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又会节外生枝。

云先碧眼睛哭得泡泡的来找周老师，说她和大军余同志的事情不谈了。原来她悄悄去找本大队一个姓韩的“先生”算了一卦——此地称呼算命批八字儿的盲人为“先生”。这位盲人预言家前段时间在街上摆了一张方桌，挂起了招牌，公然做起骗人钱财的营生，后来被取缔了，改在自己家里悄悄接待他的信徒。他算卦的价目是浮动的，视求卦人的力量而定，一元起码，三元五元不等，人均收入在千元以上的冒尖户找得来，要价就没有边了。想是云先碧钱给少了，韩瞎子算定她命相中要连续克死两个男人，轮到第三个，才可永保平安，白头偕老。余同志占第二名，到不了头的，这样就不如早打退坡了。

有人出主意，先找一个替身，驼子跛子都可以，让云先碧和他走一个过场，酒席一散就打离婚，大不了赔偿几百元了事。这倒不失为一个万全之策，既合乎法律，又把余同志错兑到了第三名的位置，只是未免缺德，当然不可取的。有什么办法呢？说服云先碧，一时不可能说得通。道理她完全明白，在妇女扫盲班听周老师讲过的，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物质和精神文明的时代，不能再搞过去封建迷信的一套了。但是在这桩事情上，请给予谅解，云先碧实在难以克服她的唯心观念。这里牵涉到会让大军余同志背时的，不是一般的背时，而是作为她的第二个男人，注定了要被她克死的。如果可以反转过来，注定了她将被对方克死，那她会毫不犹豫地接受下来。对大军余同志，莫说是死呀活的，对他有任何一点点损害，都是这女人绝对不能接受的。现在只有一条出路，争取算命先生改口。

周老师去找韩瞎子，她的小儿子也跟去了。不等母亲说明来意，小伙子已经在训斥韩瞎子，说他不该胡诌八扯，捉弄一个苦命的妇女。对方刚要争辩，扎扎实实一个大耳光子扇过去了。小伙子心里早窝了火，他吃过韩瞎子亏的。好容易才谈拢了一个对象，也是女方找他问了一卦，问吹了台。说什么“蛇虎如刀锉，猪猴不到头”，属相不合。结婚登记是在公社办理，而人们总是先到韩“先生”家里走一趟，他这里通不过，一般也就不再到公社去了。

“你敢动手打人，好嘛！”韩瞎子用胳膊肘护着脸说，“现在一家一户作田，干部凶不起了，倒反由着你来凶。我也是专业户，自谋生路，与你屁的相干！”

等这位“先生”冷静下来，周老师问他，“大军余同志前几日来看过你的，是啵？”

“是，是！我一直不得闲，还没有去看望余同志哩！”

他只管这样说就是，其实去“看望”人的话，对他是不适用的。他讲起余部长，完全像在提叙着他的一位世交好友，有意带出亲近和炫耀的口吻：

“土改合作化那几年，乡里开大会，余同志总忘不了招呼我，‘请老韩到前边来坐！’他牵着我，坐在头一排长板凳上。早年间没有电喇叭麦克风，让我靠前坐，好听清楚他讲话。他那一口侉里侉气的北方话，直到如今像是还在耳朵边吼。他说，将后来农村都要像苏联集体农庄那样，开着拖拉机犁田耙田，坐在飞机上洒六六六粉。一到晚夕，男男女女，拉着手风琴到俱乐部去玩。老年人送进养老院享清福，下不得田的残废人——余同志还拿我打比说，就像老韩这样的，派他一点轻省安逸的工作，让他和众人一样过上火旺的日子。……”

“就是的，那时候余同志就关心着你老韩。”周老师忙接过了话茬儿，“现在还一样想着你，他和大队讲好了，准备在文化站给你安排点事做。文艺茶馆要完工了，上上门窗玻璃就开张，余同志说请你在茶馆里去唱书哩！”

“是，是，余同志对我讲过了。那些老故事唱不得了，我得先去县文化馆学几个新书段子回来。”

“余同志说，还可以安排你在电影院干些杂事，收收门票。”

韩瞎子沙哑着嗓子笑了，“余同志也真是好主意，要我去把大门，人都不消买票了，不作声往里去就是。”

“你还是老眼光！”周老师意识到，“老眼光”这个话等于是在拿对方开心，遂改正说：“你还是老脑筋，现在不比从前，五分钱一张门票，值得的吗？就是有人想混进去，看见是你韩‘先生’在收票，倒反不好意思的了。”

“好！要得，要得！那就请周老师再替我谢谢大队上，谢谢大军余同志。”韩瞎子欢欣鼓舞地说，“讲起早年间的事，余同志也还要好好酬谢我哩！他和涂家姑娘成亲，多亏了我。他们两个属相合不拢的，我给他们算了一个‘天作之合’，一文钱没收。”

周老师忙说：“送佛送到西天，救人救上岩坎。既然头回你帮了余同志，这回怎么不肯帮忙了咧？”

韩瞎子没有弄明白女教师的话，因为云先碧问卦，只报了男方的生辰年月，并不曾讲出姓名。周老师一提云先碧，他才如梦方醒，又惊又喜说：

“只怪‘皇帝娘子’，她早把话讲明了，刚刚我挨的一个大嘴巴子也就省下了。喊她几时再来一趟好了，上回算的肯定有差错，我格外帮她算过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