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的很可怜这个伤员。他的头，差不多整个儿缠着纱布，只给眼睛和嘴留出两道缝来。眼窝里一圈发蓝，塌下去老深，直直地冲你一瞧，真有点怕人。右臂扭伤倒没什么，左腿流血过多，已经瘦得像根铁锹把了。看样子，十来八个月别想脱离石膏绷带。

不过，说实在的，我多少也有点厌烦他。

他口渴了，就把身子一欠，“护士，水！”想吃东西，身子一欠，“护士，肚子饿了！”晚上不想睡觉，又把身子一欠，“护士，找本书来！”我问他要什么书。“书就是书，有字儿就行！”我从当护士第一天起，就为这个职业感到骄傲。可是，他喊叫护士，粗声粗气的，缺少起码的尊重，让人受不了。

是嫌病房不称心吗？四外一层又一层的雪山，树林里这几排木板房，还是靠我们自己两只手盖起来的，这是边疆啊！难道有意要摆摆干部派头吗？吓唬谁！正营级又怎么样？有什么了不起？是不是我护理不好，得罪了他？黑夜白日，像个小丫头一样伺候着你，还要怎么样？

不对！根本不对。这是我胡乱猜测。天数一长，我才慢慢看出来，他这样别扭，这样烦躁，这样凶，没有别的，不过是在掩盖自己的烦恼和痛苦。不待说，这痛苦当然是指内心的，伤口的痛苦他压根就不在乎。

一天，我去给他换绷带，他睡着了，我就坐在床边等。见他枕头底下露出一张信纸，下角写着“秋蓉”两个字。

这名字，一眼就瞧得出，不像男人的名字。我寻思，莫不是还有谁喜欢这个性情古怪的人吗？本想拿起来看看，偷看人家的信不好，我就忍住了。

这时，他翻了个身，他并没睡：“你是不是想看看那封信？”

“不，怎么能看你私人的信呢？”

“那有什么，想看就看呗！”我接过了信。

赵教导员：

你好！想你一定很忙吧！

上月，我给周明同志写去几封信，始终没有回音。想是他的工作有调动，已经离开你营，麻烦你写一个地址给我，最好写详细一些，行吗？因为要上课，此信写得很潦草，请原谅。

我盼望着你的回信，千万千万。

我看完信问他：“这是……你们有几个小孩了？”

“什么呀！别胡说八道！”

他狠狠瞪了我一眼，口气也挺严重，好像我这句话立时就会闯出什么大乱子，我知道自己失口了。不过，我可以断定他们肯定不是一般同志关系。

“你怎么不回信啊？”我又问他。

他迟疑了一下，强词夺理地回答说：

“这，你还不知道？左手不灵，右手缠着绷带，叫我怎么写？”

“哎哟！你傻了还是怎么的！为什么不早作声？”

我忙着找纸、找笔、找信封，预备替他好好写封信。这样的好事，不用说我们当护士的，谁不乐意帮忙啊？

“开始吧！你说一句我写一句。”

他苦笑了一下，“你就写：周明不在人世了，死了！早已经死了！”说完把两眼一闭，不再作声了。

人家都快急死了，一封信接一封信找他，向部队领导求援。他呢？可倒好，压根儿没有那么回事似的。

我说：“你别瞎扯了，快说，怎么写？”

可是，他仍然不理我，这使我暗暗吃惊起来。我想，一定是他变了卦。要不，他干吗要这么说呢？变卦不变卦，你总该把话给人家讲明呀！这样赌气怎么了结呢？

“不管怎么样，周明同志，至少你应当给人家回封信。”我向他提出意见。

他连眼都没有睁一下，很不耐烦地说：

“够啦够啦！你让我安静坐一会儿行不行！”

瞧！好心好意的，反叫他戗了一顿。算了！管别人闲事干什么。我也不作声了，就动手给他换绷带。不过，我心里实在替那个姑娘难过。

当天深夜，正轮我值班。外边狂风卷着大雪，整个森林都吼叫起来了。就在这种淹没一切的声音里，我听见周明在病室里喊：“护士！护士！”我赶忙提着马灯进了病房。

他说要喝水，倒了一杯又不喝，叫我在旁边坐一会儿。待了一阵，他忽然说：

“写吧，替我写一封，要不总不算了事！”

