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 一家之主

我走下小码头,登上船,坐稳了,老大发动马达。船一离岸,新加坡就像一个剥开的石榴,绽出璀璨的灯光。船溯新加坡河向上游行去,岸上的灯,以各种几何体形状,嵌在热带的植物丛里。这些茂密的植物在夜幕前尤显得稠密黑浓,无比幽深,于是,越发衬托出灯光的亮丽,当船从桥下过去,桥上的灯就缀在头顶,开出花来。河岸上,布了沙滩椅,坐着外国人,白种人尤多,穿着热带风情的花布短裤和T恤,坐姿也很随便,就像在自己的家里。桌上点了蜡烛,在不夜的新加坡,谈不上是亮,只是一点一点的活动的斑。有乐声和歌声从耳边吹过,马来族的琴瑟鼓点,在这华丽的夜晚里,增添了旖旎的土风。新加坡的夜晚,真是美啊!这热带的肥水充溢的土壤,一年四季光照不歇,植物永无疲倦地生长,盛开,硬是被混凝土、钢铁、玻璃、化合预制件,规范出一种固定的形状,由电力做能源,发出光来。这光就特别有物质感,特别的丰饶,汁和瓤都饱满。你真不知道新加坡河原先的样子,那河滩的泥和水,还有趴在上头的平房,太阳一当头,满目疮痍。其实,这变迁不过发生在一百年间,可是,身在其中,就不知觉。再说了,有多少人对历史是有知觉的?人在历史跟前,就像盲目的虫蚁,碌碌穿行而过。倘有机会让他们回眸,保准惊呆了眼,想不起是怎么来到这一全然不同的地场。或者还应该反过来说,历史是盲目地一味地行进,偶一回顾,看见附在它身上的这些短命的蜉蝣竟变成这种形貌,一准也要惊呆了眼。

新加坡河畔的人啊,有多少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又散布在多少个异乡?白得耀眼的白种人,衬着黑黢黢的热带植物,黑黢黢的热带植物,衬着几何流线型的、镶了灯的蕾丝的建筑物,再加上幽微的烛光,土著人的音乐,美不美?你说新加坡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盛着些什么?岸上的沃土繁殖着灯光,河里的肥水繁殖的是灯光的倒影。船是木头的船帮、船板,老大亦是闽南人的脸相,凹眼高颧,紧腮瘦颊,肤色黯黑,闽南话里夹着英语、马来语、泰米尔语,还有华语普通话。但却是缄默的,立在船尾,手扶着舵,像一座黑塔。波光映在身上和脸上,塔就变成了铜质的雕像。他对历史有多少感受?他简直就像从古代走过来的活化石。他至少是个见证吧!他封存着那许多语言的碎片,好比封存着历史的碎片。有一阵子,灯光特别热烈,几乎要发出声响,泼洒下来,披了一身。眼睛里全是光斑,急骤地跳跃,那已经是光的余烬了。船从石榴的芯子里穿行过去,石榴子晶莹剔透。南太平洋湿润的空气,将什么都加重加浓了颜色,达到饱和度,加倍绚烂。

这一个亮壳子,镶在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要从飞机上看,就不可思议,好像天外飞来的飞来峰。其实,在那里边,有着多少年的变迁,都是虫蚁和蜉蝣般的生命操纵的历史,掘啊掘的,终于在蛮荒中开垦出巴掌大的一块。这是如工蚁和工蜂般的智慧灵巧,对生存的理解和对危险的敏感,还有对美观的要求,筑成了精致的巢穴。外面的生物,如何晓得这里面包含的劳动。这劳动甚至改变了劳动者的外形与功能,然后再自行组织与分工,紧紧地锲合成一个坚固的块垒。这又要引用蜂蚁的例子,在它们细小的身躯里,竟有着如此强大的理性,就只能归于“灵”。有了“灵”的一说,便可解释那些盲目的能量,最终抵至合理。听说过“蛊”的传闻吗?南太平洋上的女子,就是用蛊来牵住游子的心,让他无论走多么远,都要回来,吃她亲手调的解药,否则,性命难保。这湿漉漉的风里,就有着“蛊”呢!热带的水土实在太丰腴了,活力跃出物质性的实体,化成看不见摸不着的能量,比如“蛊”,比如瘴气,比如种种灵异的传说。许多种催熟的元素,使生物都在疯长,生命力从四面八方膨胀出去,长成怪异的形状。这几乎是不可自主的生命力,弄不好就要消噬自己。有许多物种变异的缘由,其实就是自己吞噬自己。而有时候——这“有时候”的几率可能非常之低,大大低于平均值,就这样,有时候,那格外旺盛的元气突然调整了结构,形成锐不可当的理性,就有了方向。这就是天才的诞生,比如说,李光耀。于是,蜂蚁们的劳作就变为非凡的创造。那些漫游的无边无际的灵异,集成队形,不可思议的生长力就来自于此。

