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刚刚得知色当的惨败。共和国已宣告成立。整个法国正处在那场持续到公社以后的神经错乱的初期，狂躁不安。全国各地，到处都在玩当兵的游戏。

针织品店老板成了临时替代将军的上校；手枪和短刀在一向与世无争而现在束上红色腰带的大肚子周围炫耀；变成临时战士的小市民指挥着成营的大叫大嚷的志愿兵，像赶大车的人似的嘴里骂骂咧咧地显威风。

这些以前只会摆弄磅秤的人，一拿起武器、舞弄起步枪就疯狂起来，而且毫无缘由地变成了凶神恶煞。他们经常处决无辜者，仅仅为了证明自己会杀人；他们在并不见普鲁士人的乡间乱窜，枪杀无主的狗、正在安然倒嚼的母牛和在牧场上吃草的病马。

每个人都自以为是被招来担当一个军事重任。连那些很小的村庄的咖啡馆也挤满穿军装的商人，看上去就像营房或者野战医院。

卡内维尔镇还不知道军队和首都发生的那些天翻地覆的事；不过，一个月以来，一场明争暗斗就搅得它不得安宁，敌对的党派剑拔弩张。

个子瘦小、已经上了年纪的镇长德·瓦尔纳托子爵是个正统派，因为趋炎附势，不久前投靠了帝国；他眼睁睁看着冒出一个死对头，那就是马萨莱尔医生，一个脸色通红的大胖子，本区共和派的头儿，共济会镇支部的会首，农会会长和消防队聚餐会会长，还是旨在保驾护院的农村民兵队的组织者。

他用了半个月的工夫，想方设法说服了六十三个有家室、有子女的谨小慎微的农民和镇上的商人，自愿出来保卫乡镇，每天早晨带领他们在镇政府广场上操练。

每当镇长偶然在这时到镇政府来，腰里挂着手枪的马萨莱尔指挥官总要手举军刀，带领他那支队伍高傲地走过，让他的部下狂吼：“祖国万岁！”而这个喊声，可以看得出来，总会让矮小的子爵胆战心惊；他从中看到一种威胁、一种挑衅，同时这也唤起他对大革命的可憎往事的回忆。

九月五日早晨，医生身穿军装，手枪放在桌子上，正在给一对乡下老人看病，丈夫患静脉曲张已经七年拖着不治，直到他老婆也害了同样的病才来找医生。就在这时邮差送报纸来。

马萨莱尔先生打开报纸一看，顿时脸色煞白，猛地站起来，向天举起双手，做了一个感奋的表情，当着两个大惑不解的乡下人声嘶力竭地高呼：

“共和国万岁！共和国万岁！共和国万岁！”

他激动得差点儿晕过去，紧接着倒在扶手椅里。

那个农夫接着说自己的病情：“一开始就好像蚂蚁在我的两条腿上爬。”医生吼道：

“给我住口！我哪有时间管你的蠢事。共和国宣布成立了，皇帝被俘虏了，法兰西得救了。共和国万岁！”说罢他就向门口跑去，一边叫喊着：“赛莱斯特，快来，赛莱斯特！”

女仆吓得连忙跑来；他急急忙忙、嘟嘟哝哝地说：

“我的靴子，我的军刀，我的子弹带，还有放在我床头柜上的西班牙匕首：快！”

可是那农夫很执拗，抓住他住口的片刻，又说起来：

“后来就变成一个个小包，走起路来很痛。”

医生怒不可遏，大喊：

“给我住口，他妈的！你们要是勤洗脚，也不会到这个地步。”

接着，他揪住那个农夫的衣领，冲着农夫的脸，训斥道：

“没教养的家伙，你怎么就不理解我们现在是共和国了呢？”

不过职业感马上让他冷静了下来，他把目瞪口呆的老两口往门外推，连声说：

“明天再来吧，明天再来吧，朋友们，我今天实在没有时间。”

他一边把自己从头到脚装备起来，一边向女仆下达一系列新的紧急指令：

“快跑去找皮卡尔中尉和珀梅尔少尉，让他们立刻来，我在这儿等他们。然后去找托尔什波夫，叫他带着鼓到我这儿来，快去，快去！”

赛莱斯特一出去，他就开动脑筋，考虑如何克服当前形势中的各种困难。

那三个人一起到了，都穿着干活的衣服。指挥官本以为他们会穿着军装，气得跳了起来：

“见鬼，你们难道什么也不知道？皇帝被俘虏了，共和国宣告成立了。我们必须行动了。我现在的处境很微妙，甚至可以说危险。”

