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我的同乡柴广平，为报刊写了一篇应征稿，记述的是抗日英雄刘玉珍的战斗故事。小柴专程送到北京来给我看，让我提提意见。

刘玉珍和我是同村同辈人，因为我自幼离开家乡，彼此并不熟悉。1944年冬天，我在太行联合中学读书，和许多同学一起，被抽调为边区杀敌英雄劳动模范大会服务。会上举办了生产展览，分配我在金皇后玉米展览馆当解说员。在参观的人群里，我意外发现了刘玉珍，他是作为磁武县代表前来出席大会的，胸前佩戴着红布条代表证。会上，他被评选为晋冀鲁豫边区一等杀敌英雄，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授给他一面锦旗，一枚银质奖章。我为家乡出了这样一位神勇机智的传奇式人物颇感荣耀。我们那个小村庄——太行山东麓峰峰煤矿区山底村，也因在刘玉珍带领下，浴血抗击近千名日军，在许多抗日战争史料中留下了记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把自己的姓名连同我们那个小山村的村名引入了史册。那年刘玉珍不过二十出头，他长我几岁，所以我和小柴谈起他，总是说这位老人如何长，这位老人如何短，其实我自己不也早已进入老人的行列了吗？十几岁和二十几岁，差异很明显，六十多岁和七十多岁的人站在一起，就很难说是谁大谁小了。

小柴谈起，刘玉珍从部队返回家乡，一直干采煤工，整整干了30年，几年前才退休。这使我很惊讶，刘玉珍入伍前就是一名战斗英雄，在部队又屡立战功，被任命为西南军区守备团团长。一个县团级干部复转回乡，总应该有个适当安排，何至于去干采煤工？不是我轻视工人，国家政策摆在那里的。小柴吞吞吐吐地告诉我，这位抗日老英雄的事情不大好说。

1954年年末，经领导同意，刘玉珍带着一名通信员，回老家探亲。以往远隔千里，也就罢了。回家来，实实在在目睹一家人的生活景况，那一份凄凉酸楚，让他难以承受。老父亲已经去世，母亲瘫痪在炕上，全靠妻子赵清华端屎端尿侍候着。他离家那年，女儿巧云刚出世，如今9岁了，瘦骨嶙峋，穿得很破旧，相见之下，一家人抱在一起痛哭一场。妻子抹够了眼泪，才想起丈夫远方归来，还饿着肚子。她向邻居借来两斤白面，擀了点面条，在砂锅里煮了煮。家乡是煤矿区，但买不起煤，烧的是小女儿打来的湿柴，满屋子是烟，睁不开眼睛。捞起一碗面，没有油，没有盐，碗里漂着几片葱叶。刘玉珍哪里吃得下。他双手捧着碗，送到老母亲面前，行了行做儿子的孝道。然后，刘玉珍久久地观望着妻子，他离家不过几年，女人已经变得这么衰弱，这么苍老。是啊！她怎么不老呢？一个缠脚妇女，本来行动就不便，加之当年跑“扫荡”摔坏了腿，一瘸一拐的，充其量是个半劳力，可她却要承担全部家务，还要侍弄几亩地。她的负重实在超出了体能的极限，夜晚倒在炕上，哼哼呀呀，借以抵抗过度的劳累。

第二天，刘玉珍向通信员小殷宣布，他决定留下来，命令通信员自己返回部队。小殷急得要哭了，他陪同首长一路，任务是照顾首长的安全和生活，现在把首长丢了，回部队怎么向领导交代？刘玉珍想，倒也是，我犯错误，不能让人家孩子跟着犯错误，他同通信员回到了部队，递上了转业报告。部队领导以充分同情和谅解的态度，苦苦劝说刘玉珍，让他撤回转业报告。但无论如何谈不通。最后部队领导给他的答复是，要回家可以，只能算是自行离队，不能办转业，不能办复员，盖有部队印章的任何介绍信、证明信一律不能开。领导上没有给他留下一点回旋的余地，这一方面当然是维护组织的严肃性，另一方面，也表明上级是如何看重他，很不情愿放他走。但刘玉珍主意已定，转不过这个弯来。于是他不曾履行任何手续，两手空空回家了。

小柴讲述时，我就在想，刘玉珍在他人生的岔路口作出这样的选择，未免过于极端，至少这不是唯一理智而又可行的选择。不过我又想，事情过去四十多年了，世事变迁往复经历了骤雨流云的洗磨，或许有助于我们更加明晰透彻地来观察刘玉珍这一段个人历史。一颗流星陨落了，经过时空冷却，人们可以精确地加以测定。当它进入地球大气圈时摩擦燃烧，却又并未被烧毁，足见它毕竟属于一个高质量的流星体。