好了,让我们结束这虚空中的漫游,回到实地上,进入某一个局部,也就是工蜂或者工蚁的一格巢穴。这些盲动的生命里,也充满着血肉、敏感的神经系统、富有弹性的肌腱,甚至,发达的表情肌肉。这使他们有着完整生动的形,而且,性格各异。我总是情不自禁地被那些上了岁数的脸和身体吸引目光。这些脸和身体有一种篆刻的金石感,那种刀刃使劲划下石面,崩裂飞溅的印痕,那是与外部环境直接接触所造成的形状。年轻一代,由于空调机的产生推广,阻隔了压力,所以外部就变得光滑,他们几乎一律是白和丰腴,衣着鲜亮,鞋帽整齐。你再少见那种黑瘦、表情严厉、带着些痛楚的南洋少年。这些典型的南洋少年都已长成老年,很老很老,行将就木的老年,他们已经定了型,也定了性格。人种遗传在他们还相当鲜明,来自沿海一带族群,轮廓较深的生相,与中国内地中原往北部,更大多数的蒙古人脸相大不一样。由于受热,还有受苦,他们的咬肌常是很紧,颌部也呈紧张状态,是忍耐的表情。眼睛在眉棱后面发着灼热的光,多少有些热迷糊的、类似高烧病人的光。他们到老还是瘦和黑,四肢裸在宽大松垮的短衣短裤外面,以倔强的姿势划动,脚上大多一双木屐。在年轻白亮的人群里,他们都显得孤寂,甚至乖戾。可还是他们有性格,因此不可兼容。

历史是要一长列来看的,个人在其中占的份儿,肉眼看也看不见。所以,这些有性格的老一辈,其实就是如今的冷空调中养出来,在跨国公司写字间大楼上下班一族的活动的蝉蜕。他们有棱有角,满是气候、社会、生活尖锐的刻画,在这表面之下,是榨干,或者说抽空的生命力。他们只是不透明罢了,里边是一片虚无。那壳子的质地太过结实了,生生是磨厚的,如同茧子的形成。可就算是躯壳,也是有性格的躯壳。这些躯壳,还惯性样地保持有某一种动作,是经过许多种演变,最后留存下来的。至于是什么样的演变,可不好猜测,许多变更都来自偶然的机缘。比如说,蚕变成蛹。谁知道是什么激发了这一个变异的形式。可能只是一桩不经意甚至无聊的因素中途加入,改变了蚕这一种族的全体性质,使它们从此成为一种有益于人类文明的昆虫。当然,对于它们自己,却蹈入了衰败的命运。它们如此寿短和利他,沙沙沙吃着桑叶,就为了最后一个劲儿地吐丝。大约本是要摆脱某一种束缚,获得光明,不料却将自己封闭在黑暗中。它们预料不到事情的变化,只是遵从原始遗留下的本能,这本能已简约成机械的动作,就是吐,吐,吐!

在我眼前的这个老人,穿了南洋风味、图案缭乱的花布衬衫,束进西装长裤,脚上的木屐已换成牛皮凉鞋,雪白的头发齐齐往后梳去,鼻梁上架一副金丝边眼镜。他的轮廓较深的脸相,有一点像马来人或印度人。他不过是越洋的第二、第三代人,祖上从未有过与异族通婚的事实,可他真有一点像呢!大约是地理、气候、食物所造成的,还有,中国内地沿太平洋内海一带的人种,追根溯源,说不定这里那里,是有着一些关系。这样——对了,再有,他基本不说话,只是微笑,这样,看上去,他就像一个印度学者,专门研究东方神秘主义哲学,他的思想沉浸在富饶多彩的精神世界里,就像恒河那样的地方。可是,你只要看一眼他裸在衬衫短袖外面的小臂,上面藤一样的筋络,就会知道,他不是。他简直就是一名水手,或者码头上的卸货工人,或者胶园里割胶的、砍椰子的,凡是在这热带国度的蛮荒时期,所能有的营生,看起来他都搭上过几手。他的手,爬了筋络,黝黑黝黑的,没有专门的技能所留下的特别记认,而是东一点、西一点的出力和控制,形成杂芜的痕迹。这痕迹并非具体可辨,是合成一个整体,全部呈现互相冲突又互相融合的形状。骨节朝不同方向突出,看上去就扭曲着,似乎无法协调合作,其实呢,在它们笨拙的动作之下,有着意外灵巧的效果。就像此时,他拈起餐桌上薄薄的一张纸餐巾,另一手握着一个铅笔头,这铅笔头,小得完全消失在他手的掌握中,可铅笔芯分明写下了一串阿拉伯数字。这一串数字,谈不上好看,可对于一个目不识丁的人——你很难想象吧,一个“神秘主义哲学的印度学者”竟然目不识丁,就是这样,千真万确,对于一个目不识丁的人来说,能握笔就算不错了,这串数字至少还是清晰的,而且,还有着一种质朴的工整,那往往出于目不识丁者对书写的崇拜之心。这样顺手拈起一张纸写下一串偶然遇见的数字,就是眼前这位老新加坡人的惯性动作。你要问他为什么?他只神秘地一笑,显得十分深奥。可你要再多留神一会儿,答案就来了。答案就是,六合彩。

