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杀害父母的人

律师是以被告疯狂为理由进行辩护的。否则又怎能解释这离奇的罪行?

一天早上,人们在沙图附近的芦苇丛中发现了两具互相搂抱着的尸体,一男一女,是两个有名望的上层社会的人,富有,已经不年轻了,前一年才结婚,那时女的丧偶才三年。

没听说过他们有什么仇家,他们也没有遭到抢劫。看来他们是先被人用长而尖的铁器先后杀死,然后从岸上抛进河里的。调查没有发现任何线索。接受询问的几个船员也一无所知;案子就要搁置了,这时附近村庄的一个木匠,名叫乔治·路易,绰号叫“有产者”的,前来投案自首。

对所有的询问,他只是这么回答:

“我认识那个男的有两年,女的有半年。他们常来让我修理些古董家具,因为我干这一行手艺精。”

当人们问他:

“你为什么要杀害他们?”

他总是执拗地回答:

“我杀害他们是因为我想杀害他们。”

从他嘴里再也问不出别的。

这个人大概是个私生子,从前寄养在当地,后来索性被遗弃。除了乔治·路易,他没有别的名字,长大以后,他变得非常聪明,有品位又有天生的优雅气质,那是他的伙伴们所没有的,所以人们给它起了个“有产者”的雅号,而且也不再叫他别的了。在他选的细木工这一行里,他被视为很出色的能工巧匠。他甚至能在木器上做一点雕花。人们也说他很狂热,信奉共产主义和虚无主义理论,酷爱读那些情节血腥的小说,是个很有影响力的选民,工人和农民的公共集会上妙语连珠的演说家。

律师是用疯狂为理由替他辩护的。

可是,怎样才能让人相信这个工匠会杀害他最好的顾客,既富有又慷慨的顾客(他承认这一点),须知两年来,他们让他做了三千法郎的活儿(他的账本可以证明)。只有一个解释:疯狂:一个失去社会地位的人思想偏执,通过杀害两个资产者,向所有资产者进行报复;律师还巧妙地提到当地给这个被遗弃的人起的“有产者”这个绰号;他高声说:

“时至今日,还要激使这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的不幸的孩子疯狂,岂不是一种讽刺,莫大的讽刺吗?他是个热烈的共和主义者。要我说什么呢?它属于共和国不久前枪杀和流放、今天张开臂膀欢迎的那个政党,对这个党来说放火是原则,屠杀是最简单的手段。

“如今在公共集会中鼓吹的这些可悲的理论毁了这个人。他听信了那些共和党人,甚至是女人的话,是的,女人的话!要甘必大先生流血,要格莱维先生流血;他的病态的精神崩溃了;他要流血,要资产者流血!

“应该判刑的不是他,先生们,是公社!”

响起一片赞同的低语声。可以明显地感到律师已经胜诉。检察官也没有抗辩。

于是庭长按惯例向被告提问:

“被告,为了替自己辩护,您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那人站了起来。

他个子矮小,淡黄的亚麻色头发,一双灰色的眼睛沉稳而又明亮。这身体单薄的小伙子发出的坚定、直率而又响亮的声音刚说了几句,顿时就改变了人们已经形成的对他的看法。

他说起话来声音高昂,语调夸张,但是十分清晰,即使坐在大厅最后面的人也能听得清清楚楚:

“庭长,由于我不愿去疯人院而宁愿上断头台,我要把一切讲给您听。

“我杀害了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因为他们是我的父母。

“现在,请听我说,然后审判我吧。”


一个女人,生下一个儿子,把他送到某个地方寄养。她恐怕连人家会把这小生命带到哪儿去都不知道。孩子是无辜的,但他却注定要永远受苦受难,为他非法的出生蒙羞,不仅如此,还有死亡的危险,因为他被人遗弃,因为再也收不到每月寄养费的奶妈,就像她们经常干的那样,会任其衰弱、挨饿、孤苦无助地死去。

喂我奶的那个女人是个正直人,比我的母亲更富有女性,更伟大,更富有母性。她把我养大。她尽这份职责实在是做错了。那些像被扔到臭水沟的垃圾一样被扔到城郊农村的不幸的孩子,还不如让他们死掉。

我带着自己身上有一个污点的隐约感觉长大。有一天,一群孩子叫我“私生子”。他们并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听父母说的。我也不知道,但我感觉得到它的含义。

我可以这么说,我在学校里是最聪明的一个。我本来会是一个正直的人,庭长,如果我的父母没有犯下遗弃我的罪行,我也许还是一个杰出的人才。

这罪行,是他们对我犯下的。我是受害者,他们是罪人。我无法自卫,他们冷酷无情。他们本该爱我,他们却遗弃了我。

我呢,我应该感激他们给了我生命——不过生命是一个礼物吗?不管怎么样,我的生命只是一种不幸。在他们无耻地遗弃我之后,我欠他们的只有复仇了。他们对我犯下了对一个生命所能做出的最无人性、最可耻、最可怕的行为。

一个被侮辱的人出击了;一个被抢劫的人用武力夺回他的财产了;一个被欺骗、玩弄、折磨的人杀人了;一个被打耳光的人杀人了;一个蒙受耻辱的人杀人了。你们宽恕一些人的愤怒之举,但与他们所有人相比,我受到的抢劫、欺骗、折磨、残害、精神上的摧残和屈辱都更严重。