提起写信，我还想着上回受他的顶撞，他就像早忘到一边去了，只管对我说：

“你先写：今年三月，我随着康藏公路指挥部踏勘队到怒江勘察线路，不留神从山上摔下去，受了伤，现在还躺在医院里。”

“就这些？”

“嗯！就这些。”

其实，事情并不这么简单，上星期有个记者来访问他，我在旁边听到他讲了。

……在怒江峡谷，踏勘队必须拦腰穿过一道花岗岩峭壁，约有三十多米宽，立陡立陡的，上边望不到顶，下边就是急流滚滚的怒江。不说是人，就连猴子也难过去。为了不使所有人都去冒九死一生的危险，确定先由一个人爬上去，在石缝里钉进几根钢钎，拴上很粗很粗的保险绳，然后一个一个抓紧绳子慢慢过去。

这一项光荣任务，全队的人都想争取到手，就连女测绘员也报了名。周明是踏勘队领导，他说了算，最后他还是把任务下达给他自己了。他有两条理由，足以使别人心服口服：第一，他有经验，解放战争时是个登城能手；第二，他曾经横渡过黄河，万一掉下水也没有大问题。

他这样说，不过是为了堵住下边同志的嘴，不好再和他争。实际上他心里很明白，战争年代登城有云梯，还有战友们帮着。现在他面前这一道光秃秃的峭壁，像是刀切过似的，没有一点什么可以攀爬的地方，也不可能有人从旁边搭一把手，只能是单兵作战。而黄河又怎么能和怒江比？怒江峡谷的漩涡就像开了锅，别说是一个人，就是掉进一片树叶子，也得卷到水底去。

不管怎么样，这个战斗任务周明拿下来了。当然，不能说他一点思想斗争也不曾有过。他在这一道花岗岩“闸门”前面停下来，连着抽了三支烟。在这三支烟的时间里，他反复地改变着一两个字的决定，过！还是退回？终于，他脱掉衣服长裤，脱掉鞋子，两臂平伸，面孔和腹部贴紧峭壁，开始了他全程总共三十米的“万里长征”。远远看去，就像是一个赤裸裸的人体十字架，沿着一道狭窄的塄坎，两脚交替着，一寸一寸地向那边移动。不知用了多长时间，总算是“蹭”过去了。这时候他才感觉，一身冷汗在往下淌。要知道，只要身体有一丁点不平衡，或是脚底下稍有一丁点不稳当，他肯定就没命了。

就这样，他选择几处合适的地方钉下钢钎，拴好绳索。自己先来回试着走了一趟，然后才让大家鱼贯而过。走过的人多了，有一块小石头松动了。周明最后一个过去，一脚踩垮，手没有抓住保险绳，摔下去了。幸亏底下有一道山水冲成的石槽，把他卡住了，可是带下去的石头正砸在他身上，失血过多，一下休克过去了……

我自作主张，详详细细写了他受伤的经过，随后又问他：

“还写什么不？”

“再添一句。就说，关于那事，我同意她的意见，完全同意！”

他说着，嘴唇都有点发抖了。什么大不了的事，使他这样激动呢？我问：“你同意她的什么意见呢？”

他没应声，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封信来递给我。也是秋蓉写的，不过比我看到过的那一封日期要早，纸都揉烂了。前面一张纸上，不外乎一些问候或什么无关紧要的话。第二张上，她写道：

……我常常在幻想，想得很细微，很真切，说起来都有些可笑。我想过，我们应当有一间什么样的房子，窗帘是什么样色，桌上摆设一些什么小东西，书架上又摆些什么书，我们还要有一个收音机，有一架风琴。我想过，早上，我们分手去做各人的工作，晚上都回到家里来。星期天，我们可以到电影院去，或是到马路上走走，看看来来往往各种各样的人。……

但是，当我冷静的时候，就觉得这一切不过是空想。你走得那样远，收到你的一封信，听到你的一句话都很难。大约，你已经不记得我了，不记得我们的过去了。我，你知道，一生也不想离开这里，不想离开学校，不想离开这些孩子们。这样看来，只怕我们之间就很难建立一种共同的生活。

