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昏，像一块硕大无朋的海绵，将白昼的炎光，慢慢地吮吸渐尽。喧嚣的市声，也渐渐低落下去，城市，像一锅晾凉了的稠粥。房间里已经暗得不辨东西，只有墙角那盘燃着的蚊香，信号灯似的亮着暗红的微光。

浅色的花布窗帘，在习习的晚风中轻拂，玻璃窗在轻风的摇曳中微微作响。就是不刮风的时候，每逢有人在地板上走过，这些窗子，也会咔啦咔啦地震响。

这是栋老房子啦，灰黄色的墙壁古色古香；每条地板中间，早已磨出凹槽，却还是被路阿姨擦得一尘不染，油光锃亮；红木家具，以及家具上的棱棱角角，依旧硬得硌人；窗子也像教堂里的样式，又窄又长，顶部还是拱形……

二楼朝南那一排窗前，有一棵叶子阔大的老核桃树，一棵海棠，还有两棵老也不见长的日本松。打从卢北河第一次迈进这个院子到现在，二十多年过去，它们还是那么高，不过看得出来，它们苍老了许多，人会苍老，树又何尝不会？

夏天，核桃树和海棠树的浓荫，不但会滤去阳光的炎热，还遮挡着窗子里的人和窗子里的事。到了冬天，海棠树、核桃树的叶子虽然掉光了，可谁还会有那么大兴致，站在冷风地里，窥视别人的窗？

屋外四周的青砖墙上，爬满了青藤。本就不敞亮的窗户，便深深地陷进厚密的藤叶里，像边沿铺满厚厚的青苔，极少有人汲水的一口古井——一如左家极少与人交往的家风。而在卢北河嫁给左葳之前，左家似乎还不这么冷森。

在待人接物方面，卢北河恪守保持一定距离的原则，她在不大的年纪，便眼看着自己的家庭如何败落，以及那些和她的家庭差不多的家庭如何败落。那早年的旧有的时日，完全颠倒的记忆，像年轮长入树心一样，从未和她分离过。

因此卢北河爱这老房子的幽暗。

这栋小楼，是左葳父亲名下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期间，居然躲过了那场劫难，这是因为，左葳的父亲不但是数一数二的国宝，在国际学术界也是一个有地位、有影响的人物，所以才被当作“标本”保存下来。

他们夫妇本有资格申请一套新房子，但卢北河不肯。钱是小事，自己出去顶门立户，他们就不得不被摆到第一线的位置上，纠缠到七七八八、琐琐碎碎的事情里，于是他们的头上，便会添出许多事来。

卢北河从沙发上站起来，拧开了一旁的落地灯。灯光透过绿色的纱罩，映出一片不大的光晕。她躲开这片光晕，重又拣个沙发角斜躺下去。

吃过晚饭后，卢北河就这么一动不动地斜躺在沙发上，盘算她的心思。

左葳上火车站送儿子去了。

就是左葳在，她也不会把自己没有考虑成熟的事情讲给他听。他什么时候拿出过一个果断、切实可行的意见？想到这里，卢北河淡淡地笑了笑。

儿子什么时候才能成人，顶天立地地替她撑起这个家？他没有一点像她的地方，真是他们左家的骨血，而且比左葳年轻的时候还糟。卢北河和别的女人不大相同，还不至于因为对丈夫或儿子的爱，弄到睁眼瞎的地步。

她拿起一把葵扇，不紧不慢地摇着。一会儿想想丈夫，一会儿想想儿子，不知是苦还是甜地咂摸着。

现在的年轻人和他们年轻的时候，已大不相同，很少考虑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会给他人留下什么印象，或政治上带来什么影响。好像他们只打算活过今天，明天就不再活了。

向东在政治上很不开展，到现在连团员都不是，卢北河不知和他谈过多少次，就差没跪下来，求他写一份入团申请书了。

他答应得倒挺好：“哎，妈，我写。”

“写完给妈看看。”

“哎。”

过了一个月，什么动静也没有。再催他，他就该发脾气了。卢北河恨不得替他写一份，可是，那也得他自己愿意交出去才行。她总不能替他去交申请书，替他去接受组织考验，替他在团旗下宣誓吧。