凡进入眼睑的数字,比如说我们这时所在的餐室,我们的餐桌号,菜单上的价码,开来账单上的钱数,开餐时与餐毕时的几点几分,抑或只是某人随口说到某一件事情带出来的一个数字,都被他即刻抄写在纸上。这纸有时是桌上的纸餐巾,有时是筷子的封套、牙签套,再没有可攫取的了,就到他的包里去翻。他的那个包,斜挎在胸前,可是包罗万象,里面什么都有:眼镜——他虽然不是“印度学者”,可也有用得上老花眼镜的时候,比如写彩票和看彩票,龙虎牌万金油、汗巾、钥匙——是用一根长链拴在包带上,一是防止遗失,二还是防止开过门后遗忘在锁孔上,这比遗失还糟糕。再有茶杯,裹在塑料袋里的茶包,家人,尤其是孙辈的照片,插在柯达胶片免费赠送的小相片册里,几张名片,上面的人名是谁,恐怕都想不起来了,报纸的剪报,内容不一,有关于某桩刑事案件的报道、婚丧启事、总统告全国公民书、专业人士谈话……全循了文章边缘曲曲折折小心剪下,也体现了目不识丁者对文字的崇拜。还有融了一半的巧克力,这是随时要拿出来送给小孩子吃的,一架旧的电池用光的电子计算器,是儿子淘汰了的,旧手表、旧打火机——这于他都没什么用途,全是出于惜物的心情,凡来自物质匮乏时代的人共有的习性。在这一包杂七杂八的东西里边,会有一些纸张,写着小孩子幼稚的笔迹,是孙辈们的作业纸,他就在那背面,或者空白处,写下他所接触到的一切数字。

他自己也许都不知道,可我们知道,他是以为这些不期然相遇的数字暗藏着机缘,否则怎么解释为什么是这样排列,而不是那样排列?为什么是他遇见,而不是别人遇见?他将这些数字填入六合彩彩票,投出去,就好比向茫茫大海投去一个漂流瓶,不晓得有没有机缘再相遇了。他从来没有中过一次奖,我敢说。他就是属于六合彩概率发生中的那个基数,是其中忠实的一分子,不断地向六合彩输送着底金。我还敢说,他也没有期望中彩。不是说过,写彩票已经成为他的惯性动作?他只要是这样写啊写的,便完成功课了。在座的亲友小辈都拿这件事与他玩笑,假设他中了头奖将如何分享。他一点不生气,还以微笑。他的微笑比其他所有人的都含蓄和深刻,所以才说他像“印度学者”嘛!气氛很轻松,谁也不会记得,掩埋在这玩笑底下,极深极深的底下,那些激烈紧张的场面。这就是历史的深邃了,它把不堪的过去,推向时间的黑暗幽密,完全遮断视线,于是变成可以承受。谁愿意退回去,重现那伤人的场面?把最后一点买米的钱扔在赌注上,输得精光。也不是什么有名堂的赌,不过是孩子气的,用几块石头或者一枚铜钱,在泥地上扔来扔去。买米的,一家老小眼巴巴望着的钱就这样没了。他——这老人,远不是印度学者的模样,而是一个剽悍的水手形象,金属一样的骨骼,几乎要发出响来,脸形端正,眉眼的形状相当秀美,秀美到有几分轻薄了。他脸上带着笑,不经意的微笑,就是在这样的处境:两手空空,既没有钱也没有米,回到家不晓得会遇着什么悲惨的情形,他依然松弛地微笑着。这使他变得有些像动物,无知无觉享受内心生活的动物,其间有着一种混沌的诗意,看上去挺美。在周围众多被炎热与生计熬成焦苦的脸色中间,就显得格外瞩目。人们都骂他呢!骂他败家子和孽障,可这一点不妨碍他们拉他进赌局,并且下套子赢他的钱。

