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格里高·萨姆莎从烦躁不安的梦中醒来时，发现他在床上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跳蚤。他的背成了钢甲式的硬壳，他略一抬头，看见了他的拱形的棕色的肚皮。肚皮僵硬，呈弓形，并被分割成许多连在一起的小块。肚皮的高阜之处形成了一种全方位的下滑趋势，被子几乎不能将它盖得严实。和它身体的其它部位相比，他的许多腿显得可怜的单薄、细小，这些细小的腿在他跟前，在他眼皮下无依无靠地发出闪烁的微光。

“我怎么啦！”格里高心里想道，那不是一个梦。他的房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凡夫俗子的房间，只是略为小些罢了。房间里静静的，四周是熟悉的墙壁，桌上摊开着收集得来的织物样品，往上看挂着一幅画，那是他不久前从画报上剪下来的。镶嵌在一个美丽的镀金的相框里，这是一幅夫人的画像。画上的夫人头带毛帽，颈脖套着狭长的毛围巾，一幅端坐的姿态。胳膊的下部隐藏在毛暖筒里。这幅画高高在上，对来访者显示出一种俯临人世的气派。

格里高望着窗外，那是一种灰暗的天气——可以听到雨点打在窗棂上——这使他心情抑郁。“如果我现在睡一会，忘记所有的傻事，那会怎么样呢？”他心里想。但是这根本实行不了，因为他习惯于朝右侧睡，而现在却是仰天睡的，翻不到右边，尽管用了很大的力量，仍然无济于事。他试了上百次，闭着眼睛，免得看见那些活崩乱跳的小腿。当他开始感到一侧有些从未有过的轻微的钝痛时，才停止了翻身的努力。

“我的天哪，”他想，“我选择的是多么辛苦的职业啊，我日复一日地处于旅途之中。在外面，业务上的刺激，比起在家、在公司要大得多。此外，还要承受旅途的劳累，要考虑火车的联运，吃饭没有规律性，伙食又差，频繁更迭的车马交通，一点也没有人情味，没有温馨之感，让这种旅差劳务见鬼去吧！”这时，他觉得肚皮上都有点痒，于是他让背部慢慢移动到床柱附近，以便于抬起头来。他看见了痒的部位，那上面全是小白点，他弄不清那些到底是什么东西，他想用腿来摸摸这个部位，但他立刻缩回来，因为摸的时候，他打了一个寒战。

于是他又滑回原来的位置，“早起，”他想，“使人愚钝，人要睡觉，其他的旅行者像闺阁妇女一样生活。例如，当我上午这段时间，走回接待室，记下已经分配到的任务时，先生们才吃早饭，要不信，可到我上级那儿去试一试，我立刻就飞出去；可是谁知道，这样做对我是否很有好处呢？要不是由于父母的原因我早就该声明辞职了，我早就该去上级跟前彻底倾诉我的肺腑之言，他听了我的话肯定要从写字台上跌倒下来；他坐在写字台旁的姿势也很特别，他总是居高临下地和职员谈话，由于他的听力不好，职员说话时必须离他很近。现在，希望还是有一点的，我已经积蓄了一点钱，为了向他还清父母的债——这债恐怕要还五、六年——我是绝对要还清的；然后可以获得厚利。目前，我无论如何要起来了，因为我乘的是五点的车。”

他向闹钟望去，闹钟正在一个箱子上滴滴答答地走着。

“我的妈呀！”他想，“现在已经是五点半了，指针还在静静地走着，甚至已经是五点半多了，接近于五点三刻了，闹钟没有闹过吗？从床上看，钟停在四点没错，肯定响过铃。对，这震动家具的闹钟声，居然休息了，这有可能吗？现在，他格里高虽然安静，但并没有睡着呀！不过或许他睡得更熟了，那现在他怎么办呢？下一趟车是在七点，那就要火速加快行动了。他必须将些样包起。他觉得自己并不特别的机敏和精力充沛。虽然赶上火车，也免不了上级要大发雷霆，因为五点正助手已经在车站等格里高了，他肯定已经向上级报告了他的误车，这个助手是上级的走狗，毫无骨气和理智。如果他报告格里高生病呢，那也是特别使人尴尬而值得怀疑的事情，因为格里高在五年的任职期间一次病也没有生过，上级肯定要和医疗保险医生一起来，并责难父母，说他们的儿子懒惰。指示医生提出各种异议：说他身体健康工作懒散，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有公道可言么？格里高觉得，他的情况除了睡过了头，还是睡过了头。他本人完全健康，而且甚至还特别的饥饿。

当他匆忙地思考过这一切后，来不及作什么决定，就离开了床铺——闹钟响了，正好是六点三刻。这时有人敲床头旁边的房门，“格里高，”——这是母亲的声音，“现在已经六点三刻了，为什么你还不出发呢？”这声音是如此的柔和，他也回话了。但当他听到自己回话的声音时，大吃一惊，这声音是他以前的声音，这是准确无误的，但参杂了一种来自下面的，未被压低的虫声，这虫声只有开始的瞬间是清楚的，其拖音却是模糊不清了，听起来，使人惶惶然，不知道自己是否听准没有。格里高要详细回答母亲的问话并解释这一切，但由于他的声音发生了变化，只能回出如下的话：“是的，是的，谢谢母亲，我已经起床。”门外并未察觉到声音的变化，也就安心地踢踏着拖鞋离去了。不过，通过这场谈话，家里其他的人却听出来了，格里高不是大家期待的那样已经起床，而是仍然留在房间里没有行动。

