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扇又一扇关闭的门

一九九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出门前,我往四下支棱着的头发上,喷了一些“摩丝”,先用手把头发往直里拔起,再向斜里按出类似理发店弄出的大波浪。

这一会儿,我觉得自己很像年轻时的母亲,当然也像后来的母亲。出门之前,总要在镜子前头,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

我要去看望袁伯父。

也许从袁伯父那里,能得到我要找的那个人的线索。一九四四年底至一九四五年六月间,母亲曾在那人的麾下,有过一份勉强糊口的工作。

虽然袁伯父没有见过母亲,但他知道我是张珊枝的女儿,所以我得穿戴整齐。不但整齐,还要体面,因为我是张珊枝的女儿。

我父亲的朋友,大多知道他和他妻子张珊枝的故事,就是不详尽,也能知其大概。反正,我父亲的朋友就是那个圈子里的那些人。

全国解放不久,我父亲就从解放前那个落魄的境地,沦落至另一种落魄的境地。

人一旦处在落魄的境地,是没有多少朋友的,不论在新社会还是在旧社会,社会就是社会,在很多方面是没有新旧之分的。

他们在读我父亲和我母亲的故事时,有什么感想,我管不着,但作为张珊枝的女儿,我不能让她再为我感到丢脸。虽然一生不曾干过一件让人白眼的事的母亲,活着时却为我那“辱没门风”的事,受尽了世人的白眼。

我连累了母亲。

虽然我一直是母亲的累赘,从生下那一天起。母亲要是没有我,她的命运就可能是另一个样子。

但累赘还算不了什么,主要是连累。这是我对母亲那数不清的愧疚里的一大心病。

好在我父亲的那些朋友,大多在我还不会制造自己的故事的时候,就和我父亲一样,从我和母亲的生活里消失了。

他们现在看到的,只是一个孤助无援的女人终于把孩子拉扯成人的现状,而不是那个打掉了牙,也只能往肚子里咽的过程。

现在站在他们面前的,已经不是当年沦落为他们马弁的那个人所遗弃的我,而是一个和那个马弁完全不同的我。

就是把他们全摞在一起,也只能望我的项背而已。

我敢肯定,这让无论过去、而今——还谈什么而今——都不曾为自己争过一句什么的母亲,扬眉吐气了。

…………

不过袁伯父和那一堆人,大不相同。

认识袁伯父的人都会说:“这人真好。”

我和他有四十多年没见,也没通信了。似乎也没有见面、通信的必要。解放初期,我趁当时乡下孩子千里寻父,或乡下女人千里寻夫的大潮,也到北京千里寻父时,就在袁伯父家暂住。

那时候,袁伯父还很有钱。我在他那里知道了,人在世上应该这样过日子:诸如每天洗个澡;厕所里有抽水马桶;窗子上应该挂上窗帘,而窗帘的色调应该和室内的陈设相谐调;饭后也可以吃点水果;即便夫妻间也不能随便拆看对方的信件;应该会说“谢谢”“对不起”“请”;不应该随地吐痰、乱扔垃圾;以及不应该勉强,也就是尊重他人等等,并且很容易地接受了这种后来被说成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学习革命理论后,又知道人不应该过那样的日子,不但不应该过那样的日子,还应该反其道而行之。

一九九一年我得到了他的新地址,在团结湖中路的一栋统建楼里,据说是个两室一厅的单元,当时就想,比起四十多年前的那个四合院,一定是“鸟枪换炮”了。

虽然他的钱财在各种革命运动来到之前,就已如数贡献给了新政权,但他还是没能“破财免灾”。其实他既不是旧政权的党政要员,也不是中统、军统,不过是靠与西方人做猪鬃生意发了点财。按照老人家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中钦定的杠杠,算是民族资产阶级。

我往团结湖中路写了一封信。

但是没有得到他的消息,以为他不一定想见我,加上那时我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心血来潮的成分比较大,就没再联系他。不像现在,是为了了解母亲当年如何为糊口而挣扎。

几个月前,我听说他一接到我的信,就给我打了电话,可是我不在家。后来他再没有来过电话,八十七岁的老人,再到街上去打公用电话,是很困难的。

想来家里也没有了电话。

…………

这样,八月三十一日,我就到团结湖中路去看望他。

按着地址找到他的居所。

门上是把锁。

我敲开对面单元的门:“请问,有位袁先生是住在这里吗?”

女邻居很不利索地说:“袁先生去世了。”

我看出,即便袁伯父真的不在了,她也不愿意说出这句话。

我呆呆地站在她的门前,立刻想到过世不久的母亲。那一瞬间,我才切实地感到,人到一定时候,真是过了今天,不知道还有没有明天。吃了早饭,还不知道能不能吃晚饭了。

母亲那一辈人,渐渐地走着、渐渐地没有了,这个道理,就在母亲去世的时候,我都不能明白:母亲怎么就丢下我去了?

晚了!

我再一次感到母亲去世时,那种纵有天大本事也无可挽回的“晚了”。

“晚了”是什么?

是悔恨;

是遗憾;

是惩罚;

是断绝你寻求弥补过错的后路的一刀;

是最后的判决;

是偈语;

是悟觉;

…………

我想再问些什么,可又尴尬地问不出什么。

我还能问什么呢?

