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政治部主任陈再受过很多次伤，身体虚弱，心脏也有问题，完全不能适应高原环境。所以，虽然他本人坚决反对，但还是被调往内地去了。

二

送何湘回内地的车子已经停在门口，可是她刚刚下了班，隔离衣还没脱。同志们不免替她着急，进门一看，她的衣物早打好了包，书籍也装好了箱，只把床上的铺盖一卷就完事。大家都很惊奇，院部也直到今早上班才接到命令，刚刚通知了她，她怎么会来得及先就收拾好了行李呢？何湘默默一笑说：

“我的第六感早告诉我了。”

几个年轻护士，以一种不以为然的口气说：

“何医生，听说你调动工作完全是因为陈主任，是不是这样？”

“就算是吧！那又怎么样？我可不像你们，随着爱人换了几个地方，就哭啊闹啊！什么没有‘独立性’啦！当成‘附属品’啦！可是，谁需要我们这种独立性呢？照我看，附属不附属全在自己，你既然自找麻烦建立了这种关系，那就注定你得建立这种生活。至于说到工作，当然，各有各的事，离他远些我是内科医生，离他近些我还是内科医生，那又为什么一定要天南地北呢？”

三

何湘正要催促驾驶员加快速度，车子猛然刹住了。

黄昏时分。两岸灯光照得通明，山水的咆哮，人们的呼喊以及斧锯的声音连响成了一片。事实打消了何湘原先那种侥幸心理——兵站参谋曾经劝告她说，前边有一座木桥被山洪冲垮，正在抢修，让她暂时住下听候消息。她没有接受这个好心的劝告。她想，很可能桥已经修好了呢。现在，不只是车子过不去，即使单人过河也不可能。只有留下驾驶员看车，自己带着行李到附近山庄去借宿。

山庄静静的，好像无人居住。何湘去叫门，出来一个十多岁的男孩子，引她穿过牛栏，扶着独木梯爬上二层平房，那孩子喊道：

“阿妈！是一个‘金珠玛米’（解放军）姑姑！”

随即便听到一个女人在讲汉语：

“噢！解放军同志，请进来呀！怎么站在外边？”

何湘弯腰钻进去，屋里有一股强烈的酥油气，她不觉皱了皱眉，但立即又很有礼貌地说：

“要打扰你一夜了，老乡！因为桥坏了，过不去。”

“怎么能说打扰的话呢！”那女人指指小凳子说，“快坐下，我知道，桥还没有修好，我们庄上的人都去帮忙了。”

何湘坐下。借着昏暗的灯光，她看见那女人露出两排整齐洁白的牙齿微笑着，眯起细长的两眼打量着她。一条夹带着红绒线的长辫子，依照西藏人的习俗在脑袋上盘了两圈。那深陷的眼窝以及眉头上琐细显著的皱纹，表明她已是经历了不少艰苦沉重的年月，少说也已经四十多岁了吧！却又足可断定，年轻的时候，这张脸盘是相当引人注目的。她背靠着矮桌，斜躺在垫子上，下身盖着一条半旧的灰毛毯。矮桌上放了几张汉文报纸，何湘心想，这许是她找来糊窗子用的吧！

转眼，那孩子端来一碗膻味扑鼻的酥油茶待客，母亲随即吩咐道：“朗嘎！快换一碗清茶，再去把柜子里的水果糖端来！”回头又对何湘说：“你瞧我这样，也不能起来招待客人，腿受了伤！”

何湘掀开毛毯，看了看女主人的伤势，不是太严重，但需要养息几天。依照医生的职业习惯，她应当问明情况，并尽可能给伤者一些帮助。但何湘寻思：就让她不知道我是医生吧！我一个内科医生，没有任何药品，连块纱布也没有。我明天一早就得赶路，不能在这里耽搁。

女主人特别热情，但见客人总是支支吾吾，毫无交谈的兴致，于是便说：

“在车上晃荡了一天，准是很累了，你早点睡吧！”

何湘顺势道了谢，便随那孩子转到隔壁小屋里去了。她胡乱铺开行李，不脱衣服躺下去，很久睡不着。连她自己也觉得未免过分了些，算得上是老夫老妻的了，还像结婚前那样，见不着面，就总安心不下来。或许是没有要孩子的缘故吧。人们说，女人一做了母亲，立刻就会把一大半的情感和时间，从丈夫转移到孩子身上去。睡吧！睡吧！明天一早桥就会修好的……