父亲在一个边门上轻微地敲起来了，但却是用拳头敲的。他叫道：“格里高，咋回事呀？”过了一小会，他又以一种低沉的声音提醒道：“格里高，格里高，”在另外一张边门，妹妹却在关心地问道：“格里高吗？你不舒服吗？需要什么东西吗？”格里高向两边回答说：“我已经准备好了。”格里高这次发音很仔细，并且是一字一字吐出来的，好让人听清楚，父亲也吃饭去了。但妹妹还在悄声说话，“格里高，开门吧，我求你。”格里高根本不想开门，昨晚，他已小心翼翼地将房间所有的门锁上了。

首先他得安静，然后起床穿衣，并且先吃早饭，接着才考虑别的事情。因为他注意到，在床上考虑问题不会有好结果，他回忆起来，过去在床上经常感到有些轻微的疼痛，这或许是由于睡眠姿势不良引起的。在起床时又觉得这种疼痛完全是一种幻觉。这次他在床上也觉得有点痛，而且声音也变了，但起床时，却没有什么幻觉了，都是实在的事。他很警张，这种声音的变化不是别的，而是受了凉的表现，是一个旅行者的职业病的表现，这是毫无疑问的。

掀开被子，那是很简单的事，不费吹灰之力，被子就掉下来了，但接着而来的事就很麻烦，特别是要站起来，就是显得更麻烦了。因为他身体已是不同寻常地宽阔，这就需要胳膊和手的帮忙；他现在没有这两样东西，只有许多细小的腿，而且还不停地乱动，他又控制不了小腿乱动的情况。如果要将其中的一条腿弯曲起来，首先得将它伸直，这件事他终于办成了，他就用这条腿做他想做的事。这时其它各条腿，像获得了解放一样，也这样工作起来了，处于高度的兴奋状态并且极为痛苦。格里高心里想：“离开得了床吗？”

首先他用下身离开床铺，然而自从他变成大跳蚤后他没有见识过他的下身，这个下身是怎么样，他还无法想象，但行动起来非常笨拙，走得很慢，当他最后发疯似的，不顾一切地往前走时，真是竭尽了全力；但方向却是不准，狠狠地撞着了床杆的下部，他感到烧灼似的疼痛。这使他了解到，他的下身或许是全身最敏感的部位。

于是他试着上身先离开床，将头小心地转向床沿，这事他轻易地办成了，尽管他下身既宽又重，但随着头部的转动身子最后也转动了，但是当他终于将头在床外支撑起来时，他吓了一跳，不敢用这种办法继续进展了。因为再继续进展的话，最终必然要掉下去，头不受伤才怪呢？这样下去是不值得的，他最好还是留在床上。

不过当他同样费劲地回复到躺在床上的原来姿势时，他叹息着，更加生气地看着他那些小腿互相碰撞，斗争。对于小腿们的骚乱想不出办法加以治理，他心里又想，这床上也是躺不得的。要不顾一切地从床上解放出来，即令解放的希望很小，也是值得一干的。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这期间他同时没有忘记：安静的思考比起鲁莽的决定要可取得多。这时他把眼光尽可能盯着窗户，可惜他只看到晨雾将窄狭街道的对面裹住了，从中他并没有获得多少信心和开朗的心境。闹钟重新响起来了。“已经七点钟了，”他想道，“已经七点了，还总是这样的雾。”他在床上躺了一会，呼吸安详而微弱，好像他期待着从完全的安静中回复到真正的，自然的状态。

然后他又想到：七点一刻以前，我必须无条件地离床，到那时公司必然来人问我，因为公司是七点以前营业。他开始将他的整个瘦长、匀称的身子摇晃出床，如果采用这种办法，他得高昂着头，估计头部不会受伤。至于背部，似乎是硬的。

掉到地毯上也不会发生什么异常，最大的考虑是响声，这响声虽不致引起恐吓，但也要惊动门外所有的人。响声必然是有的，风险不得不冒。

当格里高向床外冒出一半时——这种新方法与其说是艰辛，还不如说是一种游戏，他总是要往回摇晃——这时他忽然想起，如果现在有人来帮他一把的话，起床是多么简单的事。有两个人就绰绰有余。——他想到了父亲的厨娘——他们只要把手臂放在他弓形背下面移动，这样就可以将他弄出床外，由于身体有重量，他们必须弯着身子，耐着性子，小心翼翼地移动；这样格里高就可以在地板上翻过来，但愿小腿在地板上，注意不要胡蹦乱跳。除此以外，门还是锁着的呢！他要不要真的叫人帮忙呀？当他想到这点时，他不顾一切地抑制了笑容。

事情还差得远呢！他虽然强烈地摇晃自己的身子，但仍然觉得不平衡，于是立刻作出最后的决定，因为现在离八点只差五分了。这时有人敲门，格里高想到，“公司来人了，”他几乎目瞪口呆。而这时小腿跳“舞”跳得更欢了。一会儿一切都安静了。他想，“您不要开门，”他下意识地希望。他想这次一定像往常一样还是女仆，她踏着坚定的步子直趋房门并且将它打开了。格里高只等着听取来人入室打招呼的声音，并且已经知道谁来了——原来是公司全权代表本人。唉！为什么只有格里高注定要在这个公司服务呢？在这里只要有一点点微小的失误就要受到询查，难道公司里的全体职员都是废物吗？他们之中没有一个忠诚可靠的分子吗？而这个人仅仅在一个早晨只有几个小时没有为公司办事，出于良心的谴责变得神经衰弱了，以致于离不开床铺了，即使如此，派一个学徒来问讯一下也就可以了——如果有必要问讯的话——可不这样做，偏偏是代表本人来了，向他无辜的家庭宣示，代表本人才有能力追究此事，果真如此吗？——格里高想到此事就激动起来，代表来之前，他就决定要起床了，一方面出于激动，更多的是出于他本人正确的决定。于是他竭尽全力一摇，摇出了床。滚到地上时的确响了一下，但声音并不多大，一方面是地毯使声音有所减弱，另外，背部的弹性比格里高原来想象的要好，所以掉到地上的声音根本不是那么响亮。只有头部，由于注意不够抬得不高，因而受到了一点撞击，这使他懊恼和痛苦，于是转动头部并在地毯上抚摸它。

