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分区领导同志曾建议余部长先住在分区小招待所，等着按标准在牛背为他建好了房，再搬来住。余部长谢绝了，说在房子建好之前，他住在涂家老屋里就很好。

涂家三间瓦屋，左边一间先前是老夫妇两个住的，除去一个大灶火台，大半边漏雨很凶，不好住人。右边一间当初便是余清泉和大妹结婚的新房了，现在由云先碧一家三口人住着。大队早批给了云家屋基，料也备得差不多了，只是要等到农闲，才好请大家来帮忙起屋。队上倒是讲过，先给他们找个住处搬出去，不想大军余同志说到就到了，一时来不及腾开。于是只好在堂屋里“天帝君亲师”之位旁边支起一张单人床，请余部长先将就住下来。

晚上，大队生产队干部和许多社员都来和大军余同志坐夜，连前几年才嫁到牛背来的那些年轻媳妇们，也抱着奶娃儿来了。她们其实从不曾见过余清泉，却没有一个不自以为是同他相识已久了的。在牛背人的心目中，这位老军人正是叶落归根，回到了他的祖籍。尽管他这么多年很少到牛背来，人们却无时不从大妹感觉到他的存在，甚或比他本人在这个山村定居下来，更让人深切地感觉得到他的存在。他既然塌下了心把女人留在牛背，早晚他本该要回来的。大妹不在了，人们仍然相信他要回来的。他果然回来了，虽是晚了，他还是回来了。那班年轻媳妇们大呼小叫相互邀约着：

“大军余同志回来了，快去望哟！”

“快到涂家去望，大军余同志回来了！”

牛背小学的周老师正在县教育局开会，听到消息，当晚就赶夜路回来看望余同志。周老师五十年代初便被派到牛背小学任教了，她年纪小，和那些超龄的女学生们站在一起，分不出谁是老师谁是学生。这个热情活泼的乡村女教师，也学着解放军工作队女同志，腰间扎一根宽皮带，一天跟随她们到各处去写标语，宣传讲演。工作队长和房东女儿结婚，有她在中间发挥过桥梁作用的。多年没有见面，周老师也已是满头白发，余清泉简直不敢认她了。

人们正有说有笑，忽然沉寂下来，没有一点声息了。小娃儿们看见大人脸上一个个失去了笑容，想象不出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情，也都不敢再作声。只听见几个老农嗞嗞地在咂着竹根烟杆。屋里烟气腾腾的，昏黄不明的二十五瓦灯泡更加黯然无光。显然人们不约而同想念起了去世的大妹，空气一下变得那样沉重。

部队一些同志，家属不够随军条件，能找到各种变通的办法，提前把爱人接来随军。于是常常可以看见三五成群的年轻妇女，坐在营房门口打毛线，叽叽喳喳的，弄得门卫不好执行任务。余清泉是一九五一年结的婚，他始终让大妹留在牛背，偶尔接来部队住上十天半月，赶早就打发她回去了。以前家属随军有四个条件：一是参军十五年以上；二是营级以上；三是大尉以上；四是超过三十五岁者，符合这四条规定中的任何一条就可以。到后来余清泉四项条件占全了，仍然没有把妻子接来。有人开玩笑说，他大概以为四个条件全熬出来，就可以娶四个老婆，等四个老婆找齐了，才一块办随军，省得一次一次啰唆。

三年困难时期，许多军人家属在农村待不住了，纷纷请求办理随军，办不下来的，长年住在营房里不回去。余清泉妻子来部队治病，身体还没有完全复原，硬是买了一张车票送她走了。领导上讲过了的，越是在困难情况下，更不应当让自己家属离开农村，造成农业生产第一线非战斗减员。同志们谈论起这件事，总是大为感慨，这位无言无语的老同志竟是如此严格地要求自己。

从穿上第一身粗布军服成为一名小八路起，从不够实足年龄便加入无产阶级先锋队行列的第一天起，他就在以最严格的尺度要求着自己了。他刚入伍在营部当勤务员，虽还不是党员，文书讲党课吸收他参加的。小勤务员听课最认真，他不学那种调皮捣蛋的兵，一上课就去会见周公，或是用小镊子把嘴唇周围的“杂草”连根拔除干净，以图一劳永逸。不过文书每次指名提问余清泉，回答总是云天雾地的，不知所云。他懂是懂了，心里明白，嘴巴太不灵光，硬是讲不出。其实，授课人本来也并未强调对某些根本概念求得一个透彻的理解，课文中反复强调的，主要是为最终实现自己理想必须随时准备接受考验，直至人生最严峻的考验。冲锋号吹响的时刻自不必说，平时任何需要个人做出牺牲的事情，共产党员都要毫不犹豫地走在非党群众前面。这方面余清泉是做了足够准备的，所以当文书拿给他一张毛边纸油印入党志愿书要他填写的时候，他颇有些顾虑地说：