请你原谅我，周明！我觉得还不如没有那层关系，那样对我们倒更自然些。你说是吗？想来想去，只有这样了。

不要马上就忘记我，常写信来，一行两行也好，求你！

信写得够坦白，够干脆的。可是，我对她的同情一下变成气愤了。哼！原来是这样一个女人！我不知再该说什么了，只好不作声。沉默了一会儿，周明又开始和我交谈。显然，他是把我当做唯一可以倾吐心声的人了。

“这封信，是在我们踏勘队出发的那天，也就是我受伤的前一天收到的。当时我没能从头至尾看完它，老实说，我心里别提够多么的不痛快！过后，我认真想想，也没有什么，散就散。是啊！这一种事情不能强求。同时我也想，你既然真心喜欢她，就应当尽自己所能使她生活得心满意足，无忧无虑。可事实证明，她所需要的你什么也不能给她。或许另外一个人可以给她一切一切。这时候，不赶紧往后站一步还等什么？”

周明眼睛低下去，接着又说：“可是不成。我只要一想到她的样子，一想到她会对另一个什么人那样亲近，而对我永远是平平常常的，我就觉得像是受了侮辱，最大的侮辱。也许这种念头很坏，反正我就是这样想的。起先我打算拖一拖，先不表示态度，以后慢慢再看。现在我想通了，这样不对，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呗！干吗小肚鸡肠，耍这种鬼心眼？！”

一天早晨，我一进病房，见窗子大开着。周明脸冲外出神地依在窗台上——他已经可以下地走动了——我怕他受风，去关窗户，他不让关，还摆摆手要我莫作声。原来他正在听藏族女孩子唱歌。寨子上的藏族姑娘们，每天早上照常是结伴而行，背上驮着长长的木桶，到河边去汲水，又照常是一路走一路在唱：

繁花盛开的桃树

只能装饰春天的美丽。

对人们最有情意的

还是那四季常青的雪松。

听着听着，他忽然问我：

“你说人们为什么这样喜欢雪松？”

“谁晓得，反正大家喜欢就是了。”

“不！不！这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他向外指着松林，蛮有兴致地说，“雪松。瞧！多好啊！就是冰天雪地，它还是绿葱葱地活在那里。”

看他这样快活，我猜着了八九分，就冒问他一声：

“有信来了吧？”

“有我的信吗？”

他故意装模作样地反问我，更让我肯定了自己的猜测。我在他枕头底下一翻，真的有封信，我就抢过来了。哟！这么沉，哪里是信，简直像一本书。

我把信瓤抽出来，没留意一张照片落在地下去了，我连忙捡起来。倒是一个挺庄重的女人，那神气瞧上去蛮有学问的样子。可是，一眼就看得出，不大可能是秋蓉，已经是四十五六的人了，还戴副白框眼镜。这是怎么回事？我心里有些纳闷，可也没问，只顾往下看信：

周明同学：

就让我仍旧用这种习惯称呼吧！我曾做过你高小时的国文老师。你打了多年仗，大约把这些全都忘记了，这张照片也许能帮助你想起我。我记得，你是坐在第九排桌位……

好了，我要谈谈关于你们的事。别觉得奇怪，作为一个校长，我有这种责任。秋蓉就在我们学校任教，我俩住隔壁，我知道她的一切。所以，我不怕多余，写这封长信给你。

相隔数千里，我自然很难测知你的心境。不过，倘使你在抱怨秋蓉的话，那是不公平的。她虽很少提及你，但却时时思念着你。她不止一次对我讲，觉得自己的生活空空荡荡，没枝没叶。大约也正是为了填补这种空虚，她除去做完自己的工作，总要向我要点什么事做。原先她并不喜欢活动，以后，她常常到操场去打排球，跳高，或是和小孩子们一同荡秋千。可是，这仍占据不了所有的课余时间，有时她总还不免待在什么地方独自出神。

她给你那封信我是知道的。她写好之后夹在日记本里一个礼拜，后来还是发出去了。但，她从邮局回来就感到十分心乱，又一连给你写去几封信。可是，你大约很生气，始终未理会，甚至连地址也不告诉一声，难道这是不可谅解的吗？你知道，和她一起长大的那些女孩们，差不多都有了自己的家庭，一些人已有了第二个儿子。

