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提起那个年代，许多人和事便簇拥着过来，排序和情节都杂乱着，纠成一团，显出万般的激动热闹。我说的那个年代，指的是二十年前，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文学运动潮起的日子。

有一日，阿城来到上海，住在作家协会西楼的顶层。这幢西楼早已经拆除，原地造起一幢新办公楼。虽然样式格局极力接近旧楼，但到底建筑材料与施工方式不同，一眼看去便大相径庭。那时，阿城所住的顶楼，屋顶呈三角，积着一些蛛网与灰垢，底下架一张木板床，床脚搁着阿城简单的行囊。他似乎是专程来到上海，为召集我们，上海的作家。这天晚上，我们聚集到这里，每人带一个菜，组合成一顿杂七杂八的晚宴。因没有餐桌和足够的椅子，便各人分散各处，自找地方安身。阿城则正襟危坐于床沿，无疑是晚宴的中心。他很郑重地向我们宣告，目下正酝酿着一场全国性的文学革命，那就是“寻根”。他说，意思是，中国文学应在一个新的背景下展开，那就是文化的背景。什么是“文化”？他解释道，比如陕北的剪纸，“鱼穿莲”的意味——他还告诉我们，现在，各地都在动起来了——西北，有郑义，骑自行车走黄河；江南，有李杭育，虚构了一条葛川江；韩少功，写了一篇文章，《文学的根》，带有誓师宣言的含意；而他最重视的人物，就是贾平凹，他所写作的《商州纪事》，可说是“寻根”最自觉的实践。阿城没有提他自己的《遍地风流》，是谦虚，但更像是一种自持，意思是，不消说，那是开了先河。

阿城的来上海，有一点像古代哲人周游列国宣扬学说，还有点像文化起义的发动者。回想起来，十分戏剧性，可是在当时却真的很自然，并无一点造作。那时代就是这么充盈着诗情，人都是诗人。

想不起来是之前还是之后，事情就是这么壅塞着，总之，是不久的前后。《上海文学》在杭州开会，到会者有阿城、李陀、郑万隆……加上杭州的李杭育，“寻根”的骁勇江湖会合。其时，我在徐州探亲，收到会议通知，已临到会期，立即忙着买车票。从徐州往杭州，直达只有一班北京发出的普通快车，经停徐州，每日只有寥寥几张坐票。去找一位铁路工作的朋友搞票，那朋友表示了为难，眼看赶不上会期，心中十分失望。在作雪的阴霾里，悻悻地走回，只觉得寂寞和荒凉。而此时此刻的江南杭州，则热气腾腾。后来，许多与会者向我转达那次会议的情形，最集中描绘的是阿城发言。他讲了三个故事，内容亦已忘了，或者是转达者没说清楚，似乎阿城对那三个故事并不作任何解释，归纳出什么道理，所以，便给我一种禅机的印象。那时候，听阿城说话，就是像参禅，而我们又都缺乏慧根，只感到有光明透来，却觉悟不得。

再然后——这个时间是明确的，一九八四年和一九八五年之间，第四次作代会上。有一日听说，阿城要来拜访贾平凹，这两位“寻根”领袖的会晤，使我们很是激动。午饭后，我和季红真就等在京西宾馆的大门口，多时，看见阿城骑一架自行车，从北地苍黄的太阳光里穿越而来。他下了车，在我们的伴送下，走过辽阔的院子，一路上没有与我们搭话，进到贾平凹的房间，第一句话是：我能在这里洗个澡吗？回答是可以，于是进了浴室，掩上门。这才叫高人相遇，不动声色，内里是无限的玄机。就像是《棋王》里的王一生，平常时的饭囊，一旦出手，便是刀光剑影。小说中最后以一当十的弈棋场面，如何的恢宏！

就是在这一次会上，方创刊的《中国作家》，编辑和主编冯牧，与我谈《小鲍庄》的修改意见。一日中午，我们这些青年聚在冯牧前辈的房间，其中有坐着轮椅的史铁生，由陈建功推来赴会。大家前倾着身子，听冯牧说话。冯牧戴一顶睡帽，就像在自家的客厅内，对我们这些后辈并无一点高仰，更无一点屈就，而是十分的坦然。那时候，真的是有规矩，长是长，幼是幼，既有前人，又有来者。回想起来，都有泫然之意。会后不久，我的《小鲍庄》便在《中国作家》第二期刊登，同期上的还有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