他喜滋滋的——就好像他是全赢,而不是全输,输赢不会影响他的心情,他要的只是那俭伶伶的一掷,那前途未卜的一掷。要说,他很具有丛林共产党的素质,可他天生没头脑,本能里就缺乏判断这一条。同时,补偿性的,元气就特别旺盛。他真有些像热带的草木,由于气候区域零散,变化频繁,活跃地交互流动,所以草木便呈现无序的杂芜状态。俗话说的“疯长”就是这般。与寒带的森林完全不同,比如,北欧的树。北欧的树是一崭齐的,线条流利得连棵小树杈都不会毛出边,你几乎用肉眼都看得见那大块的气流,温湿,从空中浩荡走过,切齐了植物的边。而热带的气候简直就是闪灵,它们没有一刻安静,时不时地跳一下,就形成莫衷一是的形状。这人,早年的水手,晚年的印度学者,就是在这种无端的气候活动中养成的性格,没有逻辑,全然谈不上有什么理性,从来不会预测危险。他喜滋滋地走在新加坡旧日的骑楼底下,这些骑楼是无数东南亚城市的风景,门面上留有着英、法、荷、葡以及中国,一小点被曲解的风格,多少有些谄媚的,孤立出来。可就是这,形成了整个东南亚城市的面目。他游荡着,眼睛就像初生的婴儿一样新鲜。他的肌肤,由于受热和冲凉,变得结实和光洁,黑亮亮的,头发甩在额上,黑亮里带了些黄,是被太阳烤的。空气里有水果的腐味,热带的蛋白质很高的水果,有些类似荤腥的腐味,还有咸鱼味,他穿行过去,赴他的赌局。

他每天早上离家出门,明知道他是去赌,心里都还希冀这一次不是。他夹着一部榨甘蔗水的机器,袋里装些做找头的零钱,俨然一副养家糊口的样子,出门了。他的模样挺招人疼,所以生意其实不错,再加骄阳当头,偶有一两次,他口袋里的钱略满了些,这一日他便真正成了一家之主。女人烧一桌菜,炒蛤蜊,煎咸鱼,家乡稞条,小孩子团团坐。此时此刻,即便是他,有哪一刻记着自己为人之父的?不免都受了感染,要发表几句家训,可他能说出什么呢?无非是“好好坐”、“好好呷”、“大的不与小的争”。这几句朴素到不能再朴素的训导从他嘴里说出,自有一种动人。这样一个天真俊美的青年,竟要担负起一家老小的生计呢!这一刻,连他自己都有一些儿动容,桌边上簇拥一堆的萝卜头,都是他的血亲,都是靠他的人!他心中充满柔情,特别想对他们好。倘若这心情能够再延续一天,那么下一日回家的时候——恰巧这一日天气依然晴好,骄阳似火,生意就不断,他又幸运没有碰上他的赌友,袋里的钱便又略满了些,那么他也许会带回一面小小的鼓,从印度人的杂货铺里买来的,那种他们印度教祭祀膜拜击乐用的小鼓。他买这面鼓,完全不是因为他对音乐或者宗教有什么兴趣,不是。他也只是出于一个简单的理由,他的孩子中那个最小的,前一晚上,将一个马口铁听覆倒过来,在它底部奋然敲击有数十下。“他有很大的力!”这位父亲钦佩地想。