我报了仇,我杀了人。这是我的合法权利。我夺去了他们幸福的生命,来交换他们强加给我的可憎的生命。您要说这是弑亲罪!他们是我的父母吗?在他们看来,我是个可恶的负担,一件可怕的事,一个污点;在他们看来,我的出生是一个灾难,我的生命是一个让他们蒙羞的威胁。他们追求自私的快乐,却意外地有了一个孩子。于是他们把这孩子除掉。现在轮到我同样地回敬他们了。

不过最近我还真准备过爱他们。

我跟您说过,两年前,这个男人,我的父亲,第一次走进我的家。我并没有起任何疑心。他向我订做了两件家具。我后来知道,他事前曾向本堂神父打听过我的情况,当然,是在作出严守秘密的条件下。他后来就经常来;他让我替他做活,付的报酬也高。有时,他甚至找这样那样的话题聊聊。我还真感到对他有了好感。

今年初,他把他的妻子,我的母亲,也带来了。她进来的时候颤抖得那么厉害,我还以为她患有某种神经性的病呢。后来她要了一把椅子和一杯水。她什么话也没说;她只是痴痴地看我做的那些家具;对他问她的任何问题,她都只胡乱地说一个“是”或者“不是”!她走了以后,我真认为她有点神经不正常。下一个月她又来了。她平静了,能控制住自己了。那一天他们留下来聊了相当长的时间,而且向我订了一大批货。我又见了他们三次,并不觉得有什么蹊跷;但是有一天她突然和我谈起我的生活,我的童年,我的父母。我回答:“我的父母嘛,夫人,他们是些卑鄙的家伙,他们把我遗弃了。”这时她用手捂着心口,昏倒在地上。我立刻想到:“她就是我的母亲!”不过我尽量不流露出什么来。我要看到她再来。

这以后,我也做了一些调查。我打听到他们前一年七月才结婚,那时我母亲守寡已三年。早就有许多传言,说在她前夫还活着的时候他们就相爱,不过人们没有任何证据。我就是证据,他们先想隐藏、继而又希望毁掉的证据。

我等着。一天晚上她又来了,仍然是我父亲陪着。这一天她好像非常激动,我不明白为什么。临走的时候,她对我说:“我想帮助您,因为在我看来您是一个诚实的青年,一个勤劳的人;您大概有一天会想到结婚;我愿意来帮助您,让您能自由地选一个您中意的女人。我嘛,我有过一次违背自己心愿的婚姻,我知道那多么令人痛苦。现在,我有钱,没有孩子,自由自在,有权支配自己的财产。这是给您作聘礼的。”

她递给我一个封好的大信封。

我凝视了她一会儿,然后说:“您是我的母亲?”

她后退了三步,用手捂着眼睛,不再看我。他,那个男人,我的父亲,把她搂在怀里,对我喊道:“您简直疯了!”

我回答:“一点没疯。我很清楚你们是我的父母。不是这么容易就能骗得了我的。承认吧,我会为你们保守秘密的;我不会怨恨你们;我将依然是现在的我,一个木匠。”

他仍旧扶着开始啜泣的妻子,向门口退去。我跑去锁上门,把钥匙放进口袋,接着说:“您看看她,您还不承认她是我的母亲。”

这话让他火了,脸变得煞白,想到隐瞒至今的丑闻可能突然爆发,他们的地位、名声、荣誉可能毁于一旦,恐惧油然而生。他结结巴巴地说:“您是个流氓,想敲诈我们的钱财。您还帮那些穷老百姓、那些庄稼汉呀,还帮助他们,救济他们呀!”

我的母亲非常惊慌,连声说着:“我们走吧,我们走吧!”

因为门关着,于是他喊道:“您要是不立刻给我打开门,我就告您敲诈和施暴,让您坐牢!”

我还能控制自己;我打开门,看着他们走向黑暗的深处。

这时,我突然感到自己刚刚变成了孤儿,刚刚遭到遗弃,被推进阴沟的水里。一股极度的悲伤,混杂着愤怒、仇恨、憎恶,弥漫了我的心;我全身心地奋起反抗了,这是一次为正义、为诚实、为荣誉、为被抛弃的爱而进行的反抗。我开始沿塞纳河奔跑去追赶他们。他们去沙图火车站必须沿着河边走。

我很快就赶上了他们。已经是夜晚,天全黑了。我在草地上轻轻地走,因此他们听不见我赶来。我的母亲还在哭。我的父亲在说:“这都怪您。为什么您坚持要见他!处在我们的地位,这简直就是发疯。您可以远远地帮助他,不要露面。既然我们不能承认他,冒着危险来看他有什么用呢?”

我于是冲到他们面前,结结巴巴地哀求道:“你们很清楚你们是我的父母。你们已经抛弃了我一次,还要再推开我吗?”

庭长,我以我的名誉,以法律的名义,以共和国的名义,向您担保,他向我举起了手。他打我;由于我抓住他的领子,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手枪。

我愤怒极了,我失去了理智,我的两脚圆规正好在口袋里,我扎了他,尽我所能地扎了他。

她呐喊起来:“救人啊!抓凶手啊!”一面揪我的胡子。看来我把她也杀了。难道我能知道自己当时做了什么吗?

后来,我见他们俩都躺在地上,连考虑也没考虑,就把他们扔进塞纳河。

就是这样——现在,请审判我吧。


被告坐下。听了这番真情告白,案子延至下次开庭续审。不会拖延很久。如果我们是陪审员,我们会拿这个杀害父母的人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