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都叫他阿跷，真名实姓倒忘了。

他生下来的时候，也是好样儿的，和一切婴儿一样，红红的，皱皱的，四肢很整齐，虽是小，该五个，该一双，分明是一丝不差，哭得也洪亮。

后来得了小儿麻痹症，连日高烧，没死，活过来了，却留下了后遗症：一双腿细细弯弯的，成了外八，虽不拄拐，可走动起来，摆动的幅度却大，叫人看了，又好笑，又吃力。他自己是习惯了，走得又快又熟练，还能跑。跑起来，两臂一旦摆动，手指可以轻松地碰着小臂内侧，颇像鸭子划水，这也是小儿麻痹症给他留下的。

父母总觉得是自己的罪过，对他就抱歉起来，一味地宽容。小小的时候，他和弟弟一并犯下过错，打碎一摞碗盏，弟弟被罚跪在门后搓衣板上，而他则只轻轻地挨了一记“毛栗子”——食指或中指的第一个关节在脑袋上磕击一下，就赦免了，放他出去撒野。和邻居孩子有了争端，无论谁错谁对，一律护着，还说：“他是跷脚，他能怎么你？打你，还是踢你？连站都不稳呢！”父母叫他“跷脚”，是当作昵称来用的。他从小听惯了这样的叫法，也觉得自然而亲切，只认为自己的名字本就如此。

邻居们虽也惋惜他，先还让着几分，可是究竟忍不了太多的委屈，渐渐的便有了一些怨言。说起来也是，跷脚总不是众人之过，天下也并非唯独跷脚不幸，别人四肢虽健全，或许也还有别处的伤痛，总不能都对他一个谦让，都让他一个方便，都向他一个赎罪。渐渐的，就对他平等相待起来，逼急了也会说：“跷脚，你小心，我不饶你，跷脚！”虽是听惯的叫法，他却也能听出区别，就要翻脸，或是骂：“我操你妈的！”或是吐唾沫。人们一边躲着一边笑道：“难道叫错了？你不是叫阿跷吗？你爹你娘不都是这么叫你？”他说不出话来，只得悻悻离去。过了半日，却又没事似的走过来，笑吟吟地送给小孩一粒糖，又殷勤地叫：“阿娘，饭好了，我帮你开锅盖啊！”人们自然是谢，他则窃喜，原来他在那糖纸里包了一块肥皂，在饭锅里撒了一把粗盐。想象着阿娘急得跳脚，小孩失望得哭，他感到无上的得意和快乐。这么一得意，一快乐，不觉宽大了许多，不再计较人们对他的称谓，却越发的为非作歹。弄到后来，连父母都有些不耐，却改变不了他在家中经久习成的地位。吃饭，唯独他可以把一碗荤菜拖到跟前，凑着菜碗大嚼，无论头上挨多少下竹筷的敲击也不放碗。晚上乘凉，他早早占据藤靠椅，待到父亲用蒲扇拍蚊子那样的拍，才肯出让。

二

上小学那年，正逢“文化大革命”兴起，父母自然是有资格参加“革命”的——父母是工人不说，祖父母也是贫苦人民，是苏北逃难过来的渔民，在闸北用芦席卷起滚地龙栖身，然后才修起了这两间草房。一家七八口，便在这草房里住着，孩子就在阴冷潮湿的泥地上爬着长大。他们不革命谁革命？父亲在“革命”中，结识了一个房管局的战友。一次武斗中，掩护了那战友的撤退。事后，那战友非请父亲吃饭不可，聊表心意。实在推不过，就去了，是在一个极其高级的大饭店里，极尽天下之豪华。吃的喝的，全是叫不上名字的，上的菜，一道两道也数不清爽，杯盘碗盏锃亮，耀得眼花，一整个晚上都像在做梦似的。父亲吃过之后，心里十分不安，总觉得自己所作所为配不上这一番盛情，也想回请。可是又有点惭愧，怕薄了客人。母亲却说：“地方是破，坐是要受点屈，可是吃，我们不会亏待。再说，总也是一片心啊！”父亲这才下了决心，请了人来。