他面对几个部下瞠目结舌的脸思索了几秒钟，然后接着说：

“必须行动了，不能迟疑；在这样的关头一分钟就等于一小时。一切都取决于能否当机立断。你，皮卡尔，去找神父，勒令他敲钟召集居民；我要对他们讲话。你，托尔什波夫，去敲鼓通知全镇，泽利赛和萨尔玛尔两个小村子也得跑到，叫民兵们都带着武器到广场集合。你，珀梅尔，快去穿军装，有上装和军帽就够了。咱们一起去占领镇政府，勒令德·瓦尔纳托先生向我移交权力。明白了吗？”

“明白了。”

“那就执行，立即执行。珀梅尔，既然我们要一起行动，我陪你去你家。”

五分钟以后，指挥官和他的部下就武装到牙齿，出现在广场上。正巧这时，矮小的德·瓦尔纳托子爵，就像要去打猎似的，两腿戴着护腿罩，肩上扛着他那支猎枪，从另一条街的路口快步走出来，身后跟着他的三个护卫，全都穿着绿色上装，腰间挂着刀，斜背着猎枪。

医生大吃一惊，停了下来；这当儿，那四个人进了镇政府，关上了大门。

“我们被人家抢了先，”他低声说，“现在只好等待增援。暂时什么也做不成了。”

皮卡尔中尉到了。他说：

“神父拒不服从。他甚至跟执事和侍卫一起，关上大门待在教堂里。”

在广场的另一边，和紧闭着的镇政府的白色楼房遥相对照，沉寂的黑色教堂炫耀着它那镶有铁饰的橡木大门。

惊奇的市民们把鼻子贴在窗户上，或者走出来站在门口，观望着。这时传来鼓声；托尔什波夫使劲地敲着连击三下的集合鼓走过来，迈着正步穿过广场，然后消失在田间的路上。

指挥官拔出军刀，独自一人向前走，走到敌人据守的两座建筑间各有一半距离的地方，举起这件武器在头上挥舞着，使出全身力气吼叫：

“共和国万岁！处死卖国贼！”

然后他就撤到他的军官们这边。

惶恐不安的肉铺老板、面包店老板、药房老板，都钩紧了护窗板，闩上了店门。只有食品杂货店一家还开着。

这时，民兵队的人逐渐到了。他们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不过全都戴一顶有红箍的黑色军帽，军帽代替了这支队伍的全部制服。他们的武器尽是些生了锈的老枪，在厨房的壁炉上面挂了足有三十年，这让他们看上去更像是一队乡警。

等到周围已经集合了三十来人，指挥官就三言两语介绍了情况；然后，他转过身去向他的参谋们说：“现在，咱们行动吧。”

居民们在不断聚集；他们一面观察，一面议论着。

医生很快就制订出作战计划：

“皮卡尔中尉，你前进到镇政府的窗户下面，以共和国的名义，命令德·瓦尔纳托先生把镇政府交给我。”

可是中尉，一个泥瓦匠师傅，拒绝道：

“你，你倒真是够鬼的，让我去挨一枪，谢谢啦。你也知道，那里面的人枪法很准。这递口信的差事，你自己去干吧。”

指挥官的脸红了。

“我以纪律的名义命令你去。”

中尉反抗道：

“糊里糊涂去让人打死，我可不干。”

聚拢在附近的一群绅士发出一阵哄笑。其中一个人喊道：

“你说得对，皮卡尔，现在还不是死的时候！”

医生于是喃喃地说了一声：

“一群懦夫！”

说完，他把军刀和手枪交到一个兵手里，慢慢向前走去，眼睛紧盯着那些窗户，提防着从那里面伸出一支枪筒来对准他。

他走到离镇政府那座房子只有几步远的时候，两端的两所学校的门开了，孩子们像潮水般涌出来，一边是男孩，一边是女孩；孩子们在空旷的广场上玩耍起来，像一群小鹅似的，在医生周围叽叽呱呱。医生说话都听不见了。

学生们都出来以后，两所学校的门立刻又关上了。

等孩子们大部分散去，指挥官才大声嚷道：

“德·瓦尔纳托先生在吗？”

二楼的一扇窗户打开，德·瓦尔纳托先生出现了。

指挥官又说：

“先生，您知道，刚刚发生的重大事件改变了政府的面貌。您代表的政府不存在了。我代表的上台执政了。在这痛苦的但是决定性的情况下，我以新成立的共和国的名义要求您，把前政府委派您的职务交给我。”

