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乔治·布榭

1

我已经十五年没有再来维尔洛涅了。今年秋季去那儿打猎，住在我的朋友塞尔瓦家，这才旧地重游。那时我这位朋友刚刚重修好他那座被普鲁士人毁坏的城堡。

我特别喜爱这一方土地。世界上有一些赏心悦目的角落，对人的眼睛有一种近乎肉感的魅力。人们对它们的爱甚至带有性爱的意味。我们这些对大地特别容易动情的人，看到一些泉水，一些树林，一些池塘，一些山丘，每每就像一次艳遇一样深受感动，甜蜜的回忆会终身难忘。有时候，我们的思想会回到某一片森林，某一段河岸，或者某一个鲜花盛开的果园；尽管只是曾在一个美好的日子里偶尔一瞥，但内心却留有深刻的印象，就像在一个春天的早晨在街头遇见的女郎，穿着浅色透明的衣衫，在我们心灵和肉体里留下一种难以平息和磨灭的欲望，一种擦肩而过的幸福之感。

在维尔洛涅，我爱这片原野上的一切。这里，小树林星罗棋布；小溪像血脉一样在泥土里纵横流淌，为大地注入血液。在小溪里可以捉到虾、鲈鱼和鳗鱼，真是其乐无穷！有些地方还可以洗澡，而且在潺潺溪流的岸边的高高的草丛里还经常可以发现沙锥鸟。

我像山羊一样敏捷地前进，眼睛紧盯着我的两条在前面东寻西找的猎犬。塞尔瓦在我右边一百米远的一片苜蓿地里搜索。我绕过索德尔家的树林边缘的灌木时，远远看见一所茅屋的废墟。

我突然想起我最后一次看到这座茅屋时的情景，那是一八六九年的事了；那时它是那么干净，墙上攀着葡萄藤，门前有几只母鸡啄食。如今它却成了一座毫无生气的废墟，只剩下立着的骨架，残垣颓壁，一片凄凉。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伤怀的呢？

我还记得有一天我累得精疲力竭，一位好心的妇女曾请我进屋喝了一杯葡萄酒。当时塞尔瓦跟我讲过那家人的故事。父亲经常违禁偷猎，被宪兵打死了。儿子，我从前见过，一个瘦高个儿的小伙子，摧残起野物来心狠手辣也是出了名的。大家都管他们叫索瓦热。

这究竟是姓还是绰号呢？

我呼唤塞尔瓦。他迈着鹭鸶般的长腿走过来。

我问他：

“这家人怎么啦？”

他就给我讲了下面这段奇事儿。

2

宣战的时候，儿子索瓦热三十三岁，应征入伍，撇下母亲一个人在家。人们并不太替老妇人担心，因为她手上有点钱，这个大家都知道。

她仍旧住在树林边这座孤零零的房子里，独自一个人，远离村庄。再说，她也不害怕，因为这个又高又瘦的老婆婆，就像她家的男人一样，脾气倔强；她很少有笑的时候，人们也从来不跟她开玩笑。再说乡下的女人本来就不大有笑容。笑，那是男人们的事！女人的心灵抑郁而又狭窄，她们的生活单调得见不到一线光彩。庄稼汉在酒馆里养成了一点闹中取乐的习惯，但他的婆娘永远是板着面孔，一本正经。她们脸上的肌肉从来也没有练习过笑的运动。

索瓦热大妈在她的茅屋里继续过着平平常常的生活。不久以后，茅屋就覆盖上一层积雪。她每个星期到村子里来一次，买一点面包和肉；然后就回她的农舍去。听人说有狼出没，她出门时总背着枪，儿子的那支枪，枪已经生锈，枪托也被手磨坏了。索瓦热大妈的样子看上去很有趣：她高高的个子，微微驼着背，地面雪厚，她只能缓慢地跋涉前进，紧巴着脑袋的黑帽子把谁也没看见过的白头发捂得严严实实的，帽子后面露出枪管。

有一天，一批普鲁士人来到这个地方。按照每一户的财产和收入多少，他们被分配到居民家里吃住。人们知道老婆婆有钱，所以她摊到四个。

这是四个胖墩墩的小伙子，金黄色的皮肤，金黄色的胡子，蓝眼睛，尽管已经疲惫不堪，可是仍旧肥乎乎的；他们虽然是在被自己征服的国家，倒是都很和气。他们单独住在这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家里，对她体贴入微，尽可能减少她的劳累和开支。人们可以看到，每天早上，索瓦热大妈忙前忙后准备早饭的时候，他们四个人只穿着衬衫，在刺眼的雪光里，围着井洗脸，用大量的水洗他们北方男人的白里透红的皮肤。接着，又可以看到他们打扫厨房，擦窗户，劈木柴，削土豆，洗衣裳，就像四个孝顺儿子围在母亲身边，干着各种家务活儿。

