期以后,我已经忘掉这件旅行中普通而又常见的事,因为客店女仆本来就是供旅客们这么消遣的。

在随后的三十年里,我根本没有再想起这件事,也没有再去过拉贝桥。

没想到,一八七六年,为了给我要写的一本书搜集资料,为了深入观察当地的景物,我重游布列塔尼,偶然又回到那里。

在我看来,那里一切如故。在小城入口处,古堡的灰墙依旧浸在湖水里;客栈仍是那个客栈,虽然修缮过,翻新过,看上去更现代化一些。一进客栈,就有两个十八岁模样的布列塔尼姑娘接待我,她们都长得很水灵,乖巧可爱,穿着紧身呢坎肩,戴着银色便帽,大块的绣花巾搭在耳边。

已是傍晚六点钟左右。我坐下来吃晚饭,店主人殷勤地亲自伺候我。大概是命中注定,我随口问他:“您认识以前的店主人吗?三十年前,我在这里住过十来天。这可是老早的话了。”

他回答:“那就是我的父母,先生。”

于是我跟他说起我当时在什么情况下留宿,又怎么因为同伴生病而耽搁。没等我说完,他便说:

“啊!我全想起来了。那时候我才十五六岁。您住在最里面那个房间,而您的朋友在朝街的那一间,现在我自己住了。”

这时候才勾起我对那个年轻女仆的生动记忆。我问:“您还记得您父亲当年有个挺乖巧的小女仆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她眼睛很美,牙齿很白。”

他说:“记得呀,先生。你们走后过了一段时间,她就在分娩的时候死了。”

他用手指着院子,院子里有个又瘦又瘸的男子正在翻马粪。他接着说:“那就是她的儿子。”

我笑了起来,“他长得可不怎么样,一点也不像他母亲。大概更随他父亲吧。”

店主人说:“这很有可能;不过我们一直也没弄清他的父亲是谁。她到死也没说,这里的人谁也不知道她有过情人。大家得知她怀孕都非常吃惊,没有人愿意相信。”

我不禁打了个寒战,很不舒服;人们预感到大祸将至的时候,常会有这种心惊肉跳的感觉。我看着院子里的那个人。他刚给马打了水,此刻正一瘸一拐地提着两桶水,那条较短的腿痛苦地使着劲。他衣衫褴褛,肮脏不堪,黄黄的长头发乱糟糟的,像线绳似的垂到面颊上。

店主人接着说:“他没有多大用处,把他留在店里是可怜他。要是他像别人一样有人抚养,也许会活得好一些。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先生?没爹,没妈,又没钱!我的父母可怜这孩子,但他毕竟不是他们的孩子,您也明白。”

我什么也没说。

我住在从前住过的那个房间里,整夜都想着这个丑陋的马房小工,反复地思量:“他会不会是我的儿子呢?难道是我害死了那个姑娘,生出了这个家伙?”无论怎么说,有这个可能!

我决定跟这个人谈谈,弄清楚他的出生日期。只要相差两个月,我的疑虑就可以打消了。

第二天,我让人把他叫来。可是他也不会说法语。看样子他也什么都不懂。一个女仆代我问他年龄多大了,他根本就答不上来。他像白痴似的站在我面前,一双关节粗大、令人恶心的手不停地揉弄着帽子,傻里傻气地笑着;不过笑起来,嘴角和眼角倒是有些他母亲当年的样子。

不料店主人不请自到。他找来了这可怜虫的出生证。他是在我路过拉贝桥之后八个月零二十六天出世,因为我记得很清楚,我是八月十五日到洛里昂的。出生证上写着“生父不详”,母亲名叫让娜·凯拉代克。

我的心急促地跳起来。我呼吸困难,憋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我望着这个粗鲁的家伙,他那黄色的长头发简直就像一堆厩肥,比牲口的粪还要肮脏。这乞丐被我看得心里发慌,收起笑容,扭头逃走了。

我在小河边徘徊了一整天,痛苦地思索。但是有什么好思索的呢?还是什么都不能肯定。我一连几个小时地掂量着各种各样的理由,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以便肯定或者否定自己做父亲的几率。我被那些错综复杂的假设搞得头昏脑涨,结果总是回到那个可怕的疑惑,继而又回到那个更残酷的结论:这个人是我的儿子。

我没有心情吃晚饭,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我久久不能入睡;后来睡着了,却噩梦连连。我梦见那个粗鲁的家伙指着鼻子嘲笑我,叫我“爸爸”;然后他又变成一条狗,咬我的腿肚子,我怎么也躲不开,他总是跟着我,并且操着人言辱骂我;接着,他在法兰西学院我的同事们面前作证,他们正开会研究我是不是他的父亲,其中的一位高喊:“这不容置疑!请看,他长得多么像他。”真的,我也看出这个怪物像我。我醒来时这个想法已经在我脑子里扎了根,我急切地希望再看到这个人,以便弄清我们的相貌到底有没有共同的地方。