客人在潮湿阴暗的小屋里吃着酱油味儿很浓的苏北菜：狮子头，红烧蹄髈，不禁动了恻隐之心，他要给父亲弄到一间整齐的房子。他说话是算话的，第三天夜里，就送来了一把钥匙。

于是，在阿跷上小学的那一年，他们全家搬到了最最中心、最最繁华、最最“上海”的淮海中路一条新式弄堂里，一幢双开间房子底层，一间朝南的大房间。房间里，另有一门通向小花园，小花园里有一扇铁门，门闩用粗铅丝牢牢地拴住。当父母兄弟们忙着拖洗地板，安置锅碗瓢盆的时候，他便全力地对付那粗铅丝。他找不到工具，只找到半块砖头，就用砖头砸，用手拗，用牙咬，手上出了血，才把铅丝解开。而门闩已经锈住了，又花了好大的力气，弄了一手一身的黄锈，才拉开门闩，推开了门。铁门沉重地响着，推开了，外面是宽阔平整的弄堂，正对着前排房子的后门。他有些失望，无趣地拉起大门，要退进去，却看见斜对面后门口蹲了一个小孩，白胖得像用面粉揉出来似的，鲜嫩极了，他不觉微笑了一下，想去摸摸，就朝前挪动了步子，不料那孩子忽然站起来，惊叫了一声，跑进门里，后门“砰”地关上了。他目瞪口呆地站着，半晌没回过神来，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心里的温情也消退得无影无踪。

然后，他上了学校，有点畏惧。望着那些穿戴颇为齐整的孩子，深觉得闯入了一个不该属于自己的世界，而且不敢贸然吐口，因为怕露出了苏北口音。在原先的地方苏北话是第一语言，若是有非苏北籍的孩子，也必须学会了苏北话，才被接纳。而在这里，大家都说着悦耳的上海话。他觉得自己那么的和人两样，觉得很孤单。下了学，他总是提着书包和语录包，急急地回来。回来也是寂寞。弄堂里，门都关得严紧，很少有孩子在外面玩，偶尔会有一两个露头，也远远的，自己玩着，轻轻地说着，大人一声叫，就不见了。他扫兴得很，可是很快就振作起来。弄堂里传来剧烈的打门声，开进来一支红卫兵。门开了，红卫兵杀进去，他随着也要进，门口却有红卫兵把着。他向他们解释：“我是红五类。”没有人听他，他只得倚在墙上挖着鼻孔。里面传出呵斥声和玻璃器皿的破碎声，惹得他心痒难熬。灵机一动，他往上一跳，抓住垂下来的夹竹桃树枝。然后，双脚对着墙一阵乱刨，上了矮矮的围墙。不料却叫墙上五彩的玻璃片扎了手。“操他妈妈的！”他骂着，终于找着了他应该做的事，折了一根树枝，“啪啪”抽打着玻璃，溅起五彩缤纷的碎片。直到墙头一圈玻璃全都敲光，才丢下树枝，吐了一口长气，心里感到了充实。他骑在墙上，看着里面翻天覆地，感到无穷的快乐。

从此，他便觉得自己本来无须畏缩，无须战战兢兢。再说，上海话他已操纵得较为熟练，他开始渐渐地打入学校和弄堂的生活中去。别人玩，他就站在旁边看，并不站远，时时叫人想起他。他更显露着他所熟悉的而他们所陌生的游戏，吸引着别人。他渴望着和人们在一起，毫不量力地争取着一切和人们在一起的机会。他千方百计捉来蟋蟀给同学们玩，将父母回家来讲的车间里那些粗俗的笑话讲给同学们听，以博得好感。有一次，他居然参加了“捉人”的游戏，而他一跑动起来，周围的人便笑了，笑得蹲到了地上，连路上的行人都站住了看他。他停住了，人们还笑，他继续跑，人们更笑了。有的竟躺到了地上打起滚来。一时上，他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有点窘，又有点委屈，却忍着，并且和大家一起笑了起来。大家都快乐地笑着，谁也没发现他眼里的泪光。

后来，军训课上，要比赛短跑，就有个调皮同学举手推荐他。轰然大笑。老师怒斥过后忍不住也笑。他便不好有别的表示，只能跟着笑。就有人窃窃私语：“他的皮很厚。”军训课以后是政治课，大家回到教室，那个同学要削铅笔，卷笔刀里却牢牢堵着一节蚯蚓，吓了一跳，扔去很远。想想又不甘心，抖着手拾起来交给老师。不料老师比他还胆怯，一甩手，扔了。扔得更加彻底，直扔到窗外。窗外是马路，人来车往，找都没处找。老师以为是那同学恶作剧，那同学又说不清缘由，只得哭了。

