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那天晚上，我居然选珍珠小姐做我的王后，说真的，这是多么古怪的主意哟。

我每年都要到世交尚塔尔家去过三王来朝节。他是我父亲最要好的朋友。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父亲就经常带我去他家过这个节。后来我一直保持着这个习惯，而且只要我还活着，只要这世界上还有一个尚塔尔家的人，我都会一如既往。

不过，尚塔尔一家过日子的方式也实在很奇特；他们虽然生活在巴黎，却犹如居住在格拉斯、伊弗托或者季风桥。

他们在天文台附近有一所房子，那房子坐落在一个小花园里。他们待在自己家里，在那儿，就像生活在外省一样。对于巴黎，真正的巴黎，他们一无所知，也根本不去猜想；他们离它是那么遥远！那么遥远！不过，有时他们也出去走一趟，做一次长途旅行。用这家人的话说，就是尚塔尔太太去大办粮草。且看他们是怎样去大办粮草的。

珍珠小姐有橱柜的钥匙（因为衣柜是由女主人掌控的）；珍珠小姐告知：糖快要用完了，罐头已经吃光了，口袋里的咖啡所剩不多了。

得到面临饥荒的警报，尚塔尔太太就巡视尚余的食品，并且在她的记事本上详加记录。写下很多数字以后，她首先专心致志地进行长时间的计算，继而同珍珠小姐进行长时间的讨论。不过最后总是达成一致，并且确定未来三个月所需的各种东西的数量：糖呀，米呀，李子干呀，咖啡呀，果酱呀，罐装豌豆、扁豆、龙虾呀，咸鱼或者熏鱼呀，等等，等等。

计划已毕，她们便选定采购的日期，乘出租马车，就是那种车顶上有行李架的出租马车，去桥对面新市区的一家很大的食品杂货店。

尚塔尔太太和珍珠小姐一起，神秘兮兮地做这次旅行，直到晚饭时分才乘那辆像搬家大车似的、顶上堆满纸盒布袋的马车回来，虽然还很兴奋，但是在车里一路颠簸，已经筋疲力尽。

在尚塔尔一家看来，塞纳河对岸的那一部分巴黎都是新市区，住在那里的人都奇奇怪怪、喧喧嚷嚷、不登大雅之堂，白天不务正业，夜晚寻欢作乐﹑挥金如土。不过他们仍然有时带着两个年轻的女儿去喜歌剧院或者法兰西剧院观看演出，当然所看的剧目都是尚塔尔先生常读的那份报纸推荐的。

女儿如今一个十九岁，一个十七岁；这两个姑娘都长得很美，身材修长，眉清目秀，而且很有教养，甚至教养得有些过分，成了两个漂亮的布娃娃，即使走在大街上也引不起人们的注意。我从来也没有产生过向尚塔尔小姐们献殷勤或者求爱的念头；她们给人的感觉是那么纯洁无瑕，跟她们说两句话也要鼓起几分勇气；向她们致礼，也生怕会有所冒犯。

至于她们的父亲，那是个和蔼可亲的人，很有学问，很直率，很真诚，但是他最爱的还是悠闲、恬静、安宁；在他的强烈影响下，这个家变得死气沉沉，而他就在这一潭死水的氛围中自得其乐地生活。他爱读书，喜欢闲谈，而且很容易动感情。由于缺乏和外界的接触、碰撞和冲突，他的表皮，他的精神的表皮，已经变得十分敏感和脆弱。一点点小事就会让他激动、烦躁和痛苦。

