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我们并不是站在一位老人病床前，而是站在潭柘寺那一株古银杏树下。树干空了，四周又生出了气根，高大的树冠依然是一片苍翠。

每年的八月十五和春节，我们忘不了去看望陈斐琴老人。虽然我们夫妇俩也早已经步入了老年人的行列，还只能是以晚生后辈的诚意和恭敬，站在病床前问候老人。陈斐老1990年突发脑溢血倒下，所幸救治及时，至今头脑清醒，听觉尚可，只是失去了语言能力。子女们可以作翻译，也不过一知半解。老人说的什么？像是很重要的一句话，他一再重复着，孩子们终于无法翻译出来。老人不得不放弃了这样的努力。只是张着嘴天真地笑着，如同一个婴儿。

陈斐琴的夫人李佩琳，和我是一辈人，是我的同团战友。解放战争初期，我们堂堂第二野战军政治部文艺工作团，只有三个女演员。所有老年妇女的角色，固定由一位年龄稍长的女同志担任，所有少女少妇，固定由另外一位略小几岁的女同志担任，所有媳妇大嫂这类角色，都由李佩琳担任。平时看上去，不过是军队大院里普普通通不讲究穿戴的一位老太太，你哪里会看得出，这是当年我们文工团唯一的“青衣”台柱。她能演话剧，能唱歌剧，能唱京剧，还能唱河北梆子等几种地方戏，以山西梆子为最拿手，大有郭兰英之风。那年得知李佩琳肾衰竭，我们夫妇俩赶到医院去看望她，见她情况不好，不想第三天就上路远行了。在陈斐老面前，我们当然绝口不提佩琳，老人也从不提起。他的大女儿陈东讲，她们告诉老爹，妈妈需要长期住院治疗，不可能接她回家来。父亲一生最容易相信别人的话，所以五年过去了，至今依然信以为真，从未提出过疑问。我的判断正相反，五年之久竟没有提出疑问，恰恰说明，他毫无疑问地肯定老妻已经辞他而去了。老人避免提及此事，总是用默默的笑容感染着一家大小三代人，照例分发给了每人一个好心情。陈东说，老爷子躺在床上八年多了，谁也没有特别意识到家里有病人。陈斐老以婴儿般的笑容，代替了语言，这其实是更为丰富、更为生动，又更易于理解的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人类语言。我忽有所感，仿佛我们并不是站在一位老人病床前，而是站在潭柘寺那一株古银杏树下。树干空了，四周又生发出了气根，高大的树冠依然是一片苍翠。站在树下，便可以感受到截然不同于其他场所的那种和煦清新的好气息。

他属于“三八式”知识分子老干部群体。虽是多了一点儒雅谦和，却从不会忽视原则；虽是多了一点平等观念，却从不随随便便；虽是多了一点书卷之气，却从没有疏离了部队现实；虽是多了一副深度近视镜，大致上也还不失军人姿态。

第二野战军流传这样一种说法，说我们二野出了五大才子。是哪五个人呢？开列出名单，可就有若干种不同的版本了。较为普遍的说法是：三、四、五兵团各一位宣传部长，加上野战军政治部前后两位宣传部长，一位是任白戈，一位便是陈斐琴了。任白戈赫赫有名，是上海左翼作家联盟的宣传部长，各方面素养很高，大家都知道的。陈斐琴，一般人不大熟悉，只知道他会日语，是八路军前方政治部敌工部的部员，突然调他到宣传部领导岗位上来，野政文工团的同志不免感到意外。以后才知道，他早年便就读于上海艺术大学，后留学日本帝国大学，主修莎士比亚。最近，我读到《现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略》一书，和《新文学史科》第79期林焕平先生的回忆文章，对陈斐琴在日本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1933年冬，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恢复东京支盟，在代代木开了成立大会，成员便有陈斐琴，那时他使用姓名是陈松。京支盟创办了文艺杂志《东流》，陈斐琴是由五人组成的编委会委员之一。《东流》的宗旨，以发表有进步思想的小说和散文为主，在东京编辑，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他还是东京“国际戏剧协会”的主要成员。陈斐琴由敌工部转而主持宣传文化工作，应该说是他归队了。