“过一段时间吧，这一阵我拉肚子，身体不行。”

吸收新党员，从没有过关于健康状况的硬性规定，余清泉却把体力充足看作首要条件了。那个年代，做一名共产党员最容易，也最不容易。掂量一个党员够不够斤两，不听你嘴巴怎么好使，只看你默默无言的行动。

作为一位不善言辞的老后勤，余清泉多年来正是以默默无言的行动在叙写着他平淡无奇的个人历史。他可以说并无任何令人瞩目之处，然而在本部队却一向赢得普遍的好感和敬重。战争年代流传过一种说法：当够了三年事务长，拉出去枪毙不冤枉。这当然是一句戏言，那时候把生活上占到任何一点点小便宜，都看作是极大的犯罪。当事务长的，有时候难免用筷子从洋铁筒里弄一坨猪油拌饭吃，或是随手捞一根大葱，拿一头大蒜。余清泉从事务长、管理员、管理科长干上来，就连这样一些小小不言的近水楼台的事情也没有沾过边。当了部长，宿舍里始终也还只有配发的那几样印有编号的旧营具，零零落落摆在那里，不成格局。直到离休，他没有要过一次干部休假，他甚至没有住过一天医院。一位后勤部长，要在自己属下的野战医院去住院，住房和营养安排简直不下于国宾规格，但他一次也没有得到过这种合理合法的享受。

在军队里，级别和职务的升迁变动是一个最为敏感的问题。过去打仗，军事干部和政工干部伤亡大，提上去的机会也多，相对来说后勤干部动得要慢些。和平时期，仍旧照此办理，一到后勤，就只能坐慢车了。所以一些人宁愿在下一级任军、政副职，也不希望被提升到上一级去任后勤的正职。余清泉遇到早先的老战友，问过了他的级别职务，总少不了要为他讲几句愤愤不平的话。确实，余清泉和他同一茬的干部之间，距离也未免拉得太大了一点。他只是笑笑，没有讲别的，其实每次都是他主动提出把有限的名额留给别人的。他呢，下次再说。排队买土豆，让过一两个人问题不大，提职晋级，让过一轮可就难讲是多少年以后见了。

在处理家属问题上，余清泉又是足以让人心服口服的。他担任正师职务，列入高干了，家属始终还是一名靠挣工分吃饭的农村社员，直到她故世。……

周老师显然是为了转换一下沉重的空气，笑着说：

“好了！这下我有办法啦，今后给学生讲战斗故事，不消到处去请人了。余同志！我代表牛背小学，聘请你为我们的校外辅导员，二天我送聘书给你，希望你大力支持𡂿！”

当地的小电站零点停电，并不发出警告，到了时刻一下黑了，云先碧随手点起一盏油灯。

送走了人们，余部长便准备休息了，云家两位老人说不忙，吃了宵夜才好困。云先碧已经坐在灶门前忙着烧火，松毛柴发出了毕毕剥剥的声响，迎着灶膛，“皇帝娘子”那苍老的却是容光焕发的面庞被映得通红通红。

这仿佛是不知多少遍重复看到过的一个电影镜头，对余清泉是多么熟悉，多么深切难忘呵！于是他眼前又显现出了另一张同样被灶膛火焰映红了的农家姑娘的脸儿，红扑扑的，犹如端阳节的石榴花。房东女儿悄悄告诉他说，她每天晚上从院坝远远望着昏暗的山坳。只见手电筒一闪一闪的，顺着从县城来的那条石板小路越来越近了，便连忙跑回灶屋，紧添两把松毛柴，把火烧大了。等余同志刚刚坐下来同她爹妈在讲话，她已经端出两碗炒米花儿红糖水，卧了荷包蛋，热气腾腾递给他和小警卫员说：

“余同志你们只管吃，碗筷我洗过了几道的。”

只是等了一下儿，云先碧便端来了宵夜，一样的炒米花儿红糖水，一样卧了荷包蛋，热气腾腾地递过去说：

“余同志你只管吃，碗筷我洗过了几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