放学回来，他欢欣鼓舞地踢着一块石子往家走，不料却听前边一声惊叫，倒把他吓了一跳。抬眼看去，只见两条白藕似的小胖腿，努力交替着向前跑去，他不由紧追而去。那小胖腿交替得更急切了，快又快不了，一下子绊倒在地放声大哭起来。门里走出大人，抱了起来，一边抚慰，一边斥责：“你为什么吓唬小孩子？小孩子被你吓出毛病怎么办？”

他这才明白自己的威力，在以后的日子里，他经常使用这一手段，进行威胁，颇见成效。

三

其时，他的顽劣已使他父母越来越不耐，越来越将本是出于怜悯的一点衷心转移到其他健全的孩子身上。他总是不动声色，家里却时常发生奇怪的事情：父亲那本珍贵的《毛泽东选集》袖珍本不见了，待到翻江倒海地找遍之后，却见在枕头下边安详地躺着。母亲那把牛角梳上已经很少的齿子不知不觉地日益少去。与弟弟抢东西吃，弟弟总是抢不赢他，只有哭。哭了，父母就一起出动，追打着他。他闪电般地跑出门，跑到弄堂里，父亲停住了，他也停住，回身挑逗般地一笑，龇出颇整齐的白牙，父亲便咬牙骂道：“你个赤佬！你个阿跷！”

逐渐稔熟起来的邻居们也跟着唤他阿跷，他总是坦然，由人叫去。可是不久，弄堂的阴沟便堵塞住了，漫了一弄堂的臭水。请了房管处修下水道的工人来，掏出一大堆破布烂菜叶。人们互相埋怨着，张家怨李家不当心，李家怪王家懒惰，吵成一团。谁也没看见，不远处的门口，蹲了一个人，镇静地挖着鼻孔。他慢慢地站起身，从人群中间踱过，人们不由静住了一会儿，看着他向弄堂口踱去，然后有人轻轻地说了一声：“坏坯！”

他没有听见，径自走去，走到弄堂口，坐在街道花园里，望着人来车往的马路，见有长得好看的女孩子走过，便从地上拾起石子扔去，有时扔不准，有时则很准，那女孩便惊叫一声，转着身子，四面望过来，望到他时，他正俯着头，专心地朝一只蚂蚁吐唾沫，妄图淹死它。

由于时常在弄堂口坐着，慢慢地结识了隔壁弄堂的调皮孩子，慢慢地又交上了朋友，至死不渝。一个个都跟随着他，为他的刁钻古怪而折服。那都是些比他小得多的孩子。也只有这样小的孩子，才能服从于他。不过，站在一起倒看不出他们年龄的差别，他似乎很难长大了。虽然已经读上了中学，可却仍然像个十来岁的孩子，矮而瘦弱。面色青黄。手臂脚杆，芦柴棒似的。知情人却知道，他那手臂脚杆，虽不悦目，却是十分管用。而自从有了手下的兵，他便不太劳动腿脚，光是坐着，教唆小孩子去袭击好看的女孩子和好学生模样的孩子，再就是百般地调笑一个淮海路上的精神病患者。只在关键时刻，他才亲自上阵，那便到了全剧的最高潮了。他一撒腿，双脚便不可思议地从膝盖以下分向两侧，大幅度地摇摆着，前后一二公尺不能近身，双手则碰打着小臂内侧，加强着声势。于是，敌军四下逃窜，而他们则拍手称快。为了能够时常享受这欢乐激动的场面，他的部下有时会夸大敌情，促使他上阵。他心里明明清楚，却并不推辞，因为这也给他带来了极大的满足。

慢慢的，小孩子们都长大了，高过他一个或半个脑袋，身体也很壮实。光看身体，都说他是弟弟，他们是哥哥。可是看脸，却看出了他的年纪。青黄的脸上似乎不那么平展，细看，并没有什么褶皱，可总令人觉得皱巴巴的苍老。长大了的孩子们慢慢地识破了他，不屑于与他为伍，一个两个地离开了他。各人有了各人正经的事情，见了他，有时像不认识似的，迎面而来，擦肩而过。他便在心里骂一声：“我操你妈妈的！”依然不足以解恨，就又附上一把黄沙。

四

待到中学毕业，他还脱不了一个十岁孩子的形状，拿他没奈何。

这一届毕业，虽不再是“一片红”，可是传说很多。同学们惶惶不可终日，唯有他最笃定。即使是两片红，三片红，十片红，天王老子都不留，也得留他在上海。他是注定在上海的，他注定是要将上海人做到底的。看着别人沸沸扬扬，他很得意。