但是，她却无时无刻不在惦念着自己的亲生儿子，她那瘦高个儿、鹰钩鼻、褐眼睛、浓浓的胡子在嘴唇上堆起一个黑毛团的儿子。她每天都要挨个儿问那四个住在她家的士兵：

“您知道那支法国部队，第二十三团，开到哪儿去了吗？我的儿子就在那里面。”

他们每一次都回答：“不吃（知）道，一填（点）也不吃（知）道。”他们的母亲也在远方，他们能够理解她的痛苦和忧虑，于是千方百计地在小事儿上关心她。何况，她也爱这四个敌兵，因为乡下人没有多少爱国主义的仇敌情绪；那只属于上等阶级。卑微的众生，也是付出最多的人群，因为他们贫穷，一切新的重负都压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人数众多，他们成批地被屠杀，成为真正的炮灰；因为他们最弱小，最缺乏抵抗的能力，他们经受的战争带来的灾难也最残酷和深重。他们不理解那些好战的狂热叫嚣，那些激昂慷慨的荣誉观念，以及那些六个月以来已经把战胜和战败的两个国家都弄得精疲力尽的所谓政治谋略。

谈到住在索瓦热大妈家的四个德国人，当地人都说：

“他们可算找到自己的家了。”

然而，一天早上，老妇人独自在家的时候，远远望见一个人在平原上向她的住处走过来。她很快就认出那是走村串镇的邮递员。他交给她一张折起来的纸；她从眼镜盒里抽出做针线活儿用的那副眼镜，便读起来：

索瓦热太太：

这封信给您带来一个不幸的消息。您的儿子维克多昨天被一颗炮弹炸死；这颗炮弹几乎把他劈成了两半。我当时就在他跟前。在连队里我们俩总是并肩走；他常跟我谈起您，并且要我在他万一遭到不幸时，当天就通知您。

我取出了他衣袋里的表，会在战争结束以后带来交给您。

向您致以亲切的敬礼。

第二十三步兵团二等兵

塞赛尔·里沃

写信的日期是三个星期以前。

她没有哭。她一动不动；震惊之下，反而麻木不仁，连痛苦也感觉不到了。她只是在想：“现在，维克多被打死了。”然后，才一点儿一点儿地，泪水涌上眼睛，痛苦渗到心里。可怕的、伤心的事一件件闪过她的脑海。她再也不能拥吻她的儿子，她的高大的儿子，再也不能了！宪兵杀死了父亲，普鲁士人杀死了儿子……他被一颗炮弹劈成了两半。她仿佛看见了那情景，那可怕的情景：人头落在地上，两只眼睛还睁着，嘴还像平时生气时那样咬着他那大胡子的尖儿。

他们后来把他的尸体怎么处置了呢？会不会把她儿子送回来呢？当初她丈夫是送回来的，尽管脑门上还有颗子弹。

这时，她听见有人说话的声音。那几个普鲁士人从村子里回来了。她连忙把信藏到衣兜里，而且抓紧时间仔细擦干了眼泪，然后带着平常的表情，若无其事地迎接他们。

他们四个喜笑颜开，兴高采烈，因为他们带回来一只很肥的兔子，大概是偷来的吧。他们向老婆婆做了个手势，意思是说待会儿就有好东西吃了。

她立刻动手准备起午饭来；但是临到杀兔子的时候，她没有勇气了。然而这并不是她第一次杀兔子呀！一个士兵往兔子耳朵后面给了一拳，捶死了它。

小东西一死，她就剥掉皮，露出鲜红的兔肉；可是一看到沾满两手的鲜血，那血起初还是温热的，她能感觉到它逐渐冷却并且凝固起来，这让她从头到脚不寒而栗。因为她看到的总是被炸成两段的高大的儿子，像这只还在抽搐的动物一样，浑身是血。

她和普鲁士人一同坐下来吃饭，但是她吃不下，一口也吃不下。他们大吃大嚼着兔肉，没有注意她。她一声不吭地瞟着他们，一个想法渐渐成熟；不过她脸上毫无表情，他们什么也没有看出来。

突然，她问道：“咱们在一块儿有一个月了，可是我连你们的名字都还不知道呢。”他们很费了些劲才弄明白她的意思，于是说出各自的名字。可是这还不够；她还要他们把姓名，连同他们的家庭住址，写在一张纸上。她把眼镜架在她的大鼻子上，仔细看了看那陌生的文字，就把这张纸折起来，放进衣兜，压在告诉她儿子死讯的那封信的上面。