不过尚塔尔家也与人交往，只不过交往的人很有限，而且都是在邻近的人家里慎重挑选的。他们每年也和住在远方的亲戚们互相访问两三次。

而我呢，每逢八月十五日和三王来朝节都要去他们家吃晚饭。就像天主教徒在复活节要领圣体一样，这成了我的一种义务。

八月十五日，他们还邀请几个朋友；而三王来朝节那天，我却是唯一的客人。

2

所以，今年跟往年一样，我又到尚塔尔家吃晚饭，庆祝三王来朝节。

按照惯例，我跟尚塔尔先生、尚塔尔太太和珍珠小姐拥吻，并且对路易丝和波丽娜小姐行了一个深深的鞠躬礼。他们向我打听各种各样的事情：巴黎林荫大道上发生了什么大事啰，政局有什么变故啰，公众对于东京事件有何想法啰，我们的议员们的动态啰。尚塔尔太太身体肥胖；她的所有想法，在我的印象中都是正方形的，就像方石那样。对于所有政治问题的争论，她总习惯用这句话加以总结：“这一切都不会有好结果。” 为什么尚塔尔太太的想法在我的想象中都是正方形的呢？我也不知道；不过她所说的话，确实在我的脑海里全都具有这种形状：一个正方形，四角对称的老大的正方形。另有一些人的想法，在我看来总是圆形的，并且像圆环一样能够滚动；如果他们就某件事说点什么，一开口那些圆形的想法就滚动而出，越来越多，十个，二十个，五十个，有大的，有小的，我眼看着它们一个接一个地朝前滚，一直滚到天边。还有一些人的想法是尖形的……不过，这都是题外话。

且说我们像以往一样坐下来吃饭，直到晚饭结束，也没有说过什么值得一提的话。

到了吃甜点的时候，三王来朝饼端了上来。以往年年都是尚塔尔先生做国王。是连续的巧合，还是家里人的默契，我就不得而知了，反正他总是万无一失地在分给他的那一角糕饼里发现那个小瓷人，而且他总是宣布尚塔尔太太为王后。因此，当我咬了一口糕饼，感到里面有个硬梆梆的东西， 差点儿崩了我的一个牙的时候，不免大感意外。我慢慢地把那东西从嘴里掏出来，只见是一个并不比蚕豆大的小瓷人。我惊讶地叫了声：“啊！” 大家都看着我，尚塔尔鼓着掌大声喊道：“是加斯东，是加斯东。国王万岁！国王万岁！”

所有的人都齐声欢呼：“国王万岁！”我顿时脸红到耳根，就像人们遇到有点尴尬的局面常会不由自主地脸红一样。我低着头，两个指头捏着那豆大的瓷人，好不容易露出笑容，却一时间不知道该做什么、说什么。这时尚塔尔又说：“现在，该选一个王后啦。”

这一下我更是不知所措了。刹那间，各种各样的想法，各种各样的猜测，闪过我的脑海。会不会是想让我在两位尚塔尔小姐中指定一个呢？会不会是想用这个法儿让我说出更喜欢哪一位小姐呢？会不会是做父母的在慢慢地、轻轻地、不露痕迹地促成一桩可能成功的婚事呢？须知婚姻的盘算经常在每一个有大龄女儿的家庭徘徊，而且是采取各种形式、各种伪装、各种手段。我非常害怕被牵连进去；同时路易丝和波丽娜小姐那端庄得让人捉摸不透的态度也让我胆怯至极。从她们之中选一个而冷落另一个，对我来说就像从两滴水中选一滴一样困难。再说，想到可能因为这毫无意义的王位，被人用委婉、不易觉察、平平和和的手段拖进一场婚姻的冒险中而不能自拔，我真的怕得要命。

不过我突然灵机一动，把那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瓷人递给了珍珠小姐。起初大家都感到意外，接着他们大概对我的精细和周到表示赞赏了，因为他们疯狂地鼓起掌来。他们高喊着：“王后万岁！王后万岁！”

而她，可怜的老姑娘，却慌了神；她浑身发抖，神情惶恐，结结巴巴地说：“这可不行......这可不行……这可不行……别选我……我求您啦……别选我……我求您啦……”