“这房间里肯定掉了什么东西；代表在左隔壁房间里说。格里高寻思，代表是否也发生了类似今天在他格里高身上发生的变化？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这时代表在隔壁房间里踱着沉重的步子，漆皮靴子格登格登，有如对这个问题作出粗野的回答；在右边房间里妹妹却悄悄地报告：“格里高，代表来了，”“我知道。”他回答的声音也很小，不过他妹妹可能听见了。格里高不敢将声音提高。

“格里高，”父亲在右边房间里说，“代表先生已经到了，他要询问一下你为什么没有坐早班车出发。我们也不知道对他说什么好。此外，他还想和你个别谈话。你开门吧，房间没有收拾他不会计较的。”“早晨好！萨姆莎先生，”这时代表友好地说。“他身子不舒服，”正当父亲在门口说话时，母亲插进来对代表说，“他身体不适。代表先生，请您相信，要不然他怎么能误车呢？这孩子一心扑在生意上，别的什么也不干，我正生他的气呢。他晚上哪里也不去，到现在他在城里已经呆了八天了。每天晚上都在家里，他就和我们一起吃饭，安安静静地看报或研究火车时刻表。他制作的细木工活，那才算是一种分心呢，例如他用两个晚上制作了一个小木框，代表先生，您一定会惊奇，那个小木框是多么漂亮啊！它挂在房间里，格里高一开门，您马上就可以看见的。另外，代表先生，您来我们这里，我感到很荣幸。我们早就要他把门打开，他没有照办，他很固执。他肯定生病了，但他早晨还说他没病。”“我马上就来。”格里高慢慢地，而且谨慎地说。他说这话时没有动弹，生怕说话时漏掉一个字，“好心的夫人，我不能作什么别的解释了，希望情况并不严重。”代表说，“从另一方面讲，如果我要说什么的话，我只能说，我们商人，——有人说好，有人说坏，随人怎么说吧——我们商人，由于商务上的考虑，我们对一些小小的身体不适，经常是要顶着点儿的。”无辜的父亲这时又敲门了，并且问：“代表可以进来吗？”“不行！”格里高说，左边房间里是难堪的沉默，右边房间的妹妹开始小声地哭泣起来。

为什么妹妹不到其他人那里去呢？她也许才起床，甚至还没有穿衣服吧？但为什么她要哭呢？因为格里高没有让代表进入房间，因为他处境危险，很可能丢掉饭碗；因为上司又要老调重弹，向父母重新算过去的老帐，为了这些才哭吗？这也许是多虑了。格里高还在这里，他一点也没有想到要离开家里。目前他就躺在地板上，了解这一情况的人不会苛刻地要求他让代表进入房间。但是由于这一小小的失礼行为，以后很容易找到一个合适的借口将格里高解雇，没有好结果的。对格里高来说，目前似乎最好是让他安静，别用哭泣或找他讲话来打扰他。但目前这种尴尬的僵局使其他人感到烦恼，他们的关心是可以理解的。“萨姆莎先生，怎么搞的？”代表提高了声音，“您在房间里设防吧，只要回答一声行或不行就可以了。您给你父母带来了不必要的严重的不安，并且耽误了——这我只是顺便提一下——以前所未闻的方式耽误了工作，我以您父母的名义，以您上司的名义严肃地跟您说话，要求您现在明确地解释一下。我一向相信您是一个安分守己的、理智的人，可是您现在似乎突然地变了，非常任性，今天早上您误了车，上司已经指示我，要我让您将不久前赊出去的帐收回，我为此说了许多好话，认为这个指示是不恰当的，不过现在我看到您这种顽固劲，我已毫无兴趣为您效劳，您的地位是极不牢靠的。我原本想和您私下谈谈，但是因为您在这里浪费我的时间，我不知道，为什么连您父母也不知道您的情况。您在最近一段时间里的工作成绩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当然，现在不是作大生意的季节，我们承认，但是也不是一桩生意也作不成。那根本不可能，萨姆莎先生，决不可能。”

“不过代表先生，”格里高有些失态地叫起来了，由于激动就不顾一切了。“我马上开门。有点不舒服头痛，我就没有起床，我马上就起床，我还躺在床上，不过现在精神又好了，我就起来吧，只要一小会儿，请耐心点！身子还不是我所想象的那样美气，不过已经好了，真是病来如山倒呀！昨天晚上我还是好好的，我父母是知道的，确实如此，甚至可以说他们了解得更清楚，昨天晚上我就微微有点预感。知道今天必然会有人来看我，为什么我不去公司报到呢？总是有人认为，生了病可以不必留在家里休息，会顶过去的。代表先生！请不要为难我的父母！您对我的一切指责都是没有道理的，没有人指责过我。也许您还没有看过我刚刚发出的订货单。再说，我坐八点的车，多休息几个小时能使人精力充沛，代表先生，请不要再耽误了。我自己立刻到公司去，请您给上司转达一下。”

当格里高很快说完以后，他几乎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然后他轻快地靠近了箱子，之所以能轻快，可能是由于在床上练习的结果，接着他试图依靠箱子站起来。他要开门，要让别人看见他，要和代表说话。他急于想知道，那些对他有所要求的人在见到他时会说些什么。如果他们大吃一惊，那格里高就不再有责任了，就可以安心了；倘若他们心安理得地接受现状，他就没有理由激动了。抓紧时间，八点就在车站了。首先他好几次滑离了外表简朴的箱子，最后他终于完成了一次摆动，因而直立起来了。下身的疼痛再也不注重了，即令是疼痛他也不在乎了。现在他朝着附近椅子的靠背落下去，他用那些小腿紧紧地扣住椅子的边沿，这样他就坐牢了，他静静地呆在那里，因为他已经听到了代表在说话。