四

天已不早，何湘才忽然醒来，她手忙脚乱捆起行李就要上路。女主人从垫子上欠起身阻拦道：

“瞧把你忙的！刚刚朗嘎去看过了，桥没有修好，怕还得要一两天呢！”

何湘扑通把行李扔下，毫不掩饰自己的失望。女主人笑了笑说：

“你那么急着走，在我们家住得不如意吗？我一听就知道你是北方人，不爱吃大米。瞧！我也不能起来擀面条，就给你拌面疙瘩吃吧！过来，帮我把这几根葱剥一剥。”

这话显然带有些哄小孩子的口气，不仅没有引起何湘不快，反而让她忽然意识到，从昨夜到现在，对这个好心的藏族妇女太冷淡。于是忽然间显得非常快活，一面剥葱一面没话找话说：

“你家里就你和儿子两口人吗？”

“不，还有我丈夫，他在政府里当‘通司’，就是翻译，前天随着兽医队到牛场上去了。”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扎玛伊珍。”

“唔！扎玛伊珍。怎么你的汉话讲得这样好？跟你丈夫学的吧？！”

“怎么跟他？我是汉人哪！”

“真的是吗？你来这里几年了？”

扎玛伊珍用拌面的筷子向门外指着，反问说：

“你看，土墙那边，长着一排向日葵。请你一棵一棵数数看，总共是多少棵？”

从门口望去，矮墙旁边的一排向日葵，长得高大挺直，一棵一棵间隔相等，像是排列整齐的一队士兵。阳光灿烂，映照着一朵朵金色的花盔。

何湘回答说：“大约有十二三棵吧！”

“你数错了，姑姑！”在烧火的朗嘎认真纠正说：“那是我阿妈种的向日葵，是十五棵。”

“十五棵，我到这里已经十五年了，整整十五年了！”

扎玛伊珍的语气是那么沉静，那么庄严，何湘已经猜测出了八九分，她问：

“早就听人讲，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有些老红军同志留在了这一带。你是不是……？”

“什么老红军！”女主人摆手说，“我就怕听这个话，老红军！老红军！参加革命的时候，我父亲对我说，‘去吧！红军是我们干人（穷人）的队伍！你就算是顶替我吧，我们当红军就要当到底。’可是，我掉队下来了，没有走完铁流两万五千里。十五年了，我还活着，可我没有给革命做一点点事，这还不够我心里惭愧的吗？总是说老红军！老红军！政府还一定要发给每个人五百万（旧币）救济费，送来几次，到了我也没有收！”

“为什么？这完全是应当的呀！”

“那怎么能收呢？换了你，你也不会收的。自己长着两只手，凭什么要政府白白养活着我？”

“现在，你又参加工作了吧？”

“工作！工作！你知道我是多么想工作呀！可是我不能和你们比。唉！十五年了，我等于是被蒙着眼睛，被堵着耳朵，什么都不懂得。只知道这个小村庄，只知道自己的男人和儿子。我常常在夜里睡不着的时候，就抱着朗嘎念叨着：‘好孩子，你快些长吧！快些长吧！长大了好去顶替妈妈，我们当红军就要当到底！’”

何湘安慰女主人：“快别这么说，人生的苦，你已经吃够了，你为革命贡献了自己的青春。今后日子还长，你一定还能做很多很多工作呢！”

“我也这么想，是啊！我得学习，要从头学起，能拿得起什么就做什么。听县代表说，我们这里要开办农业技术推广站，以后还要建机耕农场。当地人用木犁耕地，还把套拴在牛角上，除了青稞豌豆很少会种别的。等办起了农技站，我也能帮着站上做一点什么事。当小姑娘的时候，常跟着父亲下地，春麦应当在什么日期下种，葡萄应当怎么样搭架，胡萝卜要种多深才能长得大，我全都知道。”