我承认，她爱想入非非，甚至想得很不着边际。也许正是这些想象纠缠住了她，害苦了她。可是，你也得替她想想，这一切一切，对别人是那样轻而易举，而她，似乎是永远也不可能得到的。难道对别人都是理所当然，唯独她应该被排除在外吗？我不是替她辩解，同时也无须乎这样。事实上，她虽有勇气在纸上写下那样的语句，并把它寄给你，但她却没有毅力从感情上来一个一刀两断。

我武断说，你也绝不会忘掉她。然而，从回信中看，你却已经绝望了。你想悄悄把痛苦吞咽下去，不让任何人分担一点，你那封信仿佛是要和她做一次永远的诀别。你错了，完全错了。

不得不承认，她未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曾想悄悄地离开你，也让她自己一生都会感到遗憾，感到羞愧。现在我可以确实地告诉你，正是你的这一封来信使她得救了，使她疾步向你走回来了。她拿着信，一遍又一遍，看了又看，伏在床上痛哭起来。你大概也不曾看见她那样无休无止地哭，以致我不能不陪着她直到深夜。

终于，她忍住了哽咽，开始对我诉说。说她本以为自己蛮不坏的，可是和你相比，才一下醒悟到，自己原来是这样渺小，这样可怜，不值一提。她深深感到对不起你，在你面前她是有罪过的。她怨恨自己，我算一个什么人哪！只知道坐在窗前胡思乱想，心里只有个人的小天地。他呢！虽然现在全国都已经没有战争，可是他还在继续奉献出自己的热血。

第二天，我又特意要了她的日记来看。她要重新认识你，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虽然她并没有赌咒发誓，但请你百分之百信任她，也信任我吧！我比你大二十岁，我从未对任何人讲过一句不诚实的话，更不必说是对自己的一个学生。你也许会疑惑，为什么她自己不作声？她说一个字也不给你写，她决定寒假时去看你，她要当面请求你的饶恕——这是多么严重的用语啊！

最后还想替秋蓉说一句，你也太不像话了，她一年收不到你两封信。为什么学得那样懒惰？

看，这位女校长的信写得多好啊！怪不得呢，周明喜气洋洋的样子，一下就变得不像他自己了。不过在我面前，他还是装作一副很淡漠的样子，好像并不当一回事。

我也故意说：“哼！说的倒是蛮好听，只怕过些日子又不作数了。”

他望着我，随即便笑了：“依你说怎么办？是不是得叫她立个字据呢？”

“那可不。就得让她写个保证书。”

“用不着用不着，我们两个已经照过水影了。”

“照什么水影？”

“这话说起来就长了。淮海战役那年，部队行军正巧走我们村子经过，我跟连长请了假去看秋蓉。这以前，我们两个的事，谁也没跟谁提过一句话，当着面总还是不好说得出口，那就还不能算是正式定下来了。我想，总不明不白地拖着算是怎么一回事？我就跟她提了，直来直去，不过就是一两句话的事儿。决定下来了，两人就跑到河边去，手拉着手，一起探着身子往水里照了个双影。我们家乡，小孩子们作兴一个规矩：双方讲定了什么事儿，或是要交换什么物件，就手拉手到河边去照个水影。照过了双影，就不能反悔了，谁先反悔就会掉在河里淹死。啊呀！你看我，只顾乱弹琴了。来来来！快换绷带好了。”

照说，周明还需要再住两个星期。有一批伤员要出院，他也就吵着赖着要走，院部勉强批准了他。送他走的时候，我心里总在想着，今后缺少了这一位伤员，我会一天到晚觉得很闷气，没有什么趣味。他却像一只出笼的鸟儿，那么高兴，临上车还红着脸跟我说：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不光是感谢你护理工作好，另外也还有很多事情我要特别感谢你。这样吧！不管我到哪里，我结婚的时候一定写信给你，要是你能来——算了算了，你不可能来。”

“为什么不可能？”我忙说，“只要你邀请，不管多远，我一定去。”

一句话没完，汽车喇叭响了。他慌忙爬上车，我还没来得及挥手送别，卡车已经钻进大森林，一下便不见影了。只有一棵棵高大的雪松，依然挺立在路旁，针叶那么茂密，葱葱茏茏的。

一九五四年六月草于昌都

一九五六年六月改于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