我相信，不会有人以为刘玉珍自行离队，是出于对战争的恐惧和厌倦。恰恰相反，如果还有仗打，这位一等杀敌英雄不会离开部队。他出入枪林弹雨，有几次子弹咬破了军服，偏偏一次也不曾“挂彩”，成为他的一大缺憾。他原想有机会弥补一下，终于只能带着这个遗憾告别了军营。刘玉珍坦率承认，他对家庭看得很重。但如果就此说他是受到旧时代某种家庭观念的束缚，说他过分眷恋骨肉亲情，又未见得那么公允。解放战争开始，刘玉珍所在的地方部队编入刘邓野战军第二纵队，立即南下过黄河，随后是千里挺进大别山，几年里连一个口信也没有捎回家。他离家时，父母正害着病，妻子刚刚生产不久，但他没有丝毫犹豫，毅然决然随队出发了。建国后的最初几年，是共和国的一段黄金时期。经济建设的勃勃生机，政治生活的和谐气象，甚至冲淡了人们对战争创伤的痛苦感受。而事实上，8年抗日加3年解放战争，造成了深层的社会伤痕，特别是革命老区，更需要长时间休养生息。我们山底村近300户，就有110户军烈属，也就是说，一百多户人家生活无着。虽有代耕优抚政策，但村委会力量有限，照顾不了许多。都说刘玉珍在战场上威风八面，如出山的猛虎。现在这只猛虎将要蜷伏于洞穴中，舔平自己的伤口。他不想依赖国家，也不愿把家庭的重负加给村里人，宁可离队回家，自己来承担这一切。这实在是他事到临头所作出的一种现实选择。正如同当年他抛下父母妻儿，毅然决然地投入了南下大军的行列一样。

我又回想起，50年代初，部队里曾经盛行过一阵“改组”风。一些人为了达到另起炉灶的目的，以种种不能自圆其说的理由，摆脱了农村的结发妻子。这股风潮正是出现在战争硝烟散去，部队进入大城市之时，有着鲜明的历史印记。其来势似乎是难以抗拒的，却没有对刘玉珍产生丝毫影响，他带着对妻子的恩爱和敬意，回到了她身边。我无意牵强附会，确曾有人再三劝说刘玉珍，先把家乡那个有残疾的农家女离掉，然后从西南军政大学女生队给他介绍一个，文化水平又高又有风度，保证他称心如意。就此而论，刘玉珍不也有他头脑格外清醒的一面吗？和拟议中的西南军政大学那位女生的结合，是否一定会令他称心如意，尚未可知。可以确定无疑的是，他将给三代人的三个女性——他的母亲、妻子和女儿带来大不幸，这是刘玉珍最清楚不过的。他不难想象，那一幕幕足以令他心碎和愧悔莫及的悲剧将会怎样开始，又怎样了结。

刘玉珍早已被内定为重点培养对象，就在他请假探家前不久，上级决定他挂职去西南军政大学干部班进修，明白地向他暗示，学习回来升任副师长。是柴广平正式访问刘老，问到了这方面的情况，他才如实作了回答。他一向绝口不讲这些事，现在回头去讲自己当初如何有望被提拔晋升，显得多么无聊。而当时刘玉珍确乎正面对海阔天空的发展前景，在本部队是人所共知的。令人不解的是，他竟然来了一个向后转，打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上上下下很为他惋惜，却也不能不从内心敬服他几分。刘玉珍迈出这一步，需要加倍的勇气，他竟然可以如此坚决地离开部队，回到家乡去，却又面临的是一切没有着落。他既非转业，又不算是复员，不能指望政府部门会为他作出什么工作安排，不可能享受任何相应的待遇。他只能靠一双手，为自己和一家人挣饭吃。大军区守备团团长刘玉珍，脱去四个兜的呢料军服，穿起了斜襟袄、掩裆裤，脑门上顶起一盏井灯，干上了采煤工。

对采煤工这个职业，我自幼存有一种恐惧感。乡镇小煤窑，设施很原始，常常发生瓦斯爆炸。我三姐夫的一位兄弟，就是在瓦斯大火中丧生的。他已经逃出来了，工长丢了一把蒲扇，要他返回去取。随后他的尸体被抬出来。那不是一具尸体，简直是一块焦炭。刘玉珍以前并没有下过井，但他很快便掌握了瓦斯活动规律，他能够捕捉到种种极细微的征候，发出警报。屡次证明，他的预报准确无误，让他担任了瓦斯检查员。这个工作是兼任，不加工资不提级，只加给他一份责任。他尽心尽职，遇有危急情况，总是最后一个撤离现场。