直到这时，我才生平第一次仔细打量珍珠小姐，思忖她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我已经习惯于在这个家里看到她，不过就像我从小就常坐的那些绷着绒绣的古色古香的安乐椅一样，经常看见它们，却从来没有注意过它们。有一天，不知为什么，只因一缕阳光落在那个座椅上，你会突然对自己说：“嘿，别看这件家私，倒挺有意思呢。”进而你会发现它的木架原来是一位能工巧匠精雕细刻的，布面也美轮美奂。总之，我从来也没有留意过珍珠小姐。

她是尚塔尔家的一员，仅此而已；可是她是怎样成为尚塔尔家一员的呢？又是以什么身份呢？——这个身材瘦长的女人，虽然竭力不去惹人注意，却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家里人待她都很友善，胜过一个仆人，但是又不如一个亲人。我突然察觉了在此以前从未在意过的大量的微妙差别！尚塔尔太太叫她：“珍珠”。姑娘们喊她：“珍珠小姐”。尚塔尔先生却只称呼她小姐，也许态度比她们对她更要尊重些。

我端详起她来。—— 她多大年纪了？四十岁？没错，四十岁。—— 这个姑娘并不算老，只是她故意打扮得老气。这一意外的发现让我深感惊讶。她的发式、衣着和饰物都很可笑，可是尽管如此，她这个人却一点也不可笑，因为她身上有一种朴素自然的优雅气质，只是这优雅的气质含而不露，被她刻意隐藏起来了。真的，多么古怪的人啊！我怎么会从来都没有好好观察过她呢？她的发式古里古怪，梳成一个个非常老气、可笑至极的小卷儿；在这专为圣母保留的发式下面，可以看到一个宽阔宁静的前额，上面有两道很深的皱纹，两道长期的积郁留下的皱纹；再下面是一双大而柔和的蓝眼睛，眼神那么羞涩、那么胆怯、那么谦虚，这双美丽的眼睛仍然是那么稚气，充满了少女般的好奇、年轻人的敏感，也充满了往日经历过的忧伤，这非但没有让这双眼睛变得浑浊，反而使它们更显得温柔。

她的整个面孔清秀而又矜持，那是一张并没有经受太多劳苦、磨难或生活中的大喜大悲就已经凋谢和失去光彩的面孔。

多么美的嘴！多么美的牙齿啊！但是她却好像连笑都不敢笑！

我忽然拿她和尚塔尔太太做了个比较！可以肯定地说，她强过尚塔尔太太，强过一百倍，比她更优雅，比她更高贵，比她更自尊。

我对自己的观察结果大为惊讶。这时香槟酒斟好了。我向王后举起酒杯，说了一段字斟句酌的赞词，向她祝酒。我看得出她多么想把脸埋进餐巾里。后来，当她的嘴唇终于浸入那清澈的美酒时，大家齐声高呼：“王后喝酒啦！王后喝酒啦！”她顿时脸羞得通红，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大家都笑了。我看得很清楚：在这个家庭里，人们都很喜爱她。

3

晚饭刚结束，尚塔尔就拉住我的胳膊。他抽雪茄的时间到了，这可是神圣的时刻。他一个人的时候，总是去街上抽烟；如果有客人来吃晚饭，他就上楼到台球室去，一边打球一边抽。这天晚上，因为是三王来朝节，台球室里甚至生起了火；我的老朋友拿起台球杆，一根十分精致的台球杆，用白粉仔细地打磨了一会儿，然后说：

“你开球，小伙子！”

尽管我都已经二十五岁了，他却总是对我以 “你”相称，因为他在我还是个娃娃的时候就认识我了。

于是我就开了球；我打了几个连撞两球，也有几次打空。由于我的脑子里一直在想着珍珠小姐的事，我贸然地问道：

“请问，尚塔尔先生，珍珠小姐是您的亲戚吗？”

他好像很惊讶，停止打球，望着我：

“怎么，你不知道？你不知道珍珠小姐的身世吗？”

“不知道。”

“你父亲从来没有跟你说过？”

“没有。”

“瞧，瞧，多么奇怪呀！哈哈！多么奇怪呀！啊！不过，这可是一件十分奇特的事哟！”