当年战斗频繁，一仗接着一仗打，陈斐琴部长总是往前边跑，及时了解情况，把部队的思想教育搞得有声有色。他很会使用文工团，经常带我们下部队，有时军情紧急，没有条件搞演出，就让我们到连队代职锻炼，分散作战地勤务工作，或带担架队，或俘虏营，哪里要人到哪里去。陈斐琴作为五大才子之一，从没有表现出一个富于才学的人那样有恃无恐，那样锋芒外露，那样清高潇洒。他属于“三八式”知识分子老干部群体。虽是多了一点儒雅谦和，却从不会忽视原则；虽是多了一点平等观念，却从不随随便便；虽是多了一点书卷之气，却从没有疏离部队现实；虽是多了一副深度近视镜，大致上也还不失军人姿态。

平汉战役中，有一个解放战士王克勤，经过诉苦教育，很快成了一名战斗英雄和官兵团结的模范人物。《解放日报》1946年12月10日为此发表了社论，题为《普遍开展王克勤运动》。陈斐琴部长及早组织我们到王克勤所在部队体验生活，创作了歌剧《王克勤班》。有多少次，部队是在集结地观看了这个歌剧的演出之后，怀着和剧中人息息相通的一腔激情奔赴火线的。那一两年间，我们还连续创作演出了歌舞剧《挖工事》、歌剧《两种作风》《吕登科》、话剧《赶走红毛鬼子》等等，此外还排演了歌剧《军民一家》《白毛女》《血泪仇》以及《孔雀东南飞》《廉颇与蔺相如》等一系列传统京剧节目。那段时间，可以说是我们二野文工团的一个战地黄花的金秋季节，在每个人的履历表上，留下了永远值得回味的一页。每当老战友们谈论起这些事，总是会记起陈斐老，他观看我们演出无数次了，下一次总还要到场，总还是那么有兴致，总还是和观众一起热烈鼓掌，乐此不疲。

我在二野文工团美术组，每到一地，先把我们创作的木刻和连环画张挂起来，向部队和驻地群众展出，然后便提着几个洋铁桶去写大标语。我小心地站在梯子顶端，高高举起毛刷子，在砖墙上涂写着，石灰水顺着刷子回流下来，经袖筒到腋下，又经裤腿直到鞋袜里，从脚板心冰凉到全身。一回头，见陈部长仰面在看我写标语。他说，冰天雪地的，这样不行，在手腕上缠一条手巾，石灰水就流不下来了。过了几天，记不得我们文工团是开什么会，陈部长到场讲话，他顺便从衣袋里取出一条羊肚子毛巾，说是宣传部奖励给我的，由坐在前排的人把奖品传递过来给了我。我知道，这一份奖品，不可能是由宣传部采办来的，当然是部长本人掏的腰包。以后我向陈斐老提起过，多承他那次发奖来得及时，解决了我的实际困难。老人抱歉地笑笑说，有这么一回事吗？他一点印象也没有了。

记得1946年春，野政机关驻武安县伯延镇，得知陈斐琴部长结婚，新娘子是我们文工团的女演员李佩琳。美术组因为什么事，没有赶上参加婚礼，第二天几个人才赶去祝贺。两位新人都不在，各自忙工作去了，屋子里冷冷清清的，几乎看不出刚刚操办了喜事的气氛。那时候，女同志有谁嫁给了骑马的（即指高级干部），议论可就多了，说女方不过是为了虚荣，是贪图享受，行军有马骑了。陈斐琴深得文工团同志的好感，用现在语言讲，他人气正旺，这一桩婚事居然没有受到什么抨击。就我所记忆，李佩琳婚后没有得到什么特殊享受，骑一骑马是有的。夜色朦胧中，有人牵了一匹马在路边等候着，待文工团队伍上来了，随即听到陈斐琴部长压低了声音说，佩琳同志！换着骑一会儿吧。听他的语气，你很难分辨这是一位领导对下属的关爱，还是一位丈夫对年轻妻子的体贴。他把妻子扶上了马，警卫员牵着缰绳先走了，陈斐琴随后深一脚浅一脚，追赶着队伍。