德·瓦尔纳托先生回答：

“医生先生，我是卡内维尔的镇长，是由主管机关任命的，只要我没有被我的上级罢免和替换，我就依然是卡内维尔镇长。身为镇长，镇政府就是我的家，我一定要留在这儿。想叫我出去，您就试试看。”

说完他又把窗户关上。

指挥官回到自己队伍那儿。不过在向大家发表意见以前，他先把皮卡尔中尉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

“你，你可真有胆量，真勇敢，简直就是军队的耻辱。我撤了你的军职。”

中尉回答：

“我才不在乎呢。”

然后他就走到那群议论纷纷的居民里去。

医生这时很为难。怎么办？发起进攻？他的人会前进吗？再说，他有权这么做吗？

他忽然有了一个主意。他跑到镇政府对面，广场另一边的电报局，发了三封电报：

一封发往巴黎，致共和国政府各位先生；

一封发往鲁昂，致共和国新任下塞纳省省长先生；

一封致共和国新任的第埃普专区区长先生。

他在电报里报告了情况，讲了该镇仍由原保王派镇长把持的危险，表示自己愿竭诚效力，请求下达命令，并且在签名后面加上了他的所有头衔。

接着他又回到他的部队那儿，从衣袋里掏出十个法郎，说：“喂，朋友们，你们去吃点什么，喝一杯；这里只要留下一个十人的小分队，不让任何人从镇政府里出来就行了。”

不过这话让正在和钟表店老板聊天的前中尉皮卡尔听见了；他带着嘲笑的口吻说：“瞎说！他们如果出来，倒是进去的好机会。不然，我还真看不出怎么能进去！”

医生没有理睬，也去吃午饭了。

下午，他在镇子周围布置下岗哨，仿佛面临遭到突然袭击的危险似的。

他从镇政府和教堂门前来回走了好几趟，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地方；这两个建筑物里好像空无一人。

肉铺老板、面包店老板、药房老板又把店门打开了。

居民们在家里喋喋不休地议论着。如果皇帝真的被俘虏了，一定是有人暗中出卖了他。谁也弄不清是哪个共和国回来了。

黑夜降临。

九点钟光景，医生以为他的对头一定回家睡觉了，独自一人，蹑手蹑脚地走到镇政府的大门跟前；他正要用十字镐劈门，一个人，一个护卫，突然从里面大声喝问：

“谁在那儿？”

马萨莱尔先生撒腿就往回跑。

天亮了，情况没有一点变化。

武装的民兵占据着广场。全体居民都聚集在这支队伍周围，等着看事情会怎么解决。附近一些村庄的居民也纷纷赶来看热闹。

医生明白他是在拿自己的名誉冒险，因此他决心无论以何种方式也要结束这件事；他正要采取某种行动，当然是强有力的行动，这时电报局的门开了，女局长的小女仆走出来，手里拿着两份电报。

她先朝指挥官走过来，把其中的一封电报递给他；然后，在众人的注视下，她惶恐地低着头，迈着匆匆的小碎步穿过空荡的广场，上前轻轻敲响了紧关着的镇政府楼房的大门，似乎她不知道带着武器的一方藏在里面。

门开了个缝儿；一只手伸出来接过电报，那小女孩就走回来；让全镇人这么盯着看，她脸涨得通红，几乎要哭起来。

医生兴奋得声音有些颤抖，要求大家：

“请大家安静一点，安静一点。”

群众安静下来，他接着骄傲地说：

“这是我收到的政府通知。”

他举起电报，读道：

兹解除原镇长职务。请即考虑最紧急之事宜。后续训令即发。

参事萨潘代表专区区长批阅

他胜利了；他高兴得心怦怦跳，手直抖；但是皮卡尔，他从前的部下，从旁边的一群人里向他叫喊道：

“这一切敢情好；不过要是那些人不出来，您这张纸，屁用也不管。”

马萨莱尔先生的脸顿时煞白。的确，要是那些人不出来，现在就应该勇往直前，这不仅是他的权利，而且是他的义务。

他忧心忡忡地望着镇政府，希望能看到门打开，对手撤出来。

门依然关着。怎么办呢？群众越聚越多，把民兵包围得越来越紧。人们哄笑着。

医生一想到这件事就万分痛苦：如果他发起进攻，他必须走在自己人的前头；如果他死了，一切争执也就不复存在，而德·瓦尔纳托先生和他的三个护卫只会朝他一个人开枪。他们枪法准，很准；皮卡尔刚才还一再提到。不过他突然心生一计，转身对珀梅尔说：