他被分配进一爿街道生产组里，做绕线圈的活儿。可是，事实很快证明了他那双手不能胜任这种细致的工作，就派他专门给人送料，再把人家做好的线圈搬走，这倒比坐着绕八小时线圈不厌气。他每日就在几个工作台之间走动，认识了许多人，大多是姑娘，而且也有颇不难看的姑娘。她们都叫他阿跷，叫着倒并不刺耳，还有点喜欢被她们嗲声嗲气或者凶声凶气地叫着。不知是由于他形状像个孩子，还是由于他的残疾，姑娘们对他并不存戒心，还很亲热，不像她们对那几个电工男青年，矜持得可怕，铁板着脸，叫人不敢斗胆答上话来。她们对他却随和，老和他斗嘴，斗得高兴了，还在他肩上或是背上甚至头上拍打几下，这是很令他愉快的。

自从有了工作以后，家里对他也另眼相看了，第一次发饷，母亲就给他买了一身藏青的卡两用衫，一出门，就有人恭维：

“阿跷，时髦了嘛！抖起来了嘛！”

他只微微笑着，不作答，十分矜持。

阿跷不是没良心的人，对他好，他也对人好，晓得尽孝心。买了三毛钱猪头肉给父亲下酒，父亲居然也给他斟了半盅。有了人对饮，父亲的态度和蔼多了。

这是阿跷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了，可是幸福的时光总是转瞬即逝。

五

“四人帮”打倒了，游行游过了，鞭炮放过了，开心过了，热闹过了，接下来就要做事情了。

他及他的全家碰到的第一桩事情，便是房子的事情。这房子本是私房，原房主——一个绸布行的老板，日日上房管处去，房管处就来找他们，虽不是日日，却也只间隔三日五日。父亲去找那老战友。不料他正靠边，日夜埋头准备着“讲清楚”，自身都难保，哪还顾得其他。家里商量着，都觉得要搬出这房子，已是大势所趋，正像当年搬进来的时候一样。可是人已经住在这里，总不见得硬赶他们走。他们只有向房管处提条件，房管处答应，就搬；不答应，那就不能怪他们不搬。主意定了，心中才觉得踏实。可不免又有点憋气，总觉得“文化大革命”歇了生产又死人，闹了多日，忽又全部变回来，白闹了似的。再想想，更觉得还是穷人家倒霉，母亲便说，命里只该九升九，走遍天下不满斗。

房管处一听条件，先是瞪眼，然后说研究研究。研究过后再来讨价还价，还不了价，又回去研究；终于同意了，就该是咱们研究了，让他二日再来；又提出新的条件，再瞪眼，再研究，再讨价还价……在这无穷尽的反复中，他们在这房子里捱过了整整一年，那一年里，只想着谈判，已没了过日子的心思。

其时，插队知青纷纷开始回城，一个个昨日还黑脸黄皮的，今天却蹬起了高跟鞋，骑上了崭新的凤凰牌自行车，飞也似的去上班。他的优越，不知不觉消失殆尽，那套的卡两用衫早已不再时兴，有了拉链衫、青年衫、上海衫，而的卡又牢得没有一点坏的意思，自然就没有理由另换新装。

这时候，不知为什么，姑娘们对他没有远近的打趣也安慰不了他了。眼见那几个电工悄无声息地都有了女朋友，一起进一起出，一起吃午饭，一起看电影，这才觉得空落落的，少了些什么。当他们的女朋友与他开着放肆的玩笑，他们却若无其事，还跟着一起笑，没有一点醋意，这使他非常非常的不满。他莫名其妙地感觉到了恼怒。他开始厌恶姑娘们的挑逗，要作出严肃的样子，好叫她们稍许收敛。然而，她们是不肯放过他的，千方百计地逗他：“阿跷，怎么不开心？”“阿跷，这么严肃，要入团了吗？”“阿跷，想女朋友了吗？阿姐给你介绍一个？”其实，她们并不比他年长，甚至年幼得多，可是谁都把他当作长不大的孩子。而她们只顾玩笑，忘了他确也有着七情六欲，他确实也想要一个女朋友。给逗急了，他便回嘴：

“我不要你介绍，我就是要你！”

大家便笑：“阿跷噱头好得很啊！”

连那女孩子的男朋友也跟着笑：“让给你，让给你，我是很大公无私的。”