儿子自己不肯入团倒也罢了，可别人会怎么想呢？比方研究所的同志。他们会不会说，自己的孩子都管教不好，还算什么党委副书记和副所长？

再说不入团、不入党，将来分配工作、出国留学都会受影响。这小毛头什么时候才能懂呢？她又不便把这些利害，大明大摆地对他说个清楚。

那他准会一蹦三丈高地跟她嚷嚷：“噢，敢情您让我入团是为了这个。”那她就会失去儿子的尊敬。

这次暑假，和同学们去云南旅游，左葳还偏偏给他买了一张卧铺。别的同学都能坐着去，干吗他一个人非“卧”不可？如果不能坐，干脆别去。

卢北河不是舍不得钱，在左家，钱，何曾被提到日程上来计较过？可有钱也不是这么个花法，贴广告似的。这等于告诉人家，你们家趁钱，你们家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资本家的劣根性——卢北河从懂事那天起，没有一天敢忘记自己的出身——没有一丝一毫的改变，贪图享受、腐化堕落、好逸恶劳云云。要命的是，谁敢担保不再来个什么运动？“文化大革命”说是不搞了，可以变个名词或花样啊，这方面的专家有的是！

唉，头脑里没有一点政治。为什么不能像她这样，在家里炖点银耳、野参、燕窝……人又不知，鬼又不觉，有多实惠。

卢北河选的保姆，绝对靠得住。工价虽然高了一点，可是用了多年，这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没从她嘴里漏出过一星半点儿，包括“文化大革命”那个非常时期在内。

因为她寡言少语，左葳的母亲老是说：“她那张脸，真像一堵灰砖墙。”

灰砖墙有什么不好？

她从不和别家的保姆来往，不像她们那样，抱着主人家的孩子，坐在树荫或朝南的大墙下，抖搂主人家的老底儿，编派主人家的不是。

不对她说的事情，她绝不打听。只要不是对她发的话，别管大家在她面前说什么，她都像没有听见。要是偶尔来个客人，又碰巧主人不在家，谁也别想从她那里打听出来，家里人上哪儿去了，去干什么。问她什么，她总是木无表情地摇摇头，说：“不知道。”哪怕她给那位客人上过多少次茶、备过多少次饭，也跟不认识一样。

客人们不断向卢北河告她的状，卢北河听后，只是抿嘴笑笑。

这哪儿是保姆，分明是个宝物。不像左家原来那个保姆，太爱说话，太爱串门儿，太爱管闲事。卢北河嫁过来不久，就找个理由，让左葳把她打发走了。那保姆走的时候，还拉着卢北河的手，泪涟涟地舍不得分手，弄得卢北河心里也很不好受，一直把她送到汽车站。

卢北河和左葳就这么一个孩子，左家两代都是单传。

偏偏这孩子来得晚，结婚好几年之后才有他。头几年，婆婆在她那瘪肚子上扫来扫去的目光，简直像一条抽打她神经的鞭子，她恨不得自己的肚子，一夜之间，就隆起得像是扣着一个面盆。

她甚至在婆婆的眼睛里，看到过几许懊恼。懊恼什么，懊恼左葳没有和曾令儿结婚，而最终娶了她？

既然如此，为什么利用曾令儿对左葳的爱，暗示她替左葳去戴那顶右派帽子？任曾令儿流放一样，被发配到边疆，而左葳又不随她而去……在左家，好像世界上从来没有过曾令儿这个人。老太太的懊恼，就跟《雷雨》中的周朴园一样，几十年来供着鲁妈的照片，一丝不走样地保留着鲁妈的一些生活习惯……不过都是一种无比真诚的伪善。

向东是他们的心头肉、掌上珠，可是疼孩子，不是这么个疼法，在如今这个社会，应该让他自小便练就政治上立于不败之地的硬功夫，这才是真格的。

就连给儿子起名字这件事，卢北河既看得很淡，也很用心思。姓左，名向东。什么时候往深里想这个名字，什么时候她身上便会乍起一层鸡皮疙瘩。但是，在这个名字里，不管是谁，再也嗅不到左家世世代代的书卷气和卢家的铜臭味儿了。

老头、老太太、左葳，只知道给游山玩水的向东买卧铺，却毫不在意向东说不出中国那几个副总理、国务委员的名字。他们不懂，也不愿意懂，在当今中国，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