“太好了！那就不愁没有你的工作。”何湘鼓励说。

“不过，我还没有拿定主意。我又想报名到省里去学习接生，回来开一个培训班，教教大家。这里的人还是照老规矩，到牛圈里去生孩子，说在牛圈里生的孩子才有力气，不知道多少小生命就这么夭折了。还有，我通藏话，也可以参加政府的工作队下乡去，或是到牧场上去做宣传工作，在红军里，我就是宣传队一名小队员。”

“宣传队？你也做过宣传员吗？”何湘急切地问。

“是的！不过，那时候和现在可大不一样。我们什么都得学着干：唱歌、跳舞、写标语、画漫画、演街头戏、慰问伤兵、行军鼓动、打联络旗语，有时候还化装到敌人那边去割电线，侦察地形。”

“你是怎么留下来的呢？”何湘又问。

“我身体本来就不太好，翻雪山出不赢气，更糟糕的是，开始吐血了。东西全让别人给背着，还是走不动，我只能抓着马尾巴上山，上到山垭口，我昏倒了。后来别人告诉我，是收容队用床单把我抬下山的。你知道，那时候不但没有药治病，起码的营养也跟不上。从江西出发带的炒面早吃完了，就连皮带都烧着吃了。只有去挖牛舌头草来煮着吃，苦得要命，简直没法入口。我们妇女分队长问大家：‘同志们！这菜苦不苦？’‘不苦！’当我们的面，她笑着大口大口在吃，一背过脸去，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了。哟！我这是怎么啦？不说这些了！不说这些了！”

五

妈妈站不起来，由朗嘎煮好了一碗面疙瘩汤，双手捧给解放军姑姑。何湘哪有心思吃饭，她还在接二连三地向女主人发问：

“我想，你一个女孩子，体重很轻，怎么说部队也应该是可以带你走的，是不是？”

“如果只是我一个，那不用说，大家轮流背，也会把我背着走的。可是，重伤的重病的很有一些呢，国民党骑兵又紧紧地跟在背后追赶着。无论怎么，上级总还是不愿意丢下一个人。起先宣布说：‘能走三十里路的带上！’后来，‘能走二十里路的带上！’再后来，‘能走十里路的带上！’可是别说十里，十步我也走不动了。没法子，只好留下。和我一块留下的有男有女总共三十多个人。同志们扶着架着，师长亲自把我们安置到藏民家里，送给他们每家二百块藏洋，两丈土布，还有些针线。”……

“这位解放军女同志！我全都告诉你吧，我的好同志！”扎玛伊珍把散开的辫子重新盘了盘，坦白地说：“队伍就要开拔了，我们宣传队的一个男同志来了。他也是宣传员，长得挺高的个子。只不过比我大一两岁，可是比我懂事得多，无论工作上生活上，总是帮助我，照顾我，保护着我。宣传队排戏，他不是当我的哥哥，就是当我的男人。我们总是提着标语桶，一起到老乡灶屋里去刮锅烟子，好写标语画壁画。下雨，两人共用一把伞；露营，共铺一块油布。他来跟我告别，紧紧抓着我的两只手，好久，面面相对，一句话也没讲出口。最后，他把一包葵花子往我衣袋里一塞，转身就跑走了。那时候，能弄到一把生葵花子是很难很难的，到最后时刻，一把葵花子就是救命粮呀！他跑出去好远站住了，转回身对我说：‘你要活下去！想法子活下去！我们三五年就会回来的！’”

何湘神色紧张地注视着女主人，脸涨得通红通红。她已经百分之百认定了，扎玛伊珍所说的那个男宣传员是谁。但她极力隐忍着，终于没有讲出口。

六

“我们部队开拔的当夜，满庄子狗乱叫，马步芳的队伍来搜查了。这时候我才想起来，赶忙把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证吞下肚去。第二天，好些女同志被认出来了，把我们弄到一个喇嘛庙里，就开始剥衣服，剥得一根布条也不剩。我们是红军！怎么能受那样的侮辱！有一个胖子来拉扯我，我抓起一块‘玛尼石’——是藏族人敬佛的石块，上面刻的有经文，使劲冲他脑门子砸过去。也不知是哪来那么大的力气，用肩膀头撞开了门就往外跑。他们在背后开枪，子弹吱吱叫，不管那些，我死命地跑。跑上了堤坝，下面是好大的一条冰河，眼睛一闭，就跳下河去了。