甚至有人把他往她身上推，她就尖叫。

事实证明，这么板着面孔并不会改变什么，只叫别人奇怪，自己也有些吃力，不如豁达一些，随他去。他是想得开的，如若不是想得开，这么些年他就要过苦了。而正由于他的豁达，非但不苦，还时时有些乐趣。

这么想着，他随和起来。反被动为主动，还能捞些便宜。她们拍打他，他也轻轻地还手，手掌里就留下一些温热的回忆。闹得凶了，桌子尽头南窗下的姑娘就会轻声轻气地劝阻：“不要吵了，不要吵了，阿跷蛮可怜的。”吵闹把她的声音早淹没了，他却分明听见了，便要注意地看上一眼。多看了几眼，心里就有些奇怪地颤颤着。那姑娘长得并不好看，却十分白皙。他自己邋遢，却总是为白皙的皮肤吸引，他就对她格外地照应起来。她把线圈缠得粗糙，他就偷偷地换到隔壁的盒子里，然后大叫：“这是谁的活？就这么懒潦吗？”并且高举着展览。隔壁那姑娘就急得大叫：“我没有做过这样懒潦的活！”“不是你，又是谁？”他说着，一边偷眼瞅她。她安详地低头做着活，看都没看一眼，对他的掩护一无所觉。他便有些沮丧，垂下了胳膊。他又见她午饭吃得简单，半盒饭，上面盖了一点青菜，几片香肠，不禁有些怜惜。一天中午，趁没有人，他从裤袋里摸出一个咸鸭蛋，朝她滚过去，说：“给你吃！”不料她惊恐地让开了，身体紧贴着椅背，让那鸭蛋从她面前滚过去，滚落到地上，碎了。那胆战心惊的样子，好像面前滚过的是一颗炸弹。那嫌恶的表情，又好像看着一只肮脏的老鼠。

鸭蛋碎了，他心里居然疼痛了一下，好像也有个什么和着鸭蛋一起碎了。不过，那破碎的感觉随着破碎的声音一起消失了，留下一肚子的愤懑。“不识抬举！”他说道，例外地没有骂“操他”。

近来，他在那些从小就骂习惯的粗话里咂出了非同寻常的滋味。他不明白，自己怎能骂了这么多年却还什么都不明白；他更不明白，自己既是什么都不明白，却怎能骂了这么多年！他兴奋而战栗地想着，这些，原来是这样的啊！这新的发现使他骚乱不已，他变得十分暴躁。只为父亲说了一句：“吃饭声音像猪吃食！”他便把碗给摔了，跑了出来，走在熙熙攘攘的淮海路上，心里感到寂寞极了。他忽然觉得，身边走着的所有的人，都要比他快乐。有人走过去，又回过头来诧异地看他，有人走过来，明明诧异，却不动声色。他骂道：“操你妈的！”不觉又战栗了一下。

每天夜里，他依着想象，依着那些粗话作为字典，编造着一个一个淫秽的故事，来慰藉骚乱不安的心灵，直到深夜。白天是太喧腾了，他没清静编故事，身不由己地卷入那些说笑中去，他就变得十分猖獗，生造出许多不堪入耳的词汇，令人胆战心惊。

六

工场间的姑娘开始相继结婚，凑礼钱总少不掉他的一份：五毛钱，一块，两块，随着市场物价的增长而增长。喜糖自然也少不了他的两包，每包八粒。糖嚼在嘴里，总有一股异样的滋味，他慢慢地咀嚼着，心里慢慢地升起了一股说不明白的心情，怅然得很。

喜糖的滋味淡去不久以后，她们的腹部便日益显山露水，肚子把裤扣处的开缝裂开来，肆无忌惮地露出衬裤的神秘的花样，令他看了心惊肉跳。而她们浑然不觉，大声交流着那里面的种种动静，有时则将头凑拢一处，将声音压得极低，什么没说似的说着什么，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再望望那奇异而伟大的隆起的腹部，便只有肃然起敬的份了。