他携了这面印度打击乐器从街上走过,就像一个古代的异族的游吟诗人。他有着浪漫的气质,一种对现实毫无功用只作用于精神审美的气质。他所有的行为都体现出稍纵即逝的特性,不可能停留、持久、积累和物化,带有闪烁的意思。他的仁爱也是如此,倏忽而来,又倏忽而去。但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施恶,这是因为他诗意的秉性。诗意完全出于人性中向善的一面,它只是没有规矩的约束,便呈现出杂芜散漫的状态,但根子上是慈悲的,对万物,而不是对某一桩具体的人与事的慈悲。他的这件礼物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这面印度鼓出现在这个贫寒的家中,显得十分古怪,就像不速之客,敲击起来也不如马口铁听来得响亮。最主要的是,孩子们没有习惯从父亲手里接受礼物。他们不晓得这是怎么了,这个人,忽然要送给他们一面鼓。这样的父亲,与孩子总是生分的,这在客家人的家庭里很平常。总是母亲在操劳,哺育儿女,父亲则是抽象的权威,于是便抱了敬而远之的心情。而这一个,却不大能生敬意的,孩子们对他,不亲不畏,也没有怨艾。他们的玩伴与同学中,有一些家中开咖啡店、肉骨茶店、榴莲档或者杂货店,他们去到那里玩,看见人家的父亲勤勉地做着生意,自然心生羡慕。可那是人家的父亲啊!他们很认命,从来不承想:倘若是那样而不是这样,该是如何?他们多少有些继承父亲的秉性,不会向命运问个“为什么”。但懵懂中还是有一丝意识,意识什么?意识父亲是个不争气的人!这是自小听祖母、母亲、邻里说着长大的,也是社会进化的结果。他们又不是没有眼睛,看不见买米的钱被赌掉,祖母、母亲的眼泪,父亲恼羞成怒的发威,还有债主们上门讨赌债。曾有一次,全家老小到橡胶林里躲了一天一夜。父亲一个人坐在地上,愧疚地缩着身子,看任何人的眼光都带着乞怜与告饶,叫人怎么恨得起来?只有怜悯。他们中间最小的一个,都对他怜悯,路还走不妥,摇摇摆摆走过去,碰碰他的手,送过去一张碧绿的橡胶叶。简直是像《诗经》中唱的:“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这就是血亲啊!

可他永远缺乏吸取教训的脑筋。也不怪他,社会进化漫长的过程,一代人根本充不足一个单元,怎能指望他!就算是二次大战以后,世界历史进入飞跃性的发展速度,快是快了,可也轮不上他来承担进步的环节。有时候,他走在街上,心中忽降神明,看见周围情景大变,似乎是,一下子被刷新了。原先的污迹、斑驳、圮颓,全都平复在光滑鲜艳的色彩之下。他辨不出这些新型建筑材料,只觉着四处亮闪闪的,他惊异地自语道:新加坡很美!新加坡河,他费力地想着,有多少时候不泛滥了?河道取直,岸上大片的棚屋转眼间不见了!他恍惚以为,自己在了一个新的国度里。独立日过去有多久了?日本入侵又过去多久了?共产党在街上惩罚汉奸,手心里藏一个马口铁空咖啡盒,猝不及防套在汉奸耳朵上,陡一旋,耳朵便割下了。有一次,血还溅到他身上。那共产党眼睛朝他一横,转身隐入骑楼的暗影,不见了。他本能地抬脚跟了去,却又伫步了,他怕血。这情形过去有多么久了呀!怎么就好像在眼面前。他对时间没有概念,对历史也就没了概念。所有一切在他身上像沙漏一样漏下去,连个底都没有存起来。早说过他是没有积累的。他甚至没有注意到他的孩子们是怎么长大的。也是陡然间,矗立在他跟前的,都是一个个的俊男了。他们都有着和父亲一样秀美的、带些女人气的眼睛,连最小的那个,圆圆脸颊也变成有轮廓的长脸。他使劲记也记不起来,他是如何喂饱他们。他怎么喂得饱他们,连他自己都感到畏怯的。然而,这疑惑并不会愁倒他,因为这于他其实十分自然,从这里说,他又是极了解时间的概念,凡附在时间上的,都是必然发生的。所以,他是一名朴素的历史唯物主义者。他信赖历史的必然性,至于发展过程中的细节,他是不予追究的。比如他女人不得不出去做工,到一家工厂做杂役,将一窝孩子交给老母亲带着。他的大女儿,才满九岁,放学回家,就站在小板凳上煮饭给弟弟们吃,当然,也给他吃。这些惨淡的日子,随了时间过去,过去,一去不返,就到了现在,他,从健壮的水手变成印度学者。