他沉吟了片刻，然后接着说：

“今天是三王来朝节，你偏偏在这样一个日子问我这件事，真是太奇怪了！”

“为什么？”

啊！为什么！你听着。那已经是四十一年前的事了，四十一年前的今天，三王来朝节。我们那时住在鲁伊-勒托尔的老城墙上面；不过先得跟你交代一下我们那所房子，你才能听得明白。鲁伊城建在一个山坡上，更确切地说是建在一个山岗上，俯视着一片广袤的草原。我们在那里有一所房子和一个高悬着的美丽的花园，因为那花园被古老的护城墙托举在半空。也就是说房子在城里，朝着街道，而花园却高居于平原之上。那花园也有一个门通向田野，就像小说里常见的，城墙里凿了一道暗梯，下了暗梯就是这个门。门前有一条大路；门上装了一个大钟，因为乡里人给我家送采购的生活必需品，都爱走这个门，免得绕个大弯子。

现在你已经很清楚那地方的情况了，是不是？另外，那一年，三王来朝节的时候，大雪已经连绵不断地下了一个星期。简直就像是到了世界末日。我们到城墙上去看平原，只见一望无垠的白色原野，白晶晶，结了冰，像涂了一层清漆一样闪亮，不禁感到寒彻骨髓。真像是老天爷把大地打了包，准备送进古老世界的顶楼杂物间似的。我敢向你保证，那景象实在凄凉。

当时我们全家住在一起，人口多，很多，有我的父母、舅父舅母、两个哥哥、四个表妹；这四个表妹都是标致的姑娘，我娶了最小的一个。这些人当中，活在世上的只有三个人了：我妻子、我和我的大姨子，她现今住在马赛。见鬼！好端端一个家庭，凋零到什么样子啊！一想到这儿我就不寒而栗！我呢，那时十五岁；可不，我都五十六岁了。

就要庆祝三王来朝节了，我们都很高兴，真的很高兴！就在大家在客厅里等着吃晚饭的时候，我大哥雅克忽然说：“有一条狗在平原上叫了有十分钟了，这可怜的畜牲想必是迷路了。”

他的话音还没有落，花园里的大钟就响起来。那钟声像教堂的钟声一样低沉，令人联想到死人。大家都不禁打了个寒战。我父亲唤来仆人，叫他去看看。我们都屏声息气地等着，不过都想着那覆盖大地的积雪。仆人回来报告说，他什么也没有看见。可是狗还在叫，不住地叫，而且叫声也没有改变地方。

我们坐下来吃饭；但是都有点紧张，尤其是年轻人。直到吃烤肉的时候一切都还好，后来钟声突然又响了，而且接连响了三下，这三下又重又长的钟声震得我们连手指尖都打战，气都透不过来了。我们面面相觑，手里空举着叉子，内心充满神秘的恐惧感。

终于还是我的母亲说：“真奇怪，过了这么长时间又回来敲钟。巴蒂斯特，再去看看，不过别一个人去；让在座的一位先生陪你去。”

我舅舅弗朗索瓦站起来。他是个大力士，常以自己强壮有力而骄傲，而且天不怕地不怕。我父亲对他说：“带一支枪去吧。谁也不知道会是怎么回事。”

但是我舅舅只拿了一根手杖，就立刻同那个仆人一起出去了。

我们留下的人战战兢兢，忧心忡忡，吃不下饭，也无心说话。父亲安慰我们说：“你们等着看吧，不是一个乞丐就是一个路人在大雪里迷了路。他先敲了一次钟，见没有人立刻给他开门，就想再去找一找路，可是没有找到，便再回到我们的门口来敲钟。”

我们感到舅舅似乎去了一个钟头之久。他终于回来了，气急败坏地骂着：“什么也没有，他妈的，肯定是个捣蛋鬼！此外，只有那条该死的狗在离城墙一百米远的地方叫个不停。我要是带了一杆枪，就把它毙了，让它住口。”