这样，她们倒把阿跷冷淡了许多。阿跷有了静默的机会，难免就要想一点什么。有时候也会想想自己。一旦要想自己的时候，他便发现自己是没什么可想的。喧喧腾腾的一日一日过了下来，在工作桌之间周旋着，寻着别人的开心，又被别人寻着开心。手没一刻闲着，嘴也没一刻闲着，手搬来搬去搬了这么多年，也不知究竟搬的什么零件，安在收音机上的还是电视机上的？嘴说来说去的就更不知说了些什么，又都汇集到哪里去了。往前一点，在学校里，读着几本从来没读通的书，或是坐在弄堂口，看着来来往往的车和人，不知那书是读作什么用，更不知那些车和人是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更往前一点，就要模糊一些了，棚户区挤挤的屋檐下，对着墙根小便，把那蟋蟀淹出来，墙根泡酥了。再往前一点，便什么也记不清了，满耳朵都是“阿跷阿跷”的喊声，或嗔或喜。他想着这些，觉着了无聊，并且升起一股凄凉的心情。他有些沉默了。

偶尔有人想起他，打趣道：“阿跷，什么时候吃你的喜糖？”他便阴沉着脸骂：“我操你妈的！”这骂和那骂是很不相同的，有一股认真的恶狠狠的味道，人们便不再敢惹他，由他沉默去了。

当他沉默够了，渴望着轻松一下，对着一个刚隆起腹部的姑娘说：“我看你的面孔，大约是生不出儿子来的。”不料那女工破口大骂：“我不要儿子，只要生出来脚不跷就可以了。”他很没趣，连“操他”都不好出口，找上门讨骂的。想开玩笑时，却又开不好了，似乎把那玩笑生疏了。有时候，开头还顺利，一句去一句来地进行下去了，甚至于她还打了他一下，他便回手。不料却又回重了，她尖声叫起来，拳头像雨点似的落在肩背上，那已不是玩笑了，他觉得了痛。他耐不住，重重地回击了一下，她却怔住了，瞪着他。他愤怒得几乎变形的脸吓住了她，她再不敢动手，只得放声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骂：“阿跷，阿跷！死不掉的跷脚！”他忽然哆嗦了一下，在这从小就听熟的称呼中听出了什么，他似乎方才发现这称呼的内容。

从此，他变得十分阴沉，暗暗地怀恨着每一个人，没有来由地怀恨着每一个人。他不再和人玩笑，连一般的话也不太说了，偶尔会冒出一两句话，也叫人不寒而栗，人家都有些惧怕他，不敢惹他，只敢压低了声音议论他。

“阿跷是怎么搞的，变得这么吓人？”

“不晓得，他变得多么吓人！”

“阿跷其实也不小了，有二十了吧！”

“二十五都不止了啊！”

他阴沉着脸从旁边走过，明明听见了，却当作没听见。不过心里倒着实想了一想，自己究竟有多少岁了？很少有人想过他是多少岁，连他自己也没认真想过，只是这么一日一日喧喧哗哗地往下过。他心里思忖着自己的年岁，捧着材料走了过去。他现在走路很注意减小幅度，尽可能保持平稳。可是很难办到，反而走得累了。他向来没觉得走路是个负担，这会儿觉着了。他去和组长讲，要求做做别的活，不用走路的活。组长很为难，她不明白他还能做什么，可又怕惹恼了他。不知为什么，她觉得，一旦惹恼了他，便会非常非常倒霉。好在这时候，有一桩事情无意中解除了她的困窘。上面下来文件，凡是“文化大革命”中毕业的中学生，全要参加初中文凭或高中文凭的统考，单位里要给时间补习功课，考不及格要扣除奖金。干脆，就让阿跷脱产补习一个月，参加第一批统考。

七

他天天坐在家里补习功课了，父母都为他叫屈：“你读不好书又不能怪你，应该怪‘四人帮’呀！”他就要讲：“你这话对我讲有什么用呀！”他这么讲，决不是因为拥护统考，他心里也是怨得很，明里暗里骂过上百个“操他”了。可是他厌烦父母的啰嗦，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连自己的父母也恨上了。他以为别的兄弟姐妹都健全，独独他脚跷，这全是父母能做主的事，全是父母的错。所以，他恨父母恨得比其他人更强烈似的。

听他这么一讲，父母就冷笑：“你考得取吧！你是读书的料吧！”他一火，把桌子掀了。

开始几天，坐在隔壁弄堂里一个汽车间里，听那个四块钱一晚上聘得来的老师讲课，呵欠连天，只想睡觉。低头看书，好比天书；抬头看黑板，画得像八卦似的。暗暗叫苦，心想奖金敲掉是铁定了，横竖没有几块钱。这么一想，反倒定下心来，不打算考了。不看书，不听讲，却陡然来了精神，呵欠不打了，也无困意了。干坐着，倒有些无聊，顺便听了一两句，倒听进去半句一句的；再听三五句，又进去了两三句。阿跷本不是糊涂人，心也灵得很，只不过从来不用心，稍稍放上一点心思，书也是读得通的。反正在家里也没事，譬如无事地看看，学学，也一课一课学下来了，读书本也不是多难的事。这样，也慢慢地有了点兴趣，到了考试这一日，他轻轻巧巧地考下来了，分数还颇不错。回到生产组里，人们看他的眼光就有点变，免不了还要打趣几句：