和陈斐老相识多年，我有这样一种想象，仿佛此人站在那里，地上便会映俩影子。一个是他真实的身影，此外还有他个人历史问题带来的阴影。无论他走到哪里，无论他的年龄如何增长，即或他已经瘫痪在床上，总还是有两个影子跟随着他。

陈斐琴是1911年生人，大革命时期，已经是一名青少年共产党员。“四一二”事变后，曾在香港被捕入狱，到部队来，这件事自然是要受到审查的。由于陈斐琴心地坦诚，毫无保留地把情况讲清楚了，也没有给党组织造成什么损害，所以组织上接受他的请求，于1941年10月重新吸收他入党了。我先前听说，一般人承担不了介绍人的责任，是由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当的介绍人。以后才知道，这个传闻不准确，实际上是由罗瑞卿和杨奇清两个人介绍的，当然小平同志肯定也是点了头的。

从陈斐琴的任职情况看，并没有因为历史问题失去了组织的信任。特别是刘伯承、邓小平以及其他领导同志，一直是很看重他的。进军西南后，他仍然担任第二野战军暨西南军区宣传部长，并曾兼任过联络部长和青年部长，一身三任，占了政治部一小半，这是很少有的。西南军区撤销时，陈斐琴奉调北京，被任命为总政“解放军文艺社”主编，以后调任海军文化部长。但是，在某种情况下，便显示出了第二个影子对他的实际影响。1955年全军授衔，他被搁置了很久，以后才授给了上校军衔。按照陈斐琴资历等各方面衡量，授上校显然尚有斟酌的余地。如果说有第二个影子，过去只是存在档案里，现在则是由他自己扛在肩上的两块牌牌，标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的存在。军衔制度，无疑是军队正规化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对少数人来说，却构成了一个严重考验。有人觉得自己授衔低了，死活不穿军服，说丢不起这个人，个别人甚至采用更为耸人听闻的方式以示抗议。陈斐琴戴着上校牌牌，出现在大庭广众场合，出现在彼此熟识的同志面前，总是自自然然，看不出有任何一点不自在，不平衡。想来，拖延太久才为陈斐琴授衔，反而让他有时间做好了必要的精神准备。不！并非事到临头，他才来做精神准备，他对自己的第二个影子，从一开始就有了透彻的认识，遇事后退一步，不给自己找过不去。不！这一类问题，也不可能是靠消极克制所能解决的，克制只能作用于一时，终于要爆发出来的。应该说，这是一个人的整体素质所决定的。陈斐琴深受温、良、恭、俭、让传统观念的浸润，加之《论共产党员修养》的熏陶，具备了足够的免疫力，从来就没有得失计较的病苦。从旁看来，他近乎苛待自己了，而在他本人，却是顺理成章事情，从没有表现出任何委屈情绪。