我们又吃起饭来，不过心里都惴惴不安，明显地感到这件事并没有完，就要发生什么事，那个大钟马上还会响。

就在人们切三王来朝饼的时候，它果然又响了。所有的人都不约而同地站起来。我舅舅弗朗索瓦刚喝了一点香槟酒，发誓一定要去杀了“他”。见他怒气冲天，我母亲和舅母连忙跑过去拦住他。我父亲虽然很镇静，而且有点儿腿脚不便（他从马上跌下来摔断了一条腿，从那以后就拖着脚走路），可是他呢，表示想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也要去。我的两个哥哥，一个十八岁，一个二十岁，跑去拿枪。看到没有人注意我，我就抄起一支气枪，也准备跟着去探险。

探险队立刻出发了。父亲、舅舅和手拿提灯的巴蒂斯特走在前头。哥哥雅克和保尔紧随着他们。我也不顾母亲的劝阻，跟在最后。母亲和舅母以及我的几个表姐在房门口等着。

雪又下了有一个钟头了；树木都覆盖着积雪。枞树几乎被这沉甸甸的灰白色的外套压弯了腰，看上去就像一座座白色的金字塔或者一个个巨大的糖锥；透过细密的雪花织成的灰蒙蒙的帷幔，只能隐隐约约看到那些较小的灌木，它们在黑暗中已经变得十分模糊。雪下得那么大，只能看到十步远。多亏那盏提灯在我们前面投下一道耀眼的亮光。开始沿着在城墙体内凿成的转梯往下走的时候，老实说，我害怕起来。就好像有人在我身后走来，就要抓住我的肩膀，把我拖走似的。我真想往回走；可是回家又要穿过整个花园，我更不敢。

我听见通向平原的那扇门打开了；接着，舅舅又骂起来：“妈的，他又走了！这狗杂种，只要看到他的影子，我就一枪干掉他。”

茫茫原野看上去阴森森的，或者不如说让人感觉到阴森森的，因为我们根本看不见它；能够看见的只是无边的雪的帷幕，头上，脚下，前面，左面，右面，铺天盖地。

舅舅又说：“听，那条狗又叫了；我这就去让它领教一下我的枪法。还是这样干脆。”

但是我父亲心肠很慈善，他说：“最好还是去找找它，这可怜的畜牲是饿极了才叫的。这不幸的东西，它是在呼救；它像遇到危难的人一样，在呼唤我们。咱们快去。”

我们继续前进，穿过那雪幕，穿过那持续、浓密的大雪，穿过那充满黑夜和空气的飞絮。飞絮冉冉舞动、飘洒、跌落，在把我们的肌肉冻僵的同时它也融化了；就像火燎一样，每当一朵小小的白色雪花触及皮肤，皮肤就会感到迅疾、剧烈的疼痛。

我们的膝盖都深陷在这柔软、寒冷的积雪中；必须把腿高高抬起来才能迈进一步。我们越往前走，狗的叫声越清晰、越响亮。舅舅突然大喊：“在那儿！”我们就像在夜间遭遇敌人似的，停下来观察。

我呢，什么也没看见；于是紧跑几步，赶到其他人身边，这才看到它。那条狗看上去既可怕又奇特。那是一条大黑狗，一条毛很长、头很像狼的牧羊犬，四腿直立，站在提灯在雪地上洒下的那一长条亮光的尽头。它并不走开，而且顿时安静了下来，注视着我们。

我舅舅说：“多奇怪呀，它不冲上来，也不后退。我真想给它一枪。”

我父亲语气坚定地说：“不，还是捉住它。”

这时我哥哥雅克补充说：“而且不光有条狗。它旁边还有一个东西呢。”

它身后果然有一个东西，一个灰颜色的东西，没法看得清究竟是什么。我们又开始小心翼翼地往前走。

见我们走近，那条狗蜷起后腿坐下。它并没有露出凶恶的样子，倒不如说它因为终于把人吸引来了而感到高兴呢。

我父亲径直朝它走过去，抚摸着它。那狗舔着他的手；这时我们才发现它被拴在一辆小车，一辆用三四层毛毯包得严严实实的玩具似的小车的轮子上。我们细心地揭开毯子，巴蒂斯特把提灯移近这个像带轮的小窝棚似的车子的小门，只见里面有个睡着的婴儿。