“看不出来嘛！阿跷还有这等本事！”

“阿跷读书这么聪敏，必定会有前途。”

“阿跷是读书人嘛！”

他不言语，只是笑笑，眼睛里少去了一些凶光。面对着这般的赞誉，他就不太好再闹情绪要求调工作了。继续在工作桌之间搬货送料，走路时尽量缩小动作不说，还极力挺直腰板，注意着风度，因此，更加地感到走路的负担。

其时，开始流行舞会，元旦、国庆节、“五一”劳动节、“五四”青年节、评先进、发奖，样样事情都可以借来由头开舞会。场子拉好了，录音机开响了，大家挤在边边上，围着个空空荡荡的场子，叽叽咯咯笑笑，互相往场子里推，好像场子里不是地板，而是一个水塘，给推的人都拼命挣扎，不幸推了下去的人，来不及地跑回来。然后外边的人一起挡住他，不让他回来，于是他干脆往外拖他们，以求一同下水。

他挤在里面凑热闹，专门推人家，推得很凶，很用力，把人推得踉踉跄跄。音乐放了一支又一支，就是没有人下去，却也没有人走开。他听着音乐，就兴高采烈起来。他喜欢听音乐，无论是激烈的，还是慢悠悠的。时间一点一点过去，眼看舞会快要结束了，这才有人红着脸壮着胆子，羞答答的又不大情愿地下去，彼此都好像是被对方强拉下去的。开始是一对两对，后来，三对五对，再后来，就渐渐的满了，满得要溢出来了，像小菜场一样了，挤来挤去。不过，在这里撞着了人，踩到了脚，不作兴像在小菜场上那样相骂，都要客客气气地相让才对。

大家都跳起来了，跳交谊舞不算，还要跳迪斯科，两只脚像踏水车似的。阿跷悄悄地离开了舞场，他极力小心地走着，怕碰着了别人，也怕别人注意到自己。他觉得很孤独。

跳舞风越来越盛，连上班，屁股都坐不定了，讨论着三步、四步，什么华尔兹，什么伦巴。

“我看到有两个人，这么样跳，这么样跳。”一个小姑娘做着样子给她对面的小姑娘看。

“噢，跷脚伦巴。”

“跷脚伦巴？”

“你连跷脚伦巴都不晓得啊？”这一个很惊讶，惊讶中透出了藐视。

对面那个踢踢她的脚：“轻一点，阿跷要听见了。”

“我们又不是讲他。”这个不在乎地说，仍然不放心地抬头看了看，阿跷正好站在她边上，收她做好的线圈。她有点窘，喃喃地说：“阿跷，我们不是讲你噢，你不要动气噢！”

“讲我也不要紧的。”阿跷说，倒确有几分真心。

“真的，我们真的不是存心的。”她越发惶恐，涨红了脸，连连解释。

阿跷不响，迈着八字步走了，鼻子却有些发酸，好像眼睛里要流出点什么东西来而又终于没有流出。

新近，上面又翻出花样经，要搞什么“振兴中华演讲”。区里要下面每个工场间都报一个人上来。自愿报名，结果一个人也不自愿，只好让领导点名了，一点点到了阿跷。大家都说：“蛮好蛮好，阿跷可以谈谈上次的统考。”“同意，同意，同意的人举手！”刷地，举起了一片手。“通过，通过，一致通过！”阿跷很愤怒，咬牙切齿地骂着最脏最恶毒的字眼，可是谁都没听见，一哄而散。组长劝他：“大家选你去，你就去嘛，这是很光荣的事。”

“是的呀，是很光荣的事，我是要去的，你等着我去好了！”

“明天你不要来上班了，在家里准备准备好了。”

“是的呀，我是要好好准备准备的！”

“你不要动气呀，大家是好心。”组长有点怕了。

“我晓得是好心，我是要去演讲的，我是要去‘振兴中华’的。”说完，他转身就走，迈着幅度极大的步子，两个喇叭口裤脚管，左右扫荡着路面，走了。

第二天，他真的没来上班，不过并没有准备演讲，而是在床上睡了一天，从小报上看了几篇“碎尸案”“无头案”。第三天，到了工场间，组长小心翼翼地看看他的面孔，问道：“你到底准备了没有？”