“三反”“五反”运动当中，查出西南军区文艺单位铺张浪费严重，陈斐琴作为主管部门负责人，受到了行政降级处分。这个处分是他自己写报告申请下来的，尽管他一向生活俭朴，堪称模范，但他觉得不能因此推卸自己对下属单位应负的领导责任。铺张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背一个处分也不能说冤枉了他。不过，换了另一个人，怕就未必愿意作出申请处分这样一种选择。大女儿陈东告诉我，“文革”初期，她因公从兵团回北京，在长安街转来转去几个小时，思想斗争很激烈。到了北京，怎能不回家看看呢？要回家去，又怎么和父亲见面呢？一个大叛徒，只能是劈头盖脸地批他一通，可她无论如何开不了这个口。终于还是回家了，父亲不在，已经集中起来，就要送往干校去了，这一下陈东松了一口气。当天傍晚她要返回兵团，坐在公共汽车上，远远发现父亲和被集中管理的许多人一起，在营房旁边一个空地上干活儿。他搬着一块很大的石头，一步一步往前挪动着。陈东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是一副凄苦的样子，看上去倒也正常。相反，父亲干得兴致很高，认真极了，显然还带着劳动的喜悦。陈东说，这样倒反让她有说不出的心酸，她偏过头去，不敢再望着父亲。大家无不称赞陈斐老，说他在顺利的时候，总是平平淡淡，从不张扬自己。身处逆境，同样平静如常，给人感觉，他的承受力实在是超常的，是无限的。也有人出于同情，却从反面作出评论，说陈斐琴这样一味承受而默默无语，不应该看作是他的一个优长之处，只能说是他性格上的一个软弱盲从的缺陷。和陈斐老相识多年，我有这样一个想象，仿佛此人站在那里，地上便会映俩影子。一个是他真实的身影，此外还有他个人历史问题带来的阴影。无论他走到哪里，无论他的年龄如何增长，即或他已经瘫痪在床上，总还是有两个影子跟随着他。

走在匆忙繁华的人行道上，对人行道的匆忙繁华又视而不见，动中取静，似实而虚，进入这样一种状态好极了。陈斐琴撰稿中许多精当得力的文句，都是漫步人行道时获得灵感的。

三、四十年代，部队武器装备还是相当原始的，主要靠大踏步机动捕捉战机。正如苏沃洛夫所说，脚是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手是辅助性的。陈斐琴亲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全过程，这个读书人，以自己的一双脚，熟读了当代军事学。他深知，庙算得当，或许不难制定出一个富于奇思妙想，又是十分周密完整的战略构想。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把这个构想付诸实施，而不至于付出了相当代价之后，发现根本无法达成目标。这就必须多多借重于前线将帅了。而作为前线将帅，则应该具有无尽的想象力，善于充分发挥构想中那一份灵动奇巧。又应该具有超常的意志力，敢于面对构想中所包含着的种种险恶与不测。1947年7月，第二野战军正是以这样高度机敏和坚毅果敢的行动，千里跃进大别山，直插国民党战略纵深，一举揭开了全国战略进攻的序幕。当敌我态势十分微妙，面临左右两难的抉择时，陈斐琴目击了刘邓首长如何忧心如焚。当冲破重重险阻难关，终于胜利抵达大别山时，他又注意到“一号”和“二号”露出了沉静的笑容。从那时起，陈斐琴暗自立下了一个誓愿，一定要把自己近距离观察到刘司令员独特的指挥艺术，以及这位杰出军事家一次又一次的惊世之举编写成书，把自己所领略到小平同志的深邃思想和不动声色的文韬武略编写成书，使之光照史册。

陈斐琴的这个夙愿，一直未能付诸行动。“文革”之后，他有很长时间被挂起来了，不给作结论，不分配工作，不恢复待遇。挂着就挂着好了，他决定立即行动起来，做一个独立编书人，以实现多年的夙愿。有人曾把陈斐琴比之于司马迁，似乎有点神圣化的夸张，随便说说罢了。不过，陈斐琴长时间背着“文化大革命”遗留给他的精神重负，实际困难又得不到解决，他全都放在一边，发愤编写革命战争春秋大义，真像是领受了那么一点史太公的遗教。我去看望陈斐老，一家人住着十四平米的一间小屋，进门就是一铺大“炕”，无处让客人落座。老人正在与邻居共用的小厨房里抄写文稿，一个小方凳当桌子，坐着小马扎，一米八几的人，长时间以这样弓腰驼背的姿势写作，怎么受得了？加之蚊虫叮咬，闷热难当，煤烟油腥让人透不过气来。最初收集到散见于各处的刘伯承军事著作。全是在这间小厨房里一笔一画抄写下来的。他的一支金笔，很快就磨得像针一样尖锐，不小心触到手指，一下就见血了。为了节省花销，他推着小孙子坐过的竹编儿童车，从打印社把书稿运回家，由家人装订好，他再推着小车送到邮局寄发，这样便不必花装订费和运输费了。老夫子不无得意地对我说，推着小竹车走在人行道上，不必担心安全问题，往返一趟又一趟，正好是他思考问题和谋篇造句的好时间。我完全可以想象，走在匆忙繁华的人行道上，对人行道的匆忙繁华又视而不见，动中取静，似实而虚，进入这样一种状态好极了。陈斐琴撰稿中许多精当得力的文句，都是漫步人行道时获得灵感的。