我们惊异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我父亲首先恢复了镇定。他心地非常善良，又有点容易冲动，当即把手放在车顶上，说：“可怜的弃儿啊，你从此就是我们家的人了。”他随即吩咐我哥哥雅克推着这意外的发现走在前面。

父亲又自言自语地说：“一定是个私生子；可怜的母亲联想到圣婴，所以选在三王来朝节的夜晚来叫我们的门。”

他又停下来，透过夜色，朝着四边的天空放声大喊了四遍：“我们把他收下啦！”然后，他把手搭在我舅舅的肩膀上，低声说：“弗朗索瓦，要是你朝狗开了枪，会怎么样呢？……”

舅舅没有回答，但是他在黑夜中画了一个大十字；别看他爱说大话，他可是个虔诚的教徒哩。

系着狗的绳子已经解开，它就跟着我们。

啊！我们回家的情景才有意思呢。我们首先费了好大劲把车子从城墙内的暗梯抬上去；不过我们还是成功了，并且把它一直推到门厅。

我妈妈的神情多么逗呀，她又是高兴又是惊慌。而我的四个表妹（最小的一个当时才六岁），就像四只小鸡团团围住一个鸡窝。最后我们把还在酣睡的孩子从小车里抱出来。那是一个约莫六周大的女孩。在她的襁褓里还发现了一万法郎金币，是的，一万法郎！爸爸把这笔钱存了起来准备给她做嫁妆。这说明她不是穷人家的孩子……而可能是某个贵族和城里一个小市民家的女子生的……要不然就是……总之我们作了种种推测，却永远一无所知……一无所知……甚至连那条狗也没有人认得出来。那狗不是本地的。不过不管怎样，可以断言，到我家门口敲了三次钟的那个男子或者那个女子，十分了解我的父母，才选中了他们。

这就是珍珠小姐在出生才六周的时候来到尚塔尔家的经过。

不过，我们叫她珍珠小姐，那是后来的事了。最初人们给她洗礼起的教名是“玛丽-西蒙娜·克莱尔”，“克莱尔”就算是她的姓了。

我敢说，当我们带着这个婴儿进入饭厅的时候，那情形真是有趣极了。她已经醒了，用那双蒙眬、迷离的蓝眼睛看着她周围的这些人和灯光。

大家又重新坐下，分食糕饼。我当上国王，并且像您刚才做的那样选珍珠小姐做我的王后。那一天，她肯定没有想到会有人给她献上这份荣幸。

孩子就这样收留下来，在我们家里抚养。她长大了；多少年一晃就过去了。她善良、温柔、随和。所有的人都喜爱她；要不是母亲阻拦，我们一定会把她惯得不成样子。

母亲是一个门第观念和等级观念很强的人。她同意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们一样善待小克莱尔，但是她又坚持我们之间的距离一定要清楚，身份一定要明确。

因此，这孩子刚懂事，她就让她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并且以很委婉、甚至很温存的方式向小姑娘的脑海里灌输了这种观念：对尚塔尔家的人来说，她是个养女，是被收留的，总之是个外人。

克莱尔有着罕见的智慧和惊人的本能，她了解自己的处境；而且她知道接受并且严守留给她的这个地位，总是那么有分寸，那么心甘情愿，那么善解人意，常常把我的父亲感动得流泪。

这个温柔、可爱的孩子，满怀热烈的报恩和甚至有点诚惶诚恐的尽忠之情，连我母亲也被深深感动了，开始叫她“我的女儿”。有时她做了什么对人厚道、体贴入微的事，我母亲就把眼镜推到额头上——这是她心情激动的表示——一迭连声地说：“这孩子，真是一颗珍珠，一颗真正的珍珠啊！”——这个名字就这样留给了小克莱尔。克莱尔变成了珍珠小姐，我们从此一直这么称呼她。