他们的旧屋,是在老祖母手里盖起的。那个带了他的父亲涉洋过海来到马来亚的客家女人,掴过他的嘴巴子,他唯一敬畏的人。他的敬畏表现在,必要将老祖母的相片,供在家中。他每去他分门独立的儿女家中,总是要搜索他们的房间,看墙上和柜上的照片中,有没有这位老祖宗。倘若没有,就够他忙一阵的了,他立马翻箱倒柜,寻找出底片,大太阳头里,拿了底片去冲洗,领取,再装框,赶着送到这些儿女家,亲眼监督挂上墙。这一阵子忙,显现出明确的目的性,就此看,他对历史也是有认识的。老祖母主持盖起的屋子,一长条,无阻隔,中间开个天井,采光和通风,砌了水池,养一些盆栽,小孩子骑了脚踏车,可直来直去。这大屋子,几次债主威胁要烧了它,还有几次,他动念头要卖了它,被母亲、女人服毒上吊地保下来——当然,是在老祖母过生之后,没人能掴他耳刮子了。父亲算是个长辈,可和他差不多,也是遭老母和女人痛骂的,染的不是赌,是抽。在这终年溽热的气候里,人总要有个什么瘾似的,逃避其中喘息一下。可是,肉体上的适宜能维持多久呢?反而更加剧了接踵而来的煎熬,情绪变得焦躁不安。这父子俩不碰头则已,一碰头必定崩。他们忽就变得暴烈,像要搏命一般,受惊的小孩子围了母亲与祖母,头扎在小胸脯上,绝望地等候雷鸣电闪过去。这大屋子里没了权威,只靠着女人们的坚韧维持。这大屋子,几次临危又几次保下。可是,简直就是悄无声息地,换成了今日政府的廉租屋。推土机是何日来的?还有搬家的罗厘车。其实这大屋子差不多是自己圮颓的,白蚂蚁噬透了木梁、地板。屋顶上露出了天空,东北季候风时,外面大雨,里面小雨,雨季过后,便处处霉斑。这屋子还像是被孩子们撑破的,他们在里面挤挤挨挨,磕磕碰碰,一夜之间,就盛不下了。他竟记不得这屋子所在的地方,满眼新起的大楼,过往的汽车,还有快铁。对了,快铁是一桩令他兴奋的事情,他从中领略了风驰电掣的速度,就好像一个幼儿乘过山车似的,他忽然兴起便会去乘上一趟,自动售票机也叫他喜欢!快铁里多是年轻的,脸色敷得很白、表情淡漠的上班族,他在其中,尤其显得突出。他的黑、瘦,闪烁新奇光芒的眼睛,被笑容掀动的嘴角,他有一种奇异的生动,比所有年轻人都有个性。

要是在较为陈旧的后街的咖啡店里,就能看到一簇簇的这样的人。都是上了岁数,可年轻时候的荒唐还刻在脸上、手上和身体上。现在,骚动平息下来,顶多余下一两个惯性动作。他们都有些像化石呢,凝重而收缩。他在他们中间,应当说是有归宿了,可他就是比一般人元气更加充沛,或者说,比其他人都晚熟,他的性格还在生长出枝枝蔓蔓。忽然间,他皈依了基督教。这样,我们便不得不触及信仰这个话题了。

他的敬爱的祖母,就是方才说到的老人,是怀揣一尊观音像,带了独生子,即他的父亲,来到这个岛上。从此,这尊槟榔木雕的观音便不弃不离,每日早上,像前都供上一炷香。所以,他就应当是佛教徒。初一十五,观音诞日,他也会随家人进庙拜佛,盂兰盆节,则到新加坡河河岸放河灯。看那一河的灯飘飘摇摇去远,他的魂也像是去远了,倒不是去到幽冥地府,而是飞上了天。他不由自主跟了灯跑啊跑的,心就像插了翅膀,说不出的快活。他就是喜欢这样,人簇拥着人,鬼簇拥着鬼,亲亲热热,热热闹闹,朝了一个方向去,去干什么?不知道。这盲目的喜悦攫住了他,他从来是不明就里的性子,特别容易受鼓动,勃勃然的。他却是不像他的祖母,以及他们家的那些女人,对菩萨有务实的需求:保平安,保衣食,保子孙兴隆,保今生后世的福禄。这些庶务,在他心里占不了一点点角落,他追求的是精神的满足,似是更符合信仰的真义。他总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不自觉就走入花影,风月中去。