一天，海军副司令员杨国宇主动找上门来，说他保存一些有关刘、邓的文字资料和照片，愿意毫无保留地供陈斐琴选用，还表示要尽自己所能给予支持帮助。杨国宇是原二野司令部军政处长，是一位老红军，喜好写作画画，书法又好，陈斐琴喜出望外，有这样一位志同道合的老战友合作，局面就会大大不同了。同时，陆陆续续已经联系了军内外许多作者，还联系了几家有眼光有魄力的出版社，编选工作果然进入了顺风顺水。虽然军委领导已经批复，同意了他的编选工作报告，有关各方面也都给予了关注，但他们仍然立足于民间地位。不申请办公处，不申请编制，不要一辆汽车，不要一分钱经费。也不成立编辑部，执事者各执其事，分别在自己家里“上班”，有问题要研究，彼此走动一下，没有会可开，没有饭可吃，没有补贴和交通费可拿。他们唯一的经济来源，是用自己应得的编辑费，来支付组稿费、资料费、邮寄费、打印费、文具纸张费等等，叫作“以战养战”，养之不足，就得个人掏腰包了，陈斐老终于成为万元“负翁”了。据我所知，有那么一些回忆录写作组和传记组，编辑队伍相当庞大，其间一些人不止一次提级晋衔，一些人从组建家庭到生儿育女，若干年过去了，还不见有书出来。陈斐琴这里，几个人单兵作战，几年之间，编写出版了《刘伯承军事文选》《刘伯承军事生涯》《刘伯承军事理论探索》《刘邓大军征战记》《刘邓大军风云录》《第二野战军纪事》等共计三十六部，一千余万字。有的书还获得全国图书一等奖、金钥匙奖。其中《刘伯承回忆录》（共三集）一书，陈斐琴是在太行山时代便开始积累资料，他没有想到，近半个世纪后得以问世的这本书，竟成为我国出版的第一部共和国元帅回忆录。

陈斐琴有一篇文章，记述了刘伯承元帅从事翻译著述的情况。刘帅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只眼睛，身负几处战伤，常常不顾年高体弱，抓紧战斗空隙，在一盏麻油灯下，用放大镜进行翻译。更大的困难是，他手头只有一部古老的《俄华词典》，这部词典里许多汉译令人啼笑皆非，把俄语“混成旅”一词译成了“杂种旅”，把“地主”一词译成了“员外”。本来，他可以向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左权同志请教，左权是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的高才生。1942年6月，左权在太行山反扫荡战斗中牺牲，刘伯承失去了这位俄文老师。此后他搞翻译，主要依靠一部《露和辞典》（即《俄日词典》），他可以通过日文中的部分汉字，去揣摩原词的词义。遇有日文汉字和汉文原意不相符合的，或是用日文字母书写的，他搞不通，就写一张纸条，让警卫员拿去，问机关里懂日语的同志。陈斐琴并没有写明，机关里懂日语的同志，不是别人，正是他本人。有时，二野司令部和政治部驻地很远，刘司令员派人送纸条来，马跑得一身大汗。纸条用毛笔竖行书写，字迹工整，抬头写着“陈斐琴同志大鉴”，落款“刘伯承顿首”。我明白了，陈斐琴的文章是有意模糊不清的，避免了提及自己的名字，他如何担当得起“刘伯承顿首”这一句言语呢？