4

尚塔尔先生沉默不语了。他坐在台球桌上，两条腿晃动着，左手玩弄着一个台球，右手揉搓着一块擦拭记在石板上的得分的抹布，也就是我们所称的“粉擦”。他的脸微微涨红，声音低沉。他现在已经是在对自己说话了，就仿佛步入了回忆之境，在重又浮现于脑海的联翩的回忆和往事中缓缓前行，就好像我们重游故居的花园，我们在那里长大，那里的每一棵树﹑每一条路﹑每一种花木：带尖儿的冬青、扑鼻香的月桂、鲜红肥美的果实一捏就破的紫杉，每走一步就唤起我们过去生活中的一件小事，一件微不足道而又饶有兴味的小事，而正是这些小事构成了我们人生的实质，人生的内容。

我呢，依然面对着他，背靠着墙，两手拄着那根已经没有用场的台球杆。

他沉静了片刻，又说：“天呀，她十八岁的时候多么漂亮……多么优雅……多么完美……啊！漂亮……漂亮……漂亮……善良……诚实……迷人的姑娘哟！……她的眼睛蓝蓝的……清澈……明亮……这样的眼睛，我从来也没有见过……从来也没有！”

他又沉默不语了。我便问：“她为什么没有结婚呢？”

他回答了，不是回答我，而是回答一闪而过的“结婚”二字：

“为什么！为什么！ 她不愿意……不愿意。尽管她有三万法郎金币的家资，而且曾经有好几个人向她求过婚……可她就是不愿意！那段时间她好像心情很不好。也就是我娶了现在的妻子——我的表妹小夏洛特的时候，我和她六年前就订婚了。”

我看着尚塔尔先生，仿佛深入到他的灵魂，突然看到发生在诚实、正直、无可指摘的心灵中的无数平凡而又残酷的悲剧中的一幕。这悲剧往往埋藏在心里，从不向人吐露，从未有人探索，任何人——哪怕是默默忍受着痛苦的悲剧的牺牲者们——都不知情。

我突然受好奇心的驱使，冒失地问：

“您本来应该娶她的，是不是，尚塔尔先生？”

他打了个哆嗦，看着我，说：

“我？娶谁？”

“珍珠小姐呀。”

“为什么？”

“因为您爱她胜过爱您的表妹。”

他眼睛睁得圆圆的，露出惊异、慌张的神色，注视着我，然后吞吞吐吐地说：

“我……我爱她？……怎么爱？谁告诉你的？……”

“这还用说，一看就知道……您就是为了她才拖了那么久才娶您的表妹，让她苦等了六年。”

他放下左手拿着的那个台球，用两只手抓着那块粉擦捂着脸，呜咽起来。他哭的样子既可怜又可笑，就像挤海绵一样，鼻涕、眼泪、口水一起流。他咳嗽，吐痰，用粉擦擤鼻涕﹑揉眼睛﹑打喷嚏，然后脸上的各个缝隙又开始往外流汤儿，同时喉咙里发出令人联想到漱口的响声。

我呢，又惊慌，又愧疚，真想溜之大吉，因为我不知该说什么，做什么，怎么办才好。

忽然，尚塔尔太太的声音从楼梯里传来：“你们的烟快抽完了吧？”

我打开门，大声说：“是的，太太，我们这就下来。”

然后，我又连忙跑到她丈夫身边，抓着他的两肘，说：“尚塔尔先生，我的朋友尚塔尔，听我说；您太太在叫您，镇静些，快镇静些，该下楼了，镇静些。”

他结结巴巴地说：“好……好……我就来……可怜的姑娘……我就来……请告诉她我这就来。”

他开始用那块擦石板上的各种标记已有两三年之久的破布仔细地擦脸；后来脸露出来了，但变成了白一块红一块，额头、鼻子、两颊和下巴都染上了白粉；眼睛还肿肿的，满含着泪水。