“快去找药房老板，请他借给我一块餐巾和一根棍子。”

中尉急忙跑去。

他要做一面要求谈判的旗子，一面看上去也许会让前镇长的保王主义的心舒服一点的白旗。

珀梅尔带着一块白餐巾和一根扫帚杆回来了。马萨莱尔先生两手抓着，有人用一根细绳捆制成了一面旗子。然后马萨莱尔先生就把旗子举在前面，再次向镇政府走去。走到门前，他又呼喊：“德·瓦尔纳托先生。”门突然打开，德·瓦尔纳托先生和他的三个护卫出现在门口。

医生本能地后退了几步；然后，他彬彬有礼地向他的敌手行了个礼，激动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先生，我来向您通报我收到的训令。”

那位贵族并没有还礼，只是回答：“我正要离开，先生；不过您要知道，这不是因为害怕，也不是服从那个窃据了政权的可憎的政府。”然后，他每个字都加重语气地说：“我一天也不愿让人看到我似乎在为共和国干事。如此而已。”

马萨莱尔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德·瓦尔纳托先生快步扬长而去，消失在广场的一角，后面始终跟着他的几个护卫。

医生骄傲得简直要发狂；他向人群走回来。等他走到能让人们听见他说话时，就大声欢呼：“乌拉！乌拉！共和国全线胜利啦。”

人群中却没有丝毫激动的表示。

医生接着说：“人民自由了，你们自由、独立了。为此而骄傲吧！”

村民们依然无精打采地看着他，眼里并没有丝毫的光荣感。

现在轮到他打量他们了。他对他们的无动于衷十分气愤，琢磨着说什么可以醍醐灌顶，鼓动起这冷漠的地方民众，完成他的启蒙者的使命。

他突然灵机一动，向珀梅尔转过身去：“中尉，快去镇议会议事厅找一座前皇帝的半身雕像和一把椅子，一起搬来。”

珀梅尔很快就右肩上扛着波拿巴的石膏像，左手里拎着一把麦秸坐垫的椅子回来。

马萨莱尔迎上去，接过椅子，放在地上，把白色半身雕像放在椅子上，然后向后退了几步，用响亮的声音拷问那雕像：

“暴君，暴君，你终于倒了，倒在污泥里，倒在臭水坑里。祖国曾在你的铁蹄下历经磨难，奄奄一息。复仇的命运之神把你打倒了。溃败和耻辱永远和你相连；你作为战败者，普鲁士人的俘虏，倒下了；而在你坍塌的帝国的废墟上，年轻的、光辉的共和国昂然屹立，捡起你折断的宝剑……”

他等待着喝彩。但没有一个人欢呼，没有一个人鼓掌。惊讶的农民们噤若寒蝉；那座带着两撇超出面颊的尖胡子的雕像，头发梳得像理发店招牌上那样光溜的一动不动的雕像，仿佛含着石膏固定下来的微笑，抹不掉的讥嘲的微笑，看着马萨莱尔先生。

他们就这样面面相觑，拿破仑在他的椅子上，医生站着，离他三步远。指挥官火透了。可是怎么办呢？怎么才能感动民众，最终取得这场舆论的胜利呢？

他的手偶然放到肚子上，触到了红腰带下面的手枪的枪把。

他再也没有什么灵感，再也找不到什么话可说。于是，他拔出手枪，向前走了两步，靠得很近，向从前的君主开了一枪。

子弹在额头上穿出一个小黑洞，像一个小脏点儿似的，几乎看不出来。这一炮没打响。马萨莱尔先生又开了第二枪，穿出第二个洞，接着是第三枪，一枪连一枪，直到把最后三粒子弹也打光了，拿破仑的额头就像白色尘土一样飞散，不过眼睛、鼻子和胡子的细尖儿依然完好无损。

医生气急败坏，一把掀翻椅子，一只脚踩在剩下的那部分雕像上，摆出胜利者的姿态，转身向着被震得昏头昏脑的群众大声喊叫：“让所有卖国贼都这样不得好死！”

可是仍然没有任何热情的表示，观众们都像被惊呆了似的。指挥官便向他的民兵队喊道：“你们现在可以回家了。”说完他自己就像逃跑似的，迈着大步向自己的家走去。

女仆一看见他就告诉他，病人们已经在他的诊室等了三个多钟头了。他急忙跑着进去。那两个患静脉曲张的乡下人天一亮就又来了，他们真是既执着又耐心。

那个年老的农民马上又解释起他的病情来：“一开始就好像有蚂蚁在我两条腿上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