趁他去望弥撒的时候(那是一个星期日),我跟他一块儿走,还给了他一百个苏;我一面走一面处心积虑地端详他。他卑贱地笑着,接过钱;后来又被我看得发慌,嘟哝了一个含糊不清的单词,大概是要说“谢谢”,然后就逃走了。

跟前一天一样,我这一天也过得心神不宁。傍晚,我让人把店主人找来,非常谨慎、巧妙、策略地对他说,我同情这个被众人遗弃、被剥夺了一切的可怜人,愿意为他做点什么。

可店主人大表异议:“唉!您千万别有这个念头,先生。他一钱不值,您这样做只能是自找麻烦。我呢,我雇他打扫马房,他也只能干这个。为此我管他饭吃,他还能跟马睡在一块儿。他也不需要别的了。要是您有旧裤子,就赏给他一条吧,不过出不了一个星期,准破得不成样子。”

我没有再坚持,只是说再考虑考虑。

那天晚上,这个可怜虫喝得烂醉回来,先要放火把房子烧掉;接着用十字镐砸昏了一匹马,最后淋着雨倒在污泥里睡着了。这都怪我的慷慨。

第二天,他们求我别再给他钱。烧酒会让他疯狂;而只要兜里有两个苏,他就拿去喝酒。店主人还加上一句:“给他钱,就是要他的命。”这个人手上从来就没有过钱,一个苏也没有过,除了旅客们偶尔扔给的他几个生丁;而且他也不知道,这些金属片儿除了去酒馆还有别的用场。

我在自己房间里待了几个钟头,打开一本书,像是在看书,其实我没干别的,就是在瞅那个家伙,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想找找他究竟什么地方像我。找来找去,我终于在他的脑门和鼻根认出几处跟我相似的线条,不久我就相信我们真的长得很像,只是我们衣着不同,加上他一头鬃毛似的长发吓人,不太容易看出来。

不过,我不能在那里再住下去,否则就会引起怀疑了。我给店主人留下了一些钱,用来改善他的这个仆人的生活,然后就伤心地离开了。

六年来,这件心事,这可怕的不安,这恼人的疑团,一直困扰着我的生活。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每年都把我拉向拉贝桥。我每年都要罚自己去受一次折磨,眼睛看着那个家伙在粪堆里蹚来蹚去,心里想着他长得像我,设法帮助他而又总是徒劳无益。我每年从那里回来都变得更犹疑,更痛苦,更焦心。

我试图让他受点教育。可他是个愚不可教的白痴。

我试图让他生活得不那么困苦。可他是个不可救药的酒鬼,给他的钱他全拿去喝酒,还学会把给他的新衣服卖掉换酒喝。

我也曾多次拿出钱来,试图让东家再多些怜悯心,照顾他一点儿。后来客栈老板感到奇怪了,老实地回答我:“先生,您为他做的一切,只能害了他。待他就得像待犯人一样。他一有空闲,或者舒服一点,就会干坏事。您要是愿意行善,好呀,被遗弃的孩子多的是,不过要挑选一个值得您为他费心尽力的。”

听了他这番话,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折磨着我的这些心结,要是让这白痴觉察到一星半点,他一定会起歹心,讹诈我,损害我的名誉,毁了我。他还会像我梦见的那样,向我大喊“爸爸”。

可我又自责:是我害死了母亲,也毁了这个发育不全的孩子,在厩肥里孵出和长大的蛆虫;而这个人,要是像别人一样养育,本来也会跟别人一样是个正常的人。

面对着他,想到他是我生出来的,想到他是由父子间的亲密关系和我连在一起的,想到由于那可怕的遗传法则,他的血,他的肉,甚至他的疾病根源和感情因素都来自于我,这时候,我那种奇怪、复杂、难以忍受的感觉,您是无法想象的。

我经常有一种无法克制的强烈的需要,想见到他;可是见到他我又万分痛苦。隔着窗户,我一连几个小时地看他翻马粪,然后用车拉走,一边反复地自言自语:“这是我的儿子。”

有时,我真想过去拥吻他。然而我连他那双肮脏的手也从来没有碰过。


院士说完了。他的同伴,那位政治家,喃喃地说:“是呀,真的,我们是得多关心一点那些没有父亲的孩子。”


一阵微风吹过那棵黄色的大树,摇动着花粟,洒下一片喷香的细雾,笼罩着两个老人。他们深深地连吸了几口气。

参议员又说了一句:“话又说回来,二十五岁的时光真好,哪怕生出几个这样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