卢北河轻叹一口气，目光落在对墙的照片上，那是她和左葳的结婚照。她调整了一下灯罩的角度，让灯光投射到照片上去。

她呆呆地望着那张十二英寸的大照片。人们常说他们夫妇二人非常相像，到底像在哪儿呢，可就没人说得清楚了。

他，直长的鼻，飞扬的眉，炯炯的目，瘦削而棱角分明的面庞，一副硬汉子的模样。

而她，一双弥勒佛的笑眼，遮藏起可以从那里窥视内心的双眸。圆鼻头，圆脸庞，一副和气生财的模样。

论脾气、秉性，也大不相同。

读大学的时候，左葳是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系学生会主席。组织春游啦，秋季运动会啦，文艺汇演啦，和苏联留学生联欢啦，在全市五四青年节的纪念大会上发言啦……总之，是在一切重要场合抛头露面的人物。

讲究穿着，剪裁合体，质地精良，却并不令人觉得怪异。

玲珑剔透，天分很高，但功课只在中等水平以上，也许太多的社会活动占去了他的时间。

记得有家电影制片厂，准备拍摄一部以大学生为题材的影片，到各个大学物色演员。导演一眼就看中了左葳，希望由他饰演片中的男主角。

这个为无数青年人梦寐以求、难以得到的机会，却被他一口回绝了。问他为什么，他笑而不答。只有卢北河知道，左家的人，是不屑于干这种差事的。虽然他从未将这缘由告诉过她，或是别的人。

那时，他们很少交谈，即便交谈，也是工作上的联系，干干巴巴，三言两语。她只是从卢家的骨子，去了解左家的骨子。虽有根本的不同，也有根本的相同。

他风流潇洒，却并不和女孩子纠缠不清。曾令儿可能是他唯一爱过的女孩子——如果那也叫作爱的话。倒不是他守身如玉，他只是——只是不会爱罢了。有一种人，似乎天生没有“爱”这根神经，换句话说，他最后和卢北河结婚，和从大街上随便拉个女人结婚，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

她自己呢，一直是个功课平平的学生，从高中开始，就是团支部书记。到了大学，又是年级的党支部书记，那时候，学生里的党员可谓凤毛麟角，只能一个年级成立一个支部。现在，她又是研究所的党委副书记和副所长，这辈子，她恐怕要终老在这“书记”的职位上了。

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来，人们大上大下，大起大落，走马灯似的让人眼花缭乱，只有她，既不大红大紫，也不大黑大白。

怪还怪在，任凭多么精细的眼睛，在她身上，再也找不出一点点出身豪门的痕迹了。

从五十年代到现在，别管女人的头发、衣着、鞋子，经历过多少次新潮的疯狂冲击，她一直是一头齐耳短发，清汤挂面似的挂在头上，还卡着个像大号铁钉般粗细长短的黑色发卡。衬衣的颜色，不是浅灰、浅蓝，就是白。小翻领，胸前还有两个掩护线条的大口袋。深蓝或深灰色的长裤，脚上是一双带纽襻儿的黑布鞋。在学校念书的时候，鞋底上还掌着厚厚一层胶皮。

在公众场合，她尽量显得无声无息，坐在最后一排，或是哪个犄角的椅子里。从半眯着的眼皮下，静悄悄地观察着周围的人和事。要是有人发现了她，定要把她让到显赫的座位上去，她会谦和地推辞：“这儿挺好，快开会吧，不要影响大家的发言。”说罢，仍然坚定地坐在原来的座位上。她永远提醒自己，她不过是个副职，就是第一把手因故不在，她也会让其他副职上去。

不论谁找她汇报思想、工作或生活中的问题，她都会全神贯注地倾听，眼睛盯住对方，绝不心不在焉地溜来溜去。不住地点头，不时发出一声又似同情又似惊讶的短句：“是这样？”然后一再紧握谈话人的手。

谈话结束后，还会把人家一直送到大门口。站在那里，久久地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至少让对方在两次回头时，还能看见她伫立在门前的身影。对于人们登门求助的事情，除非涉及特别复杂的背景，她总是迅速、尽力地解决。

…………

她和左葳，何尝有一点相似之处？可人们老说他们相像，再问他们像在哪儿，又说不清楚了。

真怪，到底像在哪儿？

当然，也有人议论他们夫妇不够般配，又奇怪他们生活得那么协调——至少在外人眼里看来如此。其实道理很简单，就连那些凶猛无常的动物，在耐心的摩挲下，还会闭上眼睛，变得驯顺、安静呢，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她很轻易地得到了左葳。她心里清楚，这并不是因为她多么出众，而是他在那个非常时期，非常需要她。尽管左葳装出一副如痴如狂的钟情模样，她也姑且装出一副为他的爱情所动的模样。