“你们二位是否听清了他讲的哪怕是一句话？”代表问格里高的父母，“他不是在耍我们吗？”“我的天呀！”母亲叫着，她已经在哭了。“他可能得了重病，是我们把他折磨成这样子的，格蕾特！格蕾特！”然后母亲叫喊起来。“母亲？”妹妹从另外一边也叫着。她们母女对着格里高的房间通话了。“快去找医生！格里高生病了，快，你必须马上找医生去。您听见他讲话了吗？”“这是虫子的声音！”代表说，和母亲的叫喊相对照，代表的讲话的声音是轻轻的。“安娜！安娜！”父亲的叫喊通过前房直达厨房，他还拍着手。“马上去取钥匙！”两个姑娘跑步穿过前房时，可听到裙子的窸窣声。——妹妹穿衣服怎么这样快呢？——有人用力把门打开了，可没有听到关门的声音，他们可能让门开着吧，像家里通常那样。但是一个巨大的不幸发生了。

不过格里高变得安静多了，人们已经听不懂他的话，尽管如此，他觉得他们的话是清楚的，比以前还要清楚，这可能是听惯了的原因，不过人们总还是认为他不大正常，并准备帮他。一方面出于安全，另外，他们也相信能帮他，从这两点出发，他们采取了一些初步措施，这对他是有好处的。他感到自己又进入到人类的圈子里了，并且希望通过这两个人大大改进他的声音，这就是通过医生和钳工，其实不必分得太仔细，以便在行将到来的会谈中能发出清晰的声音。他略微咳了一会，想努力咳掉虫声。因为他的咳嗽听起来也可能不完全同于人的咳嗽声，格里高也不敢再自行作主咳嗽了。这时隔壁房间里变得完全的沉寂。也许父母和代表正坐在桌子旁边窃窃私语，或许他们正靠在门内偷听。

格里高连同单人沙发一起朝房门移动，到了门边他就直扑房门，这时他站直了。——他那一团小腿带有些微的粘性——略事休息。然后他开始用嘴转动着锁孔里的钥匙。可惜他根本没有牙齿——他用什么把握住钥匙呢？——当然，他的下颔是强有力的，用下颔可以真正地转动钥匙，格里高不顾一切地这样做了，毫无疑问他付出了代价，因为棕色的液体从嘴里流出来了，流到钥匙上，滴到地板上了。“你俩听！”代表在隔壁房间说，“他在转动钥匙。”这对格里高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但这样一来，大家都对格里高鼓劲了。父亲、母亲也参与叫喊：“加油！格里高，”他们都叫了。“再靠近一点，靠紧锁子。”可以想象大家都在紧张地注视着格里高的艰辛和努力，他也竭尽了全力，可控制不了，他居然咬住了钥匙，每转动一下钥匙，锁也跟着晃动，现在只有他的嘴还可伸直，按照转动的需要，他把自己挂在钥匙上了，锁子反弹，激出相当响亮的铿锵声，这使格里高真正地清醒了。他喘着气，心里想，我干脆不在锁上下功夫了。他把头搁在门的把手上，使门完全敞开。

因为他用这种方法开门，门缝就开得相当的宽了，可人家还是看不到他，他必须绕着门扇慢慢转动，他担心由于别人进来时他恰好笨拙地掉到地上，弄个脚朝天，所以他转动时小心翼翼。他还正在艰难地奋斗，没有时间注意其它事情，可就在这时，他听到代表一声响亮的“啊”，脱口而出。这声音有如风声飒飒。格里高也见到了代表，代表是第二个在门口的人了，他用手压住已经张开的嘴，慢慢地又收回去，好像一种不明显的、均匀的、很有后劲的力量在驱动着他。这时母亲也来了。她不顾代表在场，头发还是昨天晚上散开的样子，蓬松高耸，她首先看看两手互握的父亲，然后朝格里高走了两步，并且跪在她那向四周展开的裙子的中央，她的脸不甚明显地朝胸口垂了下来。父亲的表情带有敌意，他握紧双拳，好像要把格里高踢回他的房间，然后他很不安地将房间扫视一遍，接着用双手捂着眼睛哭起来了，他的有力的胸脯在抖动。

格里高根本没有出房间，而是靠在门扇上，这样就只能看到格里高一半的身子和上面侧偏的头部。他也就这样看着其他的人。这时屋里屋外已经明亮得多了，街道对面，立着无穷无尽的，灰黑色的房子的一部分——那是一座医院——这一部分房子上有规则地排列着坚实的、已经打开了的窗户，雨还在下，下得很大。每一个雨点，很明显的，是一滴一滴地落到地上。早餐的餐具数量很多，摆在桌子上，因为对父亲来说，早餐是一日之中最重要的一顿，他吃饭时要看各式各样的报纸，早餐要延续一个小时，对面墙上挂的是格里高在军队服役的照片，当时他是少尉，照片上的格里高手扶佩剑，脸上挂着无忧无虑的笑容，他的制服，仪表令人起敬，通向前房的门是开着的，由此望去，住宅的大门也是开着的，一直可以看到前院，看到前院的楼梯向侧面拐过去。