“到底准备了，准备得蛮好。”他微微笑着，组长汗毛都竖起来了。

“真的准备了？”她歇口气，又问。

“真的准备了，台上见好了。”

她越加不相信了：“你要是实在不愿意讲，我另外安排人。”

“阿姨，你不要寻开心好吧！昨天我不肯讲，你硬要我讲；今天我准备好了，你又不让我讲了。”

“谁不让你讲了？你肯讲当然最好了。”组长赶紧说，走开了。

这一天，在区文化馆大礼堂里举行演讲会，一大个会场都坐满了，台上挂着紫红丝绒的大幕，灯光打下来，亮得耀眼，台前摆了一排鲜花，争红斗艳，开得正热闹。工场间的人大部分都去了，他坐在忐忑不安的组长身边。组长好言好语对他讲：“不要紧张，慢慢地讲。”

“我不会讲得快的，放心好了，阿姨。”他回答。

阿姨唯有后悔了，可是到了这一步，后悔又有什么用，只好听天由命了。

演讲会开始了，都讲得认真。演讲的人，都穿得整整齐齐，普通话讲得很标准，表情也丰富。越看下去，组长越懊恼，掉头看看阿跷，他倒镇定得很，胸有成竹，不晓得准备了一段什么样的精彩表演。

终于轮到他了。

他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若无其事地迈开八字步，向前跨去。他坦荡荡地横扫着，两脚之间的距离足有一公尺宽，两只手柔软地垂荡着，随着身子大幅度地摇摆甩打着。

会场忽然肃静起来，看着他。

他稍稍有些不自在，略有忌讳，开始注意收紧一点幅度了。

全场毕静，无数双眼睛默默地注视着他。

他吃力地收小步子的横宽，微微压下头，看着两只畸形的脚悄无声息地迈在绿色的塑料地毯上。那地毯变得无尽的长，一直通到看不见头的台下。并且，那地毯稍稍向下倾斜，微微的有着惯性推他，他几乎走不稳。他开始后悔不该选择了最后一排的座位，他本想是要得到足够的时间出一场洋相，给演讲会，给工场间开个大大的玩笑。可是，这路多么长啊。而且，那么静，他脑门上沁出了汗珠。

全场毕静，无数双眼睛默默地注视着他。

背上出汗了，汗湿了衬衫，他慢慢地将两只畸形的手握起来，握成拳地走着。可是，这路多么的长啊，而且微微低去，他好像走在一条平缓的下坡上，只有用力把握住脚步，才不至踉跄起来。

全场毕静。

他认认真真地走着，脑子里除去走路，走路，别无其他念头。每一步都花了力气，费了心思。绿色的塑料地毯被他悄无声息地一步一步踏了过去，踏了过去，踏了过去，像一条缓缓斜下的绿色的小径。可是，这路多么的长啊！礼堂高大的穹顶笼罩着他，他感觉到这笼罩，背上有点重。

他终于走到了台下，他踏上台阶，台上幕条后面，有着很多眼睛，默默地看着他，他走上了台阶，走上了台。

灯光耀眼而炽热，他被这耀眼炽热的灯光包裹着，感到窒息。

他站在讲台前，有些气喘，他喘气。

忽然，会场爆发起雷鸣般的掌声，他不由哆嗦了一下，一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掌声像雷鸣，像暴风雨，经久不息，经久不息。

他怔住了，怔怔地站在台上，他不明白他怎么会站到这里来的，不明白他站到这里来是要干什么的了。

掌声经久不息，经久不息。

他被明亮的灯光罩住了，他看不见什么，他什么也看不见，他只看见罩住他的光亮在扩大，扩大，无边无际地扩大，庄严地扩大。

掌声经久不息，经久不息。

他被那耀目炽热的光亮熔化了，他不知道自己还存不存在了。

掌声停了，会场重新毕静下来，静得连呼吸都能听见，他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毕静，他怔怔地站在那里，站了一会儿，从讲台前转过身，重新走了下来。

他鼻子酸了，嘴角被什么扯动了，眼睛里，终于有什么流了出来。

眼睛里，有什么流了出来，顺着脸颊慢慢地流了下来，流进嘴里，咸咸的，他咽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