新加坡河的灯,偶尔会叫这个老人绰约想起什么,他实在不是个有意识的人,谈不上有什么历史的记忆,有的只是一些乱了秩序的印象。所以,他脑海里就会出现一些奇异的景象,比如说,璀璨的新加坡河里,灯光交互中间,忽有一盏荷花心里的灯,摇曳着烛光,乘着河流向海口驰去。这一盏灯虽说是暗淡了些,可是边缘清晰,有一种动画的平面的效果。这盏灯,又分明是他敬爱的祖母的那一盏,他是多么想念她的耳刮子呀!也不知他是怎么认出来的,这地方的人和事,就是有些魅。这一盏莲花灯穿行在灯的光和影中,一直在他视野里滑行,几乎要唱出歌来,闽南的客家小调,他还是想念她的耳刮子!这真是不可思议,可在他,却不存有一点吃惊。这个人的内心其实是有一种虔诚的,他对整个虚空都生有敬仰之心。芭蕉叶在湿润的晨曦中一点一点凸现出来,他便欢欣起来,以为世界在向他招手。他的虔诚是在美学意义上的,这又一次涉及了信仰的真义。在这个榛子纷落的岛屿上,他们渡海的先辈带来的宗教,只是一些乡间的膜拜礼俗,敬着无名的小神。同乡们集资筑个小庙,造像的师傅多是半路出家,见识也少,所见的神像,不外是乡里的灶神、门神、土地爷。但他们用彩却有着乡下人的大胆,于是,粉绿粉红,镶金嵌银。香烟缭绕中,自有一种诡谲的艳丽。他走进去,就会兴奋。他甚至动过做庙祝的念头,可一出庙门,这念头便烟散了。他的念头总是这样活跃地生息湮灭,倒不是不虔诚,是元气太过旺盛,看看这热带地方的草木便知道,生长的激素如何的不安宁。

于是,他陡然间,皈依了基督教。这里面真是难说有什么世界观的转折,多少有一点一时兴起的意思。可能就是某一日,他怀了某一种心情,经过礼拜堂前,听见了赞美诗的歌声,机缘就这样来临。礼拜堂的素朴唤起他的另一种美感,牧师讲道里的圣经故事又唤起他对神迹的向往,这些神迹在他的世界里,全不需要有哲理的解释和说明,因他分明是看得见福音的。他看得见黑夜里的路人,身上罩着光。唉,他要是受过教育,或者有手艺,一定能成为大艺术师,可现在,他只能独享他的艺术人生。周围的人不仅不能受他惠顾,反而要作出牺牲。说实在的,他剥削了至亲的人的权益,为他的艺术生活付代价。他迷了这门宗教,用“迷”这个字很是冒犯,可于他,还有什么字比这个“迷”更说得像的?再说句冒犯的话,在这样长年不息的溽热里,不知不觉地滋长出一种类似阿拉伯制幻剂的空气,让人着迷。他迷上了基督,心里充满感激,如何回报呢?他唯有向奉献箱送上他的银两。他出手的爽快就好比一个富豪,其实,不过勉强够得上李光耀政权下的小康。

这时,他已经从一间罐头厂看门人的职业上退休,得了一笔退休金。这笔退休金很快消散殆尽,不仅在基督礼拜堂里,奉献给了上帝,以报答沐恩,还救助了他所以为的穷人。谁要是正为难,又正被他撞见,他就一定要这人收下他的钱,并且,一定不要记住他的姓名,他会说:不是我帮你,而是你帮我!他像打架似的将钱揿进这人的掌心里,言之凿凿地说下这句话,好像在起誓。钱财总是被他看成身外之物,不足以惜。事实上,即使是身无分文了,他也总是有饭吃。先是女人出去挣,现在是儿女。儿女们都成了家,有了好职业。他们是新一代的新加坡人,穿了雪白的衬衣,西装长裤,鞋袜齐全,鬓发理得短短的,神清气爽。他们多是中等技术学校毕业,是一位母亲最明智和现实给予的教育。他们就多是在中等规模的公司做中层管理人员,进出装有空调冷气设备的写字间——空调不仅改变了热带的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使人头脑清醒。他们全都是理性的国民,懂得忠诚国家,也懂得孝敬父母,他们每月都要交给母亲零花钱。他们和父亲总是淡漠的,他一世没有在孩子面前立下什么威严,也没什么父爱。随了孩子的长大,他逐渐变成了他们的孩子,一个老孩子。就这样,他很快变得身无分文,可他不还有一身无处使的力气?他满街走着,看见有搬家的,就上去扛东西,看见有行动困难的,就携了人家走路过街。他真的像是耶稣,总是与为难的人在一起。其实是一种生性,手不停脚不停,不能安坐于一处,而是要走动着,从这里到那里,再从那里到这里。所以又像受罚的西绪福斯,永远不能停止推石头上山。