陈斐琴正是遵照刘帅那种谦虚审慎、一丝不苟的极端负责精神，来完成编写工作的。为深入研究，他曾不辞辛苦，重访太行山、大别山，重访第二野战军往返驰骋的“四战之地”中原战场。凡刘帅读过的书，陈斐琴都要找来读。一些古代兵书买不到，就借珍本抄录，他至少手抄过四十几万字。他发现刘伯承青少年时代，受梁启超影响很大，就把这位饮冰室主人所有的著作都买到了手。别人不会了解，年复一年的紧张编写工作，又是他博览饱学的一个连年丰收的过程。及至后来，他的文章竟自觉不自觉地透露着梁启超早期政论文的余韵。刘帅一篇讲话里，有这样一句话，“不教而战，是为善之”。陈斐琴搞不明白，不经过训练而投入战斗，反倒是为善之，为什么？他遍查《孙子兵法》《易经》《孟子》《中庸》《大学》《十三经索引》等书，找不到这句话的出处。第四天深夜，他忽然想起，刘伯承喜欢读诸葛武侯的兵书，立即下床，扑到书架上去找。果然，《诸葛亮集》里有这样一段话：不习而战，百不当一，习而后战，以一当百，故仲尼曰：不教而战，是谓弃之。陈斐琴据此断定，刘帅的原话应该是：“不教而战，是谓弃之；教而后战，是为善之。”后经多方面核对，是记录稿把中间的八个字记漏了。许多搞军史战史研究的学者说，陈斐琴他们编写出版的数十册书，应该得到足够的评价，只讲他们“抢救”和整理出了这样大规模珍贵史料，就已经功不可没。陈斐琴往往等不及出书，提前把全书打印出来，分秒必争地分送给许多研究人员参考，又分送给一些军旅作家艺术家们创作文艺作品。试想，如果没有这几十本书，刘伯承军事思想研究，以及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史研究，将会遗留多少空白，无法填补。

作为一位资深编辑家，他的朴实无华而又特别老到之处，全在这里了；作为第二野战军的一位老战士，他对部队的深切感情，他重温当年捷报频传时的洋洋醉意，全在这里了；作为阅历极为丰富，却又时感意犹未尽的一位老人，他对自己一生给予了自我补偿的那种内心满足和庄严感，也全在这里了。

每出版一本书，陈斐老都要签名送我一本，特意留给我的一本《刘邓大军风云录》被别人拿去了，他竟舍得自己手头使用的工作本给我了。封面上写着：“工作本，不外借，外借一次请付五十元。”写明付款数，无非是要别人免开尊口，不可能外借的。见我无论如何不敢接受，又说让我先拿去看，等有了再版书送我一本，把工作本换回去。1991年中秋，我们夫妇去探望陈斐老，他送我一本《刘伯承军事理论探索》。他心血管出了问题，卧床很久了，由我双手捧着书，他在扉页上写了“徐怀中惠存”几个大字，签上了名。字不是写出来的，是画出来的，他顽强地坚持一笔一画，极力要写得工整，无奈笔画安排得总不是地方。这些年来，陈斐琴一直在透支着自己的健康，却一直没有放在心上。他几次住进海军医院，居然可以说服值班护士，同意他在病房熄灯以后，到护士值班室去编书。

战争年代，早有“刘邓大军”之说，刘伯承、邓小平两个名字，已由一条历史的彩带接在一起了。已经出版刘的每一本书里，其实也都写到了邓的。从1987年，人民解放军建军六十周年纪念日起，杨国宇、陈斐琴联合上海文艺出版社，共同发起了编写小平同志经历的征文活动。开始定名为《三山见闻》，从太行山、大别山、写到把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以后，确定把时限放宽，从1938年写到1965年，跨度二十八年，后来成书便定名为《二十八年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杨国宇、陈斐琴、王传洪编，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陈斐琴住进干休所后，有了一间小小的书房，窗外有两棵石榴树，于是他为自己的书房取名为“榴妍书屋”，以谐音取“刘伯承研究”之意。现在不只是研究刘，还要研究邓，陈斐琴想到，“榴妍书屋”应该易名了。他向杨国宇建议，在两家窗前各栽两棵柏树，两家书房统一取名“双柏书屋”。杨国宇拍手说，我怎么就没有想起这个好主意，他当即铺开宣纸，提笔为“双柏书屋”题了新匾。随即买来了树苗，两位老人兴致勃勃地亲手栽种起来。他们大发雅兴，还把记述刘邓的几页原稿，深深埋进树坑里去，以作纪念。他们希望以自己的笔迹，滋润两株移栽的柏树，尽快披满新绿。