吃完了饭，她对这几个男子汉说：

“我去给你们办点事。”

说完她就动手往他们睡觉的顶楼上运起干草来。

他们见她这么做，觉得奇怪；她向他们解释说这样他们会暖和些，于是他们也帮她干起来。他们把草捆一直垒到茅屋顶；他们就这样为自己搭建了一个四壁都是干草的大卧室，很温暖，还散发着清香。他们一定会睡得香甜。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中的一个见索瓦热大妈仍然一口饭也不吃，有些替她担心。她说是有点胃痉挛。然后，她把炉子生得旺旺的，坐下来烤火；四个德国人就顺着每天晚上用的梯子登上他们的卧房。

翻板活门刚刚关上，老婆婆就撤掉梯子，接着轻手轻脚地打开通到外面的门，又去搬了好多捆干草，把厨房填得满满的。她光着脚在雪地上走，轻得听不到一点声响。不时地，她还听听已经睡熟的四个士兵的响亮而又参差不齐的鼾声。

等她认为已经万事准备停当，她就扔了一捆干草在炉膛里，燃着以后，散在其余的干草捆上，然后就走到外边，静观动向。

几秒钟的工夫，一股熊熊的火光就照亮了整个茅屋，继而变成一团吓人的烈焰，一个炽热的巨大熔炉。火苗从窄小的窗口蹿出来，把耀眼的光芒投射在雪地上。

不一会儿，顶楼里就传来一声狂吼，继而是一片人的号叫声、令人心碎的惊慌和恐怖的呼救声。接着，房子里面，顶楼的活动板门坍塌下来，大火像旋风一样冲进顶楼，穿透茅草屋顶，像一支奇大无比的火炬直冲云霄；整个茅屋都在燃烧。

除了烈火的噼啪声、墙壁的爆裂声、房梁的坍塌声，里面什么声音也听不到了。屋顶一下子垮下来，熊熊燃烧的屋架，把好一束巨大的火花喷向浓烟滚滚的高空。

银装素裹的原野，在大火的映照下像一块染红的银色台布一样光彩熠熠。

远方，钟声敲响了。

索瓦热老婆婆依然站在她那焚毁的房子门前，手里握着枪，她儿子的那杆枪，以防有人逃出来。

等她看到一切都结束了，她就把她的武器往大火里一扔。随之响起一声爆炸声。

一些人陆续跑来。有当地人，也有普鲁士人。

只见老妇人坐在一截树干上，神闲气定，心满意足。

一个德国军官，法语说得像一个法国人家的儿子一样纯正，问她：

“你家那几个军人在哪儿？”

她伸出枯瘦的胳膊，指着那堆正在熄灭的大火的红色余烬，大声回答：

“在那里面！”

人们紧紧围着她。那普鲁士人又问：

“火是怎么着起来的？”

她说：

“是我点的。”

没有人相信她的话，人们想一定是飞来横祸把她吓疯了。既然大家都围着她，听她说话，她索性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从她怎样接到信，直到那些跟她的房子一起葬身火海的人怎样发出最后的惨叫。她的所为所感，连一个细节也没漏掉。

她说完了，从衣兜里掏出两张纸，为了借最后的火光分清这两张纸，她又架上了眼镜，然后向大家伸出其中的一张，说：“这一张，是维克多的死讯。”又伸出另一张，并且抬头指了指通红的废墟，说：“这一张，是他们的姓名，好写信通知他们家里。”她把那张白纸不慌不忙地递给抓住她肩膀的军官，然后说：

“您一定要写明事情的经过，并且告诉他们的父母这件事是我干的。我叫维克多瓦尔·西蒙·索瓦热！千万别忘了！”

那军官用德语大声发了几道命令。她被揪住，推到她自家房子的墙根前。墙还热得烫人呢。然后，十二个士兵动作敏捷地在她面前相距二十米的地方排成一行。她纹丝不动。她早就明白会这样。她静候着。

一声令下，随之响起一长串枪声。有一响是在其他枪声过后，单独发出的。

老婆婆并没有栽倒。她是像被人砍掉双腿似的瘫在地上的。

普鲁士军官走上前去。她几乎被截成两段，可是她手里还紧紧攥着那封浸在血泊里的信。

我的朋友塞尔瓦说到这里，补充了一句：

“就是为了报复，德国人才毁掉了我那座本地唯一的城堡。”

我呢，我却想着被烧死在这茅屋里的那四个善良的小伙子的母亲，以及被枪杀在这堵墙前面的另一个母亲的残忍的壮举。

我随手捡起一块小石子，它还带着被大火熏黑的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