就这样，他们演了几十年的戏，演到现在，连他们自己也相信，或是也习惯了：这大概就是真的。

楼梯在响，听那不知轻重的脚步，就知道左葳回来了。

“送走了？”

“送走了。”左葳脱去身上的衬衣，顺手扔在沙发背上，又拧开沙发旁的电扇和天花板上的吊灯，房间里顿时大放光明。“怎么没下楼看电视？今晚有足球赛。”

卢北河起身，把他扔在沙发背上的衬衣，挂到衣架上去。“今天晚上娘心口有些不舒服，我怕吵了她。”她没说自己需要安安静静地想心事。

左葳是孝子，婆婆生他的时候难产，最后是剖腹产拿出来的。现在剖腹产已经算不了大手术，但在那个时代，医疗水平低下，婆婆因此落下许多毛病，经常这儿疼那儿疼，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逢到这种时候，左葳心里就分外不安，好像婆婆这些病痛，全是他带来的。所以不论家里发生什么争执，只要婆婆一说哪里不舒服，左葳立刻二话不说。卢北河怎么不懂这个呢？

左葳果然笑眯眯地看了她一眼。他笑起来的时候，依旧迷人，嘴角咧得大大的，笑意，像两朵金色的小火花，从他黝黑的眼睛里迸射出来。卢北河又像年轻时一样，怦然心动。这太惨了，她想。

然后她从卧室拿来拖鞋给左葳换上。

“瞧你热得那个样子，我到楼下给你拿瓶啤酒去。”经过左葳身旁时，他一把握住她的手说：“我自己去吧。”

“你刚回来，歇会儿吧，我去。”她从左葳手里，慢慢抽出自己的手。

一楼朝南的房间里还亮着灯，可能老太太还没睡，卢北河轻轻地敲了敲门。

“进来。”婆婆懒散却不失威严地吩咐道。

卢北河蹑手蹑脚地开了门，只见老太太倚在床栏杆上闭目养神。

“娘，您好些了吗？”她轻声慢语地问。

“唉，就是那么回事。冬儿走了吗？”老太太从不肯叫孙子“向东”，反正，听的人也搞不清是“冬”，还是“东”。

“走了。您要不要吃粒‘救心’？”

“救心”是卢北河去年到日本考察时，特意给老太太买的，据说对心绞痛有特别的疗效。为此，她连一件小纪念物也没舍得买，弄得向东跟她跺脚、发脾气：“您连个袖珍录音机也不给我带，谁像您那么傻，白白浪费一个免税指标！”

“你不是已经有个大录音机吗？”

“那个带出去玩儿多不方便。”

她白了向东一眼，好不懂事的孩子。

“我不要吃。没看报纸吗？‘救心’里的那味熊胆，让日本人用猪胆换掉了。”老太太冷冷地说。

卢北河的心往下一沉。嘴里却说：“是啊，是啊，药里掺假，真是误人，不吃也罢。您要是有事，让路阿姨叫我们。”说着，她把床头上叫人用的小铜铃，又往老太太跟前挪了挪，“我下来给左葳拿点喝的，您要不要用点什么？”

“不要了。”

“爹呢？”

“在书房里读《老庄》。甭管他，他想用什么自己拿。”

“是，那我上去了，您好好休息。”

老太太又闭上了眼睛，看不出地点了下头。卢北河退了出去，轻轻带上房门，然后透了一口大气。

左家的人都爱使性子。老太太尤其不喜欢她。虽然她不曾对卢北河说过一句重话，丢过一次眼色，卢北河却能感到，从她骨头缝里冒出来的那股冷气。

做她的媳妇是困难的。

可是不管她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左葳还是做了她的丈夫。老太太眼看七十三岁，都说七十三、八十四是两个坎儿，谁知道这话灵不灵？

路阿姨从她的小屋里走了出来，询问似的瞧着卢北河，两个高高的颧骨，像两座沉默的山，压在她的脸上。

“没事儿，路阿姨，你休息吧，我自己来。”

路阿姨便像影子一样，没声没息地消失了。卢北河端着托盘，托着酒瓶、冰块、杯子，扶着楼梯的扶手，慢慢往上走。心里想着，如何把她刚才盘算的事，向左葳说清楚，或是根本不说。不说看来是不行的，他早晚都会知道。到时候他任起性来，不肯与她配合，如何是好？那就枉费了她的一番苦心。只是，怎样才能把事情办得既妥帖，又不致让他面子上过不去呢？