“等我醒过来，一看，就躺在这屋子里。唔！我还没有告诉你，他叫蔡旺泽登，是个木匠。红军长征经过此地，他在‘博巴’政府做事，跟朱德总司令很熟识的。那天他正巧为我们队伍带路返回来，从河滩里把我救回来，给我换了衣服，烧辣椒汤喂给我喝，还用麝香治好了我浑身的伤。

“就这样，我在这个家里住下来了。有人看见就问，‘这个女人是谁？’蔡旺泽登说：‘她叫扎玛伊珍，从青海那边领来的，花了一百二十块银元。’

“我的伤慢慢好起来了，第一件事就是去种向日葵。我什么都丢光了，只有一包生葵花子，随身收藏着，一个也没舍得吃。第一年，我种一棵，第二年我种两棵，第三年种三棵。……我常常对着葵花，一坐就是大半天。望着自己种的一排向日葵，就是最大的安慰，什么都不想了，什么也都不愁了。

“日子长了，人们慢慢也都知道了，我是女红军。见面就悄悄地问：‘红军真的还会回来吗？’又有传言说：‘听讲国民党后面追剿，日本人前边堵截，红军都死完了！是这样的吗？’我说：‘死完没死完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红军总是要回来的！’不过老实讲，我心里也真有些七上八下的。向日葵种到三棵，不见回来，种到五棵了，还不见回来。不是说三五年就能回来的吗？解放了，我算计了一下，可不是吗？讲三五年，一点不错，三五一十五年，到了年数，果然就回来了！”

扎玛伊珍边说，边爽朗地大笑起来，眼睛噙满两颗闪闪发光的泪珠。

七

何湘清晰地记得，陈再曾经感叹不已地对她说过：他去跟那个女宣传员告别时，她的手颤抖着说不出一个字来，只是流眼泪。上个月陈再来信写道：“回内地途中，我曾托人在西康一带寻访她，但至今未得到任何音信。不过我仍确信她还活着，我一定要知道，十五年，她是怎么生活过来的。”

何湘故作并不在意地问道：“留给你葵花子的那个男同志，解放以后你找过他吗？”

“找过，怎么没找过呢！我心想，他早已经是一位大首长了，随便问谁，都会晓得的。真的能问到了，不管远近，我一定要去看望看望他。带上几个花盔送给他，送给他的爱人和孩子，我想他该有两个孩子了吧。我要让他知道，他留给我的葵花子，我没有拿来充饥，种到土里去了，不是用手种下去，我是用我的心种下去的。葵花开得特别大，籽粒特别饱满。可是，总没能找到他。我到路边去等着，见过路部队就问，一直没有下落。我心里明白，这也不必忌讳，十五年哪！每年他都要参加多少次战斗。”……

何湘深觉自己欺负了面前这个女人，她异常不安，不知如何是好，简直是无地自容的样子。

“那么，你就是周月荣同志了，是吗？”何湘小心翼翼地问道。

“是啊！你怎么会知道的呢？”周月荣（让我们还原她真实的姓名吧）十分诧异，一个陌生人，竟忽然叫出了她的汉名。

“周月荣同志！听我告诉你！”何湘即刻平静了下来，“红军回来了，你要找的陈再同志，他也回来了！”

周月荣禁不住惊叫起来，她不敢相信，莫非这位客人是从天而降，特地为她送来陈再的消息吗？

两个女人拥抱在一起，紧紧拥抱在一起……

八

一大早，司机就冒里冒失撞进来对何湘嚷道：

“快！桥修好了！”

“不！我还得等一个星期才能走。你看，她为帮助修桥，在水里泡坏了腿脚。昨天晚上我到桥工队讨来些药，正给她医伤呢！”

“那好办！托付给桥工队就行，没有问题。”

“那怎么行，我得亲手给她治疗，等她腿好了，我们还要一起走。我们要一块到内地去呢！”

“那我怎么办？在这里等一个星期？”

“谁拦着你吗？你的任务已经完成，可以返回了！”

“那你呢，你怎么走？”

“跟这位老红军一起，往路边一站，招手说明一声，随便谁的车，都会停下来，请我们上司机棚里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