“现在，”格里高说，他也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是这些人中唯一能保持安静的人。 “我马上穿衣，包好货样，然后出发。你们让不让，你们让不让我走呀？现在，代表先生，您看到了，我不是一个固执的人，我喜欢工作。旅行是很不容易，但是我不旅行就不能生活。您到哪里去，代表先生？是到公司吗？对吧？您会将这一切真实地汇报吗？有人现在不能工作，那就应该回忆和思量一下他过去的业绩，以便他以后轻装前进，更努力集中精力的工作。我对于上司是非常忠于职守的，这您很清楚，一方面，我的父母和妹妹也需要我尽孝悌。我很为难。我是以工偿债，只有工作才有出路。不过，请您不要过分为难我。在公司里请您要为我说话。有人不喜欢我们这种出差的人，我知道。他们以为出差的人在外面赚大钱，过美好的生活。他们没有特别的理由深入思考这种偏见。但是您，代表先生，比起其他人来，您对于这种情况看得清楚一些。推心置腹地讲，您甚至比上司本人要看得更清楚。上司作为一个企业家，他对职员判断容易失误，总是循着不利于职员的思路判断。您也很了解，出差的人成年在公司外面，他很容易成为流言蜚语、偶发事件和莫名其妙的病痛的牺牲者。他也无法与之抗衡，因为他多半不了解他们的情况，而一旦他精疲力尽不能完成出差任务，在家又身患重病，他自己也不明白这是什么病，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当牺牲品了。代表先生，您不给我一个说法，就不要走，我至少总是有一小部分是对的吧。”

但是就在格里高说头几句话时，代表就转过身子，他努着嘴，肩膀抖动着，回过头来盯着格里高；格里高接着讲下去，代表站在那儿没有一刻的安静，但始终盯着格里高。他非常缓慢地朝门走去，好像冥冥之中他不得不离开这个房间，而且事实上他已经到了前房，一个突然的动作之后，他的脚已最后迈出了客厅。可以认为他现在急于要有别的行动了。不过在前房时，他的右手远远地伸向了楼梯那儿，似乎存在着一种精神上的解脱。

格里高明白，如果他在公司的职位不会因此遭受特别打击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能让代表走掉。父母对此并不十分理解，在长年累月之中，他们形成了一个这样的想法，即格里高在公司里能自食其力。此外，只知道目前要帮格里高多做解围的工作，以致缺乏先见之明。而格里高就不一样了，他认为代表可能会留下来，被安抚，被说服，最终被战败。格里高和他家里的前途就有赖于此了！妹妹刚才在这儿，那多好啊，她很聪明，当格里高安静地躺在地上的时候，她还哭过。这个代表，这个女人迷，肯定会被她控制，她可以把大门关了，在前房对他说些吓唬人的话，但妹妹现在不在这里，格里高必须自己应付了。但他并没有想到，他现在根本连行动的能力都没有。他也没有考虑到，他现在说的话，人家根本不可能听懂，或者有可能人家听不懂。他离开门扇，通过出口移动身子，他要朝代表走去。代表微笑着，已经用双手牢牢抓住前厅的栏杆。格里高马上就要落下去，他停了一会，像找什么东西，小声一叫，那许多小腿就落到了地上。几乎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今天早晨他才第一次感到身子的舒畅，那许多小腿之下是坚实的地板，格里高注意到小腿们完全顺从地听指挥，落到地板之后甚至正在努力负载他前进，去他想去的任何地方。看到这种情况格里高很愉快，他相信身上的各种病痛终于彻底痊愈了。他的动作缓慢了，他摇晃着身子，在离他母亲不远的地方，正对着他似乎在沉思的母亲，他就躺在这儿。这时他母亲突然伸开手臂，撑开手指跳了起来，并且叫道：“救命呀，我的天哪！救命啊！”她低了头，好像要仔细看看格里高，可与此相反，下意识地倒退了几步。忘记了她背后就是桌子，当她来到他跟前时，她坐下来了。由于分神，她根本没有注意到她旁边的咖啡壶打翻了，咖啡大量地流到了地毯上。

“母亲，母亲，”格里高轻声地说，向上看着她。他此时此刻忘记了向代表走去，他不能眼看着流着咖啡的壶不管，他用下颔向空处咬着。对此母亲再次喊叫起来并且迅速逃离了桌子，扑向正朝她走来的父亲的怀里，但格里高现在没有顾及他的父母，代表已经到了楼梯，他的下巴搁在栏杆上，正回过头来看最后的一眼，格里高加快步伐，以便尽可能赶上代表。代表已经有所察觉，于是三步并作两步走，他消失了。

“啊！”他还在喊，叫声响彻整个楼房。父亲在此以前，一直还是很冷静的；可惜代表的逃走却使他糊涂了。父亲本人不但不追赶代表，而且还阻止格里高追赶。他左手拿着代表的手杖顺便说一句，代表戴着帽子，披着外衣曾经坐在单人沙发上，将手杖搁在那里，父亲左手拿着手杖，右手从桌子拿了一张报纸。蹬着脚，扬着手杖和报纸将格里高往他的房间里赶。格里高请求父亲不要这样，但无济于事。父亲也听不懂他的请求，格里高顺从地摇着头，父亲一个劲地蹬脚蹬得更欢；在那边，母亲不顾天气寒冷打开了窗户，将头伸向窗外，用双手捂着脸，在街道和楼房之间有一股过堂风，风将窗帘吹起，桌上的报纸被吹得呼呼作响，有的报纸还吹到地板上。父亲像个野人一样，毫不留情地挤出了嘘嘘之声。格里高虽已能走动，但未训练过后腿，如果他能拐弯，就立刻到了他的房里。但他担心拐弯，要花很多时间，这会使父亲不耐烦。每时每刻父亲都可能用手里的手杖将他往死里打，或者打在背上，或者往头上打。格里高此时终于走投无路，因为使他惊奇的是他后退时连方向都掌握不好，所以他胆怯了。开始不停地从侧面看着他父亲，心里想尽可能快地拐弯，但事实上很慢。也许父亲注意到了他这种可怜的用意，这其间并没有打扰他，而是用他的手杖尖，远远地指挥朝这里朝那里，要是没有父亲的这种不可忍受的嘘嘘之声那该多好啊！脑子一时间不管用了，他差不多已经完成了拐弯的动作，因为老是听那种嘘嘘之声，他糊里糊涂地又拐回来一段，当他的头终于幸运地处于门口时，发觉身子太宽，根本不可能通过入口，当然，以他父亲目前的心境也决不可能想到打开另外一扇门，让他有一个可行的通道。父亲，原本想到的只是，格里高应该尽可能快地回到他的房间里去。根本就没有想到要费心为格里高的需要作些准备，以便他能直立起来，就能直接进入：更多想到的是将格里高在这样吵闹的情况下往前赶，这时格里高背后有一种响声，那不是父亲的声音，这可不是玩笑。格里高加紧行动，——好像要发生什么事情了——赶快进入门里，他将身子一侧抬高，斜着通过入口，他的胁下已经受伤，白色的房门留下了脏的痕迹，他马上擦身而过，终于不再能动弹了。一侧的腿在空中抖动，另一侧的腿落在地上疼痛不已，这时父亲从后面给了他真正解除痛苦的一击，这一击是沉重。他猛烈地一跃，跃进房间很远，父亲还在用手杖敲门，最后一切都沉寂了。