采煤工常年在作业面上爬进爬出，饭食跟不上，身体支撑不下来。一家老小吃糠咽菜，细粮只供下井的人，矿工家庭，家家如此。我们家乡习俗——家乡的习俗永远不会淡忘——男人们不在自己家里吃饭，端着大海碗，聚集在街口大椿树下，一个个蹲在石头上吃饭。那些采煤工，高高挑起一筷子拉面，雪白雪白，和那一张张黑乎乎的煤黑脸，形成强烈的反差。他们吃完了饭，把碗筷扔在地上，等自家女人们来收。大家继续没边没沿地聊天，或议论近来战争的发展趋势，或是拉扯着什么不干不净的趣话。饭后流连于村街路口，日光充裕，树影婆娑，这可以说是矿工们最放松最畅快的一个时间段。谈笑间不觉消除了一天的气闷劳苦，一会儿又该进入地层深处去了。

以后，家乡又有人来，谈到刘玉珍退休金只有四百多元，儿子收入有限，五口之家过得相当紧张。他们建议由我出面去求见刘玉珍原部队的老领导某上将，请老将军批一张条子，商请当地有关部门，按县、团级待遇，为刘玉珍补办离休。这样，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

由我去求见某上将未尝不可，但我明明知道，这是给老爷子出难题。被错划右派，或是打成了什么什么分子，依据政策条文可以平反改正。刘玉珍的情况不同，要疏通这件事，让人家从哪一个文件的哪一条哪一款入手呢？也有另一种可能，老将军并不考虑那么多，大笔一挥批了条子。有高层领导的批示，当地部门无妨顺水推舟，来一个照此办理，也未可知。事情办成办不成姑且不论，我心里总在疑惑着，刘玉珍本人是不是真的提出了这个要求？或是言语之间带有这样的意思？柴广平详尽地向我讲述过刘老的情况，如果老人有这样的想法，为什么小柴一句话也没有对我提起过？

我没有急于去求见某上将，有意拖延下来。小柴讲到，当初刘玉珍回到家乡来，第一个月拿到90元井下工资，让他喜出望外，好像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大数字。那时候钱是很抵钱的，小米白面一样价，都是一角一斤，豆油和猪肉都是四角一斤。当年春节，刘玉珍为卧病在床的老母亲换上了里外全新的被褥，为妻子女儿添置的棉袄棉裤，一律不用土布，妻子扯的是阴丹士林布，女儿扯的是苏联花布。刘玉珍自幼习惯于山坡窑场的简陋粗淡，生活上很容易满足。不要说当地各有关方面对刘玉珍老人多有关照，即或是有一点什么难处，从老人的性情看，是不大可能向谁张口的。

后来弄清楚了。小柴来电话说明，刘玉珍本人并不曾有过要解决离休待遇的任何表示，是同村的一些好心人自作主张，说刘老出生入死那么多年，到头来连个“离休”也够不上，是按一名普通矿工退休下来的，他实在丢失得太多太多了，该找回来的，要想办法帮他找回来才好。他们显然出于为刘玉珍老人抱屈，以为这位一等杀敌英雄心理上终究是难以平衡的。看来人们对这位老军人还是缺乏深入的了解。我曾对小柴谈笑说，综合刘玉珍各方面基本条件看，假设他一直没有离开部队，假设他不曾犯过什么严重错误，假设他个人发展顺利，波折不大，且机遇又好，经历几十年，及至离休年限，他有可能担任了相当一级的高层职务，甚至于获得人民解放军任何一级的将官军衔，均属正常，并非什么奇闻逸事。我们这里为刘玉珍勾画出的一道风景线，早已为事实所粉碎，证明纯属虚妄，不过是故作惊人语。但是在40年前，就一位青年指挥员的发展前景做出种种乐观的假设，就未始不能成立。刘玉珍并不是那种自视过高的人，而作为一名热衷指挥艺术和追求捷报梦想的军事干部，对于自己的将来，也不会没有相应的假想和设计。说到底，假设只不过是假设，问题在于，刘玉珍彻底舍弃他在军队发展前景的义无反顾的决心，却并无虚假。流星既已坠落到地面上来，便不再存有升腾太空的幻想。科学一点说，陨星着陆，并不是自身坠落，而是受到地心引力的呼唤，以迸发出灿烂光亮的加速度扑向大地怀抱的。刘玉珍已归返生养他的那个小山村，完成了他此生的永久着陆。为此他甘心匍匐于地，承受着只能由他自己来承受的一切后果，而永无追悔。村里人应该知道，刘玉珍下井30年，一车一车拖出多少质地纯正的亮晶晶的煤炭，何曾有哪一车夹带过只言片语，流露出了他的凹怨不平？他常常对人谈及，他作为一个全劳力，抡起十字镐，借着额头前一盏青灯照射，在地层下刨找生活，内心最踏实不过。家乡的矿井很深，下降落差大。采煤工刘玉珍的心理空间却处于无落差状态。没有落差，也就没有冲击，没有震撼，没有波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平静自安。由此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对这位老军人来说，不存在什么心态平衡不平衡问题。试想，在享有了自得其然而得其本然的数十个春秋之后，他又何苦回头给自己找过不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