研究所即将在E市召开研制超微型电子计算机的筹备会议，在卢北河的大力保荐下，决定邀请曾令儿参加微码编制组的工作。

因为有消息说，左葳已经被定为这个微码编制组的总负责人。虽然还没有正式公布，而这个任命，也还要经过一些必要的手续，但大体上不会再有变化。

再没有人能像卢北河这样了解左葳了，恐怕就连左葳自己，也未必像她了解他那样了解自己。他是一个自信的男人，可要是没有卢北河暗中的支持和斡旋，他又干得了什么？而这些，又是卢北河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左葳察觉的。

还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卢北河就看出左葳的不行，可没想到，他是这样的不行。她不后悔，因为她爱左葳。

爱！

她有健全的理智、神经、头脑和足够的力量，抵挡这个世界的任何诱惑，然而她终不能不爱左葳，人，大概总有不能自持的例外。

让左葳负责这个微码编制组，卢北河又是担心，又是欢喜。担心的是左葳的本事，会在这个真刀真枪的工作中露底儿。欢喜的是这对左葳是个体面的结尾，躺在这个本钱上，总可以混到退休了。她早已察觉到，研究所里有不少人觉得左葳不称职，还有人暗示，如果左葳没有一个党委副书记和研究所副所长的老婆，他什么都不是。

非得抓住这个机会不可，为了让左葳打响这最后的一炮，卢北河不得不干这也许是不道德的事——坚持，甚至是绞尽脑汁，请曾令儿参加微码编制组的工作。

在所有大学同学中，曾令儿的学习成绩最为卓著，又一直偏好数学，这对微码编制工作的实际意义太大了。只要曾令儿肯参加这个组的工作，一切实际工作她都会承担起来，左葳只要扛牢那块负责人的牌子就行了。

但曾令儿知道是与左葳合作，还肯不肯干呢？这毕竟太让她难堪了……何况有些人本来就不愿意吸收她参加这项工作，只要她自己随便找个借口，推诿一下，就很可能换人。

在人事处的工作会议上，不是就有人说：“这个，以曾令儿同志的能力来说，最合适不过。当然喽，这个人嘛……右派问题，一九七九年已经彻底平反，但生活作风上……我们对知识分子的使用，既要重才，也要重德。不能光提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嘿嘿，不要又搞一窝蜂嘛。”

会场上一片沉默。

谁肯出来为曾令儿讲话呢？除了卢北河，在座的没有一个人认识她，了解她。可是对于她毕业后的情况，连卢北河也只是道听途说而已。

一个在边陲小城，默默无闻地工作了二十多年的普通科技人员，要不是她在学报上发表了一种计算机乘法的运算方法，深得同行专家的赞赏，又引起国际上的注意，谁能知道世界上，不，就是本专业里，有一个当过右派，生活作风又不正派，名字叫作曾令儿的女人呢？

谁又能知道，背着这些重负，工作条件可以想见的简陋，能够坚持不懈，又能有所建树，意味着什么？

她就像那边陲小城一样，对没有到过那里的人来说，它不过是地图上的一个小黑点儿。至于那个小黑点儿里，山有多高、水有多深、怎样的闭塞，或怎样的寂寞，人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谁有兴趣去探个究竟？

要是往常，遇到这种场合，卢北河也就不会再说什么，往往是大家沉默一阵，没人反对也没人坚持，事情就这么吹了。可在这种场合，只要有一个人出来讲讲话，如果这话讲得又很得体，事情没准儿又行了。

“说得对，我们需要的是德才兼备的技术干部。不过曾令儿同志的生活作风问题，也是早年间的事了，总有二十多年了吧？那时她还年轻，刚刚戴上右派帽子，政治上的压力很大，一个人远在他乡，周围一个亲朋也没有，也许一时感情上软弱，被人钻了空子……以后又再没发生过那样的事。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改了就好。为了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还是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为好。”

卢北河的发言，很带着一些感情，这在她是少有的。平心而论，她说这番话，并不全是为了左葳。不管曾令儿在和左葳分手之后，又做过什么，左家都是欠了曾令儿的。就连她自己，也好像欠着曾令儿什么。人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卢北河离死还早，但岁月确实将一切尖锐的东西磨钝了，包括她自己在内。

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