我抓着他的手，把他拉到他的卧室，一边小声对他说：“对不起您，非常对不起您，尚塔尔先生，让您难过了……不过……我并不知道……您……您一定能理解……”

他紧握着我的手，说：“是的......是的……谁都有难过的时候……”

说完，他就把脸浸在脸盆里。当他的脸从水里出来时，我觉着还是见不得人；不过我想出一个小小的计策。见他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样子正有些犯愁，我就对他说：“只要您说眼里掉进了一颗沙子，您就可以尽情地在大伙儿面前哭了。”

他真的用手绢揉着眼睛走下楼。大家都很着急；每个人都要来找那颗根本找不到的沙子，并且还举出一些类似的情况，都是弄到后来不得不去找医生。

我呢，这时已经走到珍珠小姐身边，端详着她。强烈的好奇心折磨着我，这好奇心正在变成一种痛苦。的确，她早先一定很漂亮；她那双温柔的眼睛，那么大，那么宁静，那么开朗，似乎从来也不曾像常人那样闭上过似的。她的打扮是有点儿怪，地道的老处女的打扮，但这只减少了她的姿色而并没有让她显得笨拙。

我刚才在尚塔尔先生的心灵中看到的一切，仿佛在她的身上一目了然；这女子的谦卑、淳朴、忠诚的一生，仿佛从头至尾展现在我的眼前。不过我还是嘴唇痒痒的，忍不住要问问她，想弄明白她是不是也爱过他；她是不是也像他一样默默地承受过漫长、剧烈的痛苦，没有人看得出，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猜得到；但是到了夜间，孤独一人在漆黑的卧室里，就会禁不住暗自悲伤。我望着她，仿佛看到她的心在高领短上衣下面跳动；我寻思：这张纯真温柔的脸是否每晚都在泪水浸湿的枕头里叹息，这身躯是否在燥热难眠的床上抽噎得战栗？

就像孩子们宁可把玩具砸碎也要看看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把声音压得低低地对她说：“要是您看见尚塔尔先生刚才哭得多么伤心，一定会可怜他的。”

她不禁哆嗦了一下：“怎么，他哭了？”

“啊！可不，他哭了。”

“为什么哭？”

她好像很激动。我回答：

“因为您呗。”

“因为我？”

“是啊。他对我说，他从前曾经是多么爱您；没有娶您而娶了他现在的妻子，他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只见她那苍白的脸拉长了一点；那双始终睁大的眼睛，那双宁静的眼睛，一下子合上了，快得仿佛再也不会张开了。接着她便从椅子上滑下去，轻轻地、慢慢地瘫倒在地板上，就像一条滑落的披肩一样。

我大声疾呼：“快来呀！快来呀！珍珠小姐不好啦。”

尚塔尔太太和两个女儿赶紧跑过来；趁她们忙着找水、找毛巾、找醋，我拿了帽子就溜之大吉。

我大步流星地走开，内心却在剧烈地震撼，又是后悔，又是歉疚。不过有时我也暗自高兴，因为在我看来，自己做了一件值得称赞而又很有必要的事。

我自问：“我是做错了？还是做对了？”以前他们把这一切藏在心底，就好像铅弹埋在封闭的伤口里。现在他们是不是轻松些了呢？让折磨他们的旧情重新开始也许为时已晚，但是让他们柔情地怀念那段时光总还来得及。

也许在即将来临的春天的某个晚上，一缕穿过树枝洒在脚边草地上的月光，会令他们触景生情，互相依偎着，互相紧握着手，一起回忆那隐忍在心中的残酷的痛苦；也许这短暂的亲近会在他们身上激起从未领味过的震颤，向这些苏醒片刻的人身上注入转瞬即逝的、神圣的陶醉和疯狂的感觉；而这种陶醉，这种疯狂，在一阵战栗间赋予情人们的幸福，可能比其他人一辈子所获得的还要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