“是三月份去世的,心肌梗死,没受多少罪。不到两天就过去了,终年八十八岁。”她接着告诉我。

袁伯父,没受什么罪可能是人生最后的期盼了——我在心里对他说。

“你要是早来几个月就好了。”

我垂下我那荒草一般衰败的头。

这一年,我把很多东西都荒废了,尤其是我的头。

“袁老头可好了。”女邻居继续对我追思着他,她可能把我当作袁伯父家的熟人了。

然而什么是“好”?

“好”有什么用?

“好”的意思,也可能是无能、是软弱、是轻信、是容易被欺骗……

我谢过了她,转身离去。

想我去年和袁伯父联系未果,今年又给他写了一封信,却也总不见回音,这才打定主意找上门来,转眼却是阴阳阻隔,看来我们是无缘再见的了。

团结湖有302路公共汽车,直通西坝河,西坝河东里有我和母亲住过四年的房子。

我挤上302路公共汽车。

我走上前不久还走过的台阶,进二单元大门之前,回头向二层楼外的大阳台望去。

去年的这一天下午,母亲还在这阳台上锻炼行走呢。忘记那个下午,我为什么事情出门,从楼梯上下来,一走出单元大门,就看见母亲在这大阳台上走步,就在那一刻,我心疼地觉出,母亲是真的老了。

到了后来,母亲除了早上由小阿姨陪着,到河边快步行走一个小时,作为锻炼之外,下午还要加一次走步,在这个阳台上。不要小阿姨陪着,也不用手杖,她说,她要练练自己,什么依赖也没有时的胆量。

这时,她已是八十有加的人了。

我的眼前,又出现了母亲离家前的最后一天,在这阳台上最后一次走步的情景。

那老迈的,摇摇晃晃,奋力想要站直、站稳的身影……她的每一步迈进,其实都是不甘的挣扎,她要在自己还迈得动的脚步里,找到自己还行的证明;她要自己相信,这锻炼对延长她的生命有益……

而她这般苦苦挣扎,没有别的,实在是因为舍不下我们。

除此,她对这个操蛋的人生,还能有什么别的想头!

第二天,九月一日上午,母亲给对门邻居打了个电话,不知是否因为她身体弱得连走那几步路都感到吃力?她对邻居说,明天就要住院去了,这一去还不知道能不能再见,打个电话告别。

邻居赶忙过来看她,母亲又说她做的是小手术,没事。

手术的确没问题,可还是让母亲说着了,真是见不到了,不但母亲见不到这位邻居,我也见不到母亲了。

…………

我摩挲着楼梯上的每一根栏杆,每一寸都让我难舍、难忘、难分。因为母亲每次上下楼,都要拽着它们以助一臂之力。这一根根铁栏上,一定还残留着母亲的指痕、体液,因为这栋楼里,再没有像母亲那样年纪的老人,需要拽着它们上下楼了。也就是说,再没有别人的指痕、体液,会覆盖在母亲的指痕、体液上面。我估计就是全市卫生大检查,也不会有人想着擦擦这些铁栏杆。

我摩挲着那些栏杆,就像往日拉着母亲的手,带她出去看病或是镶牙。好像人一到了老年,就剩下看病这件事了。

自从搬到西坝河后,母亲虽然从家务劳动第一线退了下来,可还照旧给我熬药;当我和小阿姨都在先生那边照顾先生的时候,她还要给自己做饭;喂猫,煮猫食;应付居委会、派出所,和发放票证等机构的工作……

母亲在世时,我从没有领过粮票,我是一九九一年九月才第一次去领粮票,那是因为她已经住进了医院,再不能到粮店领粮票了。

除了每日出去锻炼身体,她不再出门为家里购物。早上锻炼回来,偶然会在楼下的副食店或菜站,顺便买点青菜、杂货,进了二单元大门,将要上楼的时候,她会站在楼梯下,大声呼喊我的名字,让我下楼接她。

从前住在二里沟的时候,她上街采购回来,也会在楼下这样地叫我,不过那都是在她肩挎手提过多的时候。

每每她大声呼喊我的时候,声音里老有一种久远的凛冽和凄厉。不论我已多么习惯这呼喊,还是会吃上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一惊。十万火急地跑下楼去,见到她安然地提着很多东西,才放心地接过她手中大大小小的提袋。

她越来越频繁地这样呼喊我了。从她越来越频繁的呼喊我的声音里,我渐渐感到我已成人。尽管我也几十岁了,但凡有母亲在,就永远是她的孩子。

我为自己终于能够顶替母亲来支撑这个家而奋起,同时又为母亲最后总要交班,而感到无法对她言说的悲凉。

其实,母亲又何尝没有想到这些呢。

不过,她不说就是了。

这真是苦不苦,两心知了。

我顺着楼梯往上走……慢慢地到了四楼。

每当我从外面回到家,母亲常常是一手扶着门框,站在401室的门口,迎我走进家门。

我不由得朝401室的门口望去,那里已是一扇紧闭着的、变做他人家的家门,我再也看不到站在那里,等着我叫她一声“妈”,并迎我进家门的母亲了。

母亲去世前的几个月,只要听见我上楼的脚步声,或是她不知怎么算准我就要到家的时候,就会走出房门,站在401室的门口,迎我回家。

她那时对我的依恋,似乎比什么时候都深。

最后几个月,母亲几乎就是扶着那个门框,眼瞅着一天比一天衰老不堪的。

但那时我们都没想到,几个月后,就是永诀。

…………

我扒着窗子往厨房里看了看,不是为了看它如今变成了什么样,而是再看一眼,母亲偶尔在里面做饭时用过的炉子;踩过的地面;拧过的水龙头,以及她的眼睛掠过的每一方墙面,每一扇玻璃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