格里高直到黄昏时才从深沉的昏睡中醒来。而且肯定醒来得很迟，他不是受到打扰才醒来的，因为他觉得自己休息得很好，是睡醒的。可他又似乎觉得醒来时他听到了外面浮躁的脚步声和关门的声音，那是一种小心翼翼地关上通向前房的门的声音。他觉得是被这两种声音惊醒的，街上的路灯都是电灯，苍白的光反射到房间的天花板上和家具的顶部。不过格里高所在的下面，那光线还是昏暗的。他慢慢地移动着，用触角试探着朝房门爬去，依旧是那么的不熟练，但他现在认识到这东西的可贵之处。他朝门行进，为的是看看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身子的左侧似乎有一道长长的，不舒服，绷紧的伤痕，他只好靠着两行腿真正地跛行，一条小腿在上午的事件中受了重伤——那简直是一个奇迹，居然只有一条腿受了伤—— 这条腿已经毫无生气地在后面拖着。

到了门那儿，他才注意到，本来就有点什么东西引诱着他向门那儿走去，这就是食物的香味。因为那里搁着一个碗，里面是甜牛奶，浮着一片片小白面包，由于高兴，他几乎要笑了，因为他比上午还要饿。所以他马上将头伸向碗中，除眼睛外，都和牛奶碰上了。然而他又很快地撤回来，因为他那尴尬的左侧使他吃饭时很不方便，除非全身气喘嘘嘘地配合—— 牛奶是他最爱喝的饮料，味道太美了，这肯定是妹妹端进来的，接着，他又认为不是妹妹端的。他几乎是违心地离开了碗，他爬回房间的中央。

在客厅里，像他从门缝中看到的那样，已经点上了煤气灯。要是平常这个时候，父亲总提高了声音给母亲，间或也给妹妹读下午出版的报纸，但现在却没有读报纸的声音。也许这种读报最近变得稀疏起来了。往常妹妹总是要将读报的内容给他叙述一番或记录下来。现在不但没有读报，四周也变得如此寂静，尽管这样，屋子里并不是空荡荡的。“这个家过着多么宁静的生活啊！”他想。当他凝视着眼前的一片黑暗时，他感到一种莫大的自豪，他的父母和妹妹在如此漂亮的住宅里过着这样的生活，这都是他为他们创造的。难道现在所有这些宁静、幸福和安乐就要令人吃惊地结束了吗？为了继续这一思路，格里高宁愿活动着自己，他在房间里爬来爬去。

在这漫长的夜晚，一会儿这个边门打开了，一会儿那个边门打开了一条小缝，一会儿又被关上了。或许有人要进来解决问题，但又有顾虑，格里高干脆守候在门口，决心无论如何要把这个想进来而又有顾虑的人拽进来，或者至少要知道他是谁，但是门再也没有被打开。格里高的守候，白费力气，以前，当门要上锁时，所有的人都要进来看望他，而现在他已经打开了一张门，其它的门很明显白天就打开过了。然而没有人进来。钥匙从外面插在锁孔里。

客厅的灯到深夜才熄。很容易判断：父母和妹妹长时间未睡，因为仔细一听就知道，他们三人都是脚尖点地离开客厅的。直到明天早晨肯定再也不会有人来这儿，这样他就有充分的时间不受打扰的考虑，考虑他现在怎么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他被迫躺在房间的地板上，这房间高大而且空荡，这使他有些害怕，他也弄不明白这是什么原因，因为这是他住了五年之久的房间——他自己的这种变形是潜意识的，由于这种变形，他不好意思地匆忙钻到长沙发下面，尽管他的背受到一种轻微的压迫，头不能抬起来，但他感到很舒服。可惜的是，他的身子太宽，不能充分地舒展。整个晚上他都呆在那里，一部分时间处于半睡眠状态，一种饥饿感总是让他睡不好。一部分时间他处于忧虑和模糊的希望之中，忧虑也好，希望也好，结论都是一样：他目前应该表现得安静。要耐心和充分体谅家里，使得大家都能容忍目前发生的这种不愉快的事情，在他目前的情况下，这种不愉快是由他引起的，虽然是被迫，终究是他引起的。