人们当不会忘记，1989年那个气候反常的炎夏。正是这年7月，《二十八年间》出版了，不久，这本书的《续编》也跟着出版了。从1938年到1965年这一段时间，正是邓小平同志展示他睿智英明和卓越领导才能，为中国革命战争和国家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一个时期。编者们最初也不曾想到，一本历史回忆录，适逢其时，竟能对最为敏感、最为尖锐的现实作出回答。正如《上海新书目报》打出的一个大标题：“《二十八年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将告诉你，邓小平是怎样一个人”。两本书多次加印，读者还是来信说买不到书。中央和各省市报刊纷纷转载，发表评介文章。台湾出版的《中国导报》第1258期封面，转登了《二十八年间（续编）》发表的邓小平彩色照片。这家杂志连续几期，在题为“邓小平研究”专栏内，全文选登了书中的六篇文章。四十多年来，这样做法在台湾还是首次。1992年7月，《二十八年间》第三编出版了（杨国宇、陈斐琴、陈鹤桥、刘备耕编）。以后，上海文艺出版社又将三本书精装为一巨册出版，书名为《世纪伟人邓小平纪事》。和学习《邓小平文选》的热潮相呼应，由《二十八年间》为开端的民间“阅读邓小平”活动在各地兴起，并且延及到海外和世界各地，这也是几位编者始料未及的。让他们无限感慨的是，有的老同志刚刚给编辑部来电话，答应了写稿，第二天知道，他已经遽然离开了人世。有的老同志，为本书写了稿的，等到书出来，他的文字已成遗作。有的老同志，一篇文章没写完，一病不起，不得不告知编辑部更改预告目录。有的老同志长年住院，在同病魔搏斗中坚持写作，两三千字的一篇感怀小文，竟费时一年有余。每念及此，令几位编者老人涕泪不止。

1989年11月20日，小平同志会见了第二野战军战史编辑修订人员，到会的有宋任穷、秦基伟、陈锡联、陈再道等二野著名将领。陈斐琴作为修订领导小组副组长，也参加了会见。当他上前和小平同志握手时，介绍的人把他的名字说成了陈裴琴，小平同志纠正说：“他不叫陈裴琴，是陈斐琴，他是一个编书人。”

“他是一个编书人”，这句话概括了陈斐琴的晚年生活。陈老曾说，他年轻时候读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园序》，颇欣赏“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句。这一句下面有个注：“古诗云，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自开始编写刘邓书系之后，他觉得应该反其意用之：“昼短喜夜长，何不秉烛书？”陈斐琴步入暮年，义无反顾地抛开一切牵挂，只想做成一件事，那就是秉晚霞为烛，编织一部经天纬地的大文章。他终于大获成功。在无休无止的编务工作之外，他工工整整地为书系撰写了十数万字专稿，撰写了若干篇序文后记，撰写了不计其数的注释条目。读者诸君，请勿忽略字号最小的那些长长短短的注释吧！作为一位资深编辑家，他的朴实无华而又特别老到之处，全在这里了；作为第二野战军的一位老战士，他对部队的深切感情，他重温当年捷报频传时的洋洋醉意，全在这里了；作为阅历极为丰富，却又时感意犹未尽的一位老人，他对自己一生给予了自我补偿的那种内心满足和庄严感，也全在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