他无度地挥霍钱财和精力,从不计算一下还有多少库存,可这到底已于大局无碍,这家里进来出去的都是壮年人,老与孺皆有所依,昔日家道单弱的情形一去不返。这个家就和新加坡所有的家庭一样,秩序井然,而他是这家庭的一个弦外之音。家中商量什么事情,他从不加入,反正有的是小爸爸,小妈妈,不会向他讨主意。他忙着他自己的,谁也不知道他在忙什么,他自己都未必知道。就见他匆匆地进,匆匆地出,脸上是郑重的表情。他的手和脚,总是处在忙碌却目的不明的运动之中,这些动作在不知不觉之中,缩小着幅度和力度,他不可阻挡地衰老下来,变成一个老祖父。虽然,他就像这家里的一个外人。但是,逢年过节,全家团圆的时候,他当然还是坐上座。儿孙绕膝,他简直认不过来,他们中间那几个肥胖的,格外叫他喜欢。他这一生,很少看见胖孩子,热带的气候,人都黑而消瘦。他最喜欢看那最小的,也是力大无穷,用一柄叉和一柄勺在空中挥舞,与假想的敌人激战。“他有很大的力。”他佩服地说,嘱这孩子的父亲,他的第几个儿子,为他买一面鼓,让他敲击。儿子应承了,却并没有去买,现在的小孩子哪有玩这个的,他们都玩电子玩具。他坐在儿孙群中,感到很骄傲,这从他的姿态可看出,他昂然地抬着脸。脸型与年轻时倒无大改,骨架子还在。因为是劳作活动的人,所以并没有赘肉,只是纹路多了,使得眼睛的形状有所变化,不再是那种带女人气的秀美的眼睛,而是显得深邃。嘴形也是这样,不是原先丰润的甜蜜的线条,多少干枯了,却表现出一种坚执的个性。他的形象在向印度学者靠拢呢!

他们这一大家子,常常是在楼下餐店里用餐,满满坐了两大个圆桌,占据了餐店前的空地。社区花园里都是饭后散步的人,走过来,看一看,在心里说:这是幸福的一家。晚风习习,即使是热带,此刻也有些凉爽的意思了。他身心惬意,一股满足感涌上心头。舒适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驯服了这个人,使他安静下来。六合彩是最后的余韵。孙子的年龄,儿子汽车的牌照号码,每一桌的人数,都填上了彩票。现在,儿女们对他的钱袋略微放心了些,有时会给他几个零用钱,他统统用作买六合彩。他不再有力气去扶助为难的人了,走在街上,他也像个需要帮助的人。这不仅因为上岁数,还因为驯服,他甚至变得有些文弱。狂热生长的活力渐渐降到一个适度的水平,他安静下来。他甚至变得有些居家,有时候,他竟然有一天不出门,对了电视机坐着。电视机是继空调器之后,第二改变生活状态的物件,它有些移性呢!内里的不安骚动会移向它那个小荧光屏里。那小小一方天地里的活跃竟会扩展,以至笼罩住整个视野,就好像他们家乡的打“油灯”的谜语:枣大枣大,一间屋子装不下!他看着电视机,脸上逐步绽出“印度学者”那种神秘的笑容,谁知道他在笑什么呢!

在第三代的眼睛里,他是个懦弱可欺的老爷爷,当然,也是可亲的。他们随时会爬上他的膝盖,摇摇他的脑袋,拉拉他的耳朵,或者夺去他手里写彩票的笔。他决不会动怒,而是佩服他们的智慧,伸手拧拧他们的小脑袋,继而佩服的,是这脑袋的圆实。第二代本是与他不亲,但第三代调和了他们之间的气氛,聚在一起时,儿女们也会逗弄他,主题大多是他永无收获的下注。这种小赌已伤不了他们了,只能制造笑料。所有沉痛的往事都沉淀了,沉淀到历史的渣里面,就好比新加坡河的淤塞疏通,河水清澄,映得出岸上的倒影。他如今行动能力减弱了,活动范围便也小了,再则他们居住的社区,就是一个小社会,什么都有:医院、产房、婚纱摄影、学校、庙宇甚至寿衣纸扎,一个人可在这里安度一生。他好久没有走去过新加坡河岸了,可是新加坡河上的灯光却照亮了天际,新加坡的夜晚是微亮的夜晚。露水降落,光映上去,变成光的幕。氤氲中飘散着无数诗魂,渐渐冥息。电光将这城市国家的轮廓勾画出来,明确而清晰。老大跳上岸,系好缆绳,将木船拉拢岸边,我登上岸,新加坡的灯光,如同一本书,合上书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