格里高得出结论时，也就是他作出决定的时候，已经是黎明时分，几乎还是夜里，机会来了。他可以利用这个机会验证这个决定的力量，因为妹妹这时正从前房开格里高的房门，她几乎全都穿好衣服，神情紧张地往里看。她没有立刻找到他，及至在长沙发下发现他—— 上帝！他真是什么地方都可安身，可他不能飞走——妹妹大吃一惊，不能自制，立刻重新从外面关上了门，但似乎有些后悔失态，马上又打开了房门并且走进来，像进入重病人房间或来到生人这里一样，是用脚尖点地走进来的，格里高将头移到刚好沙发的边沿之处观察她。看她是否注意到，牛奶基本未动而且他也并非不饿，看她是否带了新的适合他口味的食物进来，如果不是她亲自带来的，也不提醒她，宁愿饿着。虽然他现在有一种巨大的冲动要从沙发下面钻出来，要跳到他妹妹的脚边，求他发善心弄点吃的东西。他终究没有动弹，不过妹妹立刻很惊奇地注意到，牛奶还是满满一碗，仅仅有少许溢在周围，她马上端起来，但不是直接端起，而是用了一张破纸夹着碗边，把它带出去了。格里高急于知道她会换些什么进来，对此，他有各式各样的想法，不过他从来未想过，以妹妹的善良真会做些什么。事实上她带来了很多食物供他选择，这些食物摊在一张旧报纸上。有泡菜，晚餐剩下来的排骨，周围摆着白色的肉冻，一些葡萄干、杏仁、一份干酪，两天以前格里高说过干酪不好吃；还有一份干面包，一份抹了黄油的面包，另有一份抹了盐的黄油面包，除了上面这些食物以外她还提供了一碗开水，这或许是规定格里高必须喝的。妹妹非常细心，她知道，格里高不会当着她的面吃东西的，所以她很快就离开房间并且还将门锁上了，以便他能察觉到，他可以随心所欲地用餐。这时，小腿胡乱抖动，好像要去吃饭了。此外，伤口似乎也全好了，他很惊奇，并且想到一个多月以前他是如何在使用刀子时将手划破了一点点，以及前天他受伤时的疼痛情况。“我现在体贴别人是不是太少些呢？”他想。他最先急于取食的是干酪，贪婪地舔吸着，由于一种满足感，他眼睛里噙着泪水，他啃着干酪，泡菜，嚼着肉冻，相反，他觉得新鲜食物并不好吃，连它们的味道他都不堪忍受，甚至于把这些他原本要吃的食物挪开。他花了很多时间吃完了这餐饭，这时他妹妹将钥匙慢慢地转动，这暗示格里高应该撤席了。他急匆匆地赶快回到沙发下面，懒洋洋地躺在原来的地方。但是他躺在沙发下面也受到了很大的委曲，尽管时间很短。这时妹妹已经在房间里了，因为他吃了很多食物，身子未免略有鼓胀，他躺在沙发下面那低矮的空档之处几乎喘不过气来。在这种情况下，他鼓着眼睛看着他那并不知情的妹妹是如何用扫帚将残羹剩饭甚至连格里高还未动过的食物扫到一起，好像这些没有碰过的食物也不能吃了，他看到妹妹是如何将所有这些东西匆匆地抖进桶里，并且用木盖盖好，提出去了。几乎都没有回过身子。这时格里高从沙发下钻出来，他舒展着身子，得意洋洋。

他的妹妹每天就是这样给格里高送饭的，早上送一次，这时父母和女仆尚未起床，第二次是午餐之后，父母这时也要睡一会，这时妹妹有意将女仆支开，当然父母和女仆也不愿意让他挨饿。但他们只是听听妹妹关于他的饮食情况的汇报，而不愿亲自去了解，这或许是他们不忍目睹吧。另外也有这种可能，那就是妹妹在讲述情况时故意隐瞒了一些令人难受的细节。因为父母心灵上受到的折磨是够多的了。

第一天上午，他们把医生和钳工请来，以后又说了些什么话将他们打发走了。格里高并不知道；大家听不懂他的话，但他们并未想到，包括妹妹也没有料到，他却能够听得懂别人的话，所以每当妹妹进得房来，格里高能听清她不时的唉声叹气和对神明的祷告，妹妹以后对送饭的事慢慢地习惯了一些，——要全部地习惯当然是不可能的——直到妹妹习惯了一些以后，格里高才有时捕捉到片言只语，这些话有时显示一种手足之情，或者具有确定的意义。要是格里高某次把食物吃得精光，她就说：“他今天味口真好，”要是情况相反，她就伤心地说：“又是原封未动。”

不过当格里高从他妹妹的嘴里听不出新的信息来时，他就会偷听隔壁房间里的一些谈话，当然，他只能听到声音，哪个房间一有声音，他就立刻跑到与那个房间相通的房门那里。他的身子紧贴着房门，开始时，没有任何涉及到格里高的谈话。哪怕是秘密的谈话，但是后来在吃饭时他们对此进行了讨论，讨论怎样处理这件事。吃饭前后也有同样的话题，每次讨论至少是两个以上的家庭成员，这种磋商持续了两天。没有一个人愿意单独留在家里，而事实上也不可能全都留在家里，女仆第一天——格里高不了解她对这个突发事件知道些什么，和知道多少——她在第一天就跪在母亲跟前，请求辞工。当一刻钟以后她向主人家告别时，并没有人向她提出什么要求，她自己提出了一个惊人的保证，那就是关于这种事，她不向任何人透露一丁点儿。

母亲和妹妹共同烧饭，然而并不怎么费事，因为大家几乎不大吃什么。格里高老是听说，这个叫那个吃饭，回答没有别的，只是：“谢谢，我不饿”或是类似这样的回话。妹妹经常问父亲是否喝点啤酒，并且真心诚意地起身取酒，当父亲沉默时，她便劝他喝一点儿，她可能请女管家去取；接着父亲大声说不要，然后客厅才归于寂静。

发事的当天，父亲就向母女讲述家庭财产情况和她们的前途问题，他不时从桌旁起身，从他的钱箱里取出单据和记事本，五年以年父亲的公司曾濒临崩溃，这个钱箱就解救过当时的危机，格里高听到父亲的开箱手续是如何的复杂，在取出东西后又锁上了。父亲讲述家庭财政情况，格里高在房间里听到的那部分是最令人高兴的，他认为，父亲从那个公司里得到的并不少，至少父亲没有说到相反的情况，格里高当然也没有问他，以前他考虑的只是尽力让全家忘记那次商业上的失败，那次失败破灭了全家的希望；于是他开始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工作，他从一个小伙计升到公司的外勤，外勤当然有其它赚钱的门道，此外，他工作上的努力使回扣变成了现金，这些现金摆在桌子上使全家感到惊奇和幸福，那曾经是家庭中辉煌的时代。虽然格里高以后赚了许多钱以供全家的开销，但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辉煌。家里人和格里高取钱的时候，都怀着一种感激的心情，这已经成了习惯，他很乐意供家里花钱，但不再有一种温暖的感觉；只有妹妹和他的关系贴近，他妹妹和他不一样，很喜欢音乐，而且小提琴拉得很动人。格里高有个秘密计划，到下一年，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付出代价从这年开始，钱是可以通过别的途径赚回来的，从下一年开始，他要将他妹妹送到音乐学院去深造；格里高在城里作短暂停留时，曾经常向他妹妹提起音乐学院，但总认为那只是一个美好的梦，要实现这个美梦是不可想象的事；父母则毫无兴趣，连听都不想听这种无稽之谈。但格里高已经想好了，准备在圣诞节那天郑重宣布这件事情。

当他竖着粘在门上偷听的时候，这些在目前情况下，毫无用处的思想涌进了他的脑海。有时候，由于太累，他的头不小心磕在了门上，他立刻重新粘紧门扇。因为他引起的任何微小的响动，都可被门外面的人听到，使大家归于沉默。

“他又在干什么哪？”响过之后不久，他父亲说，并且转动身子对着房门，然后继续他们中断了的谈话。

格里高已经知道了足够多的情况——因为父亲在叙述中习惯于经常重复他说的话，一来父亲自己长期来并未亲自经手家庭经济收支，二来母亲开始总是听不懂，要提问——父亲再说一次，就重复了。但格里高终于知道，尽管家里发生过各种不幸，以前挣得的少量财产依然还保留住了。这笔财产可以在此期间按规定生出不少的利息，此外，格里高每月除给自己留少许钱外，其它所得都交给了家里，这一部分钱家里并没有全部用完。格里高粘在门背后赶紧点头，很高兴家里能如此量入为出，节约开支，本来他可以用这些多余的钱来还父亲对上司的欠债，他被辞退的日子为期不远了，但现在看来，如同父亲安排的那样，毫无疑问，情况会美妙一些。

靠钱生利息养家，家里目前这些钱肯定是不够的，这些钱也许能维持家里一年，顶多两年，再多就不行了。这笔钱是不能动用的，要存着以备不时之需，如要应付日常开销，就必须去赚钱。父亲身体虽然还好，但已经老了，何况又是五年没有工作了；他的信心不是很大，他一生劳碌，却并没有什么成绩，这五年是他一生之中第一次长期休假。五年之中他胖子，也变得相当的磨蹭。老母亲也许可以赚钱吧？她可是患哮喘病，在家里走一圈都觉得累，每隔一天，在开着窗户的情况下，她坐在沙发上也觉得呼吸困难；妹妹可以赚钱吧？她还不过是个十七岁的孩子，她如今的生活还真是老天赐给她的呢，想穿得漂亮一点，睡个懒觉，经济上作个帮手，参加一些简朴的娱乐活动，特别是拉拉小提琴，这些构成了她的生活方式，她这样一个人能赚钱吗？一想到赚钱的必要性，格里高就离开了门，扑到门旁边的皮沙发上，因为他由于羞愧、伤心而浑身发热。

他通宵躺在那里，一刻也睡不着。在皮沙发上蹭来蹭去，长达几小时。或者他不惜花出艰辛的劳动将单人沙发推到窗口，他爬上窗墙，以沙发为支撑，倚着窗口浸沉于回忆。他想到解脱，这，他前些时候以来就获得了。他望着窗外，事实上他看近处的东西也总是不清晰，对面的医院，以前他经常很讨厌看到它，如今也看不清了。要不是他明确无误地知道他是住在安静的，颇有城市气息的夏洛特大街的话，他会以为这是荒郊野外，在这里，天是灰色的，地是灰色的，天地连成一片，灰蒙蒙的，天地之间毫无区别。有两次，他妹妹已经发觉到了，沙发移到了窗口，当她第二次打扫房间以后，发现沙发不仅移到了窗口，甚至连窗户也打开了。

要是格里高与妹妹谈谈话，那该多好啊！他会感谢妹妹为他所做的一切，会更加迁就妹妹服务中不周之处。现在他正为此而苦恼。妹妹当然想尽可能地抹去整个事件带来的痛苦，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痛苦果然是淡化了。她进来为格里高服务已经稀罕得使人惊奇，她几乎难得进来。她急匆匆地跑去关门，生怕别人看到了格里高的房间。她迳直走到窗前很快地把窗户打开，好像生怕窒息似的。虽然天气还很寒冷，她站在窗口好一会，进行深呼吸。她这些动作弄得房间很不安宁，她以这种方式使格里高每天受惊两次，在这两次的全部时间里，他就俯伏在沙发下发抖。格里高很清楚，在他所处的房间里，关上窗户，如果能使妹妹逗留在这里，妹妹就会谅解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