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风好去

听到冰心先生去世的消息,重又落入母亲过世后的那种追悔。

虽然我叫她“娘”,然而我对这个“娘”就像对自己的亲娘一样,心中有过多少未曾实现的许诺!

这些年,我只顾沉溺于自己的伤痛,很少去看望这个疼我的人,说我自私也不为过。

最后一次见到冰心先生,可能是一九九三年,出国前到医院去看望她。她比从前见老了,有点像母亲去世前那几年的样子,心中一阵不宁。可头脑还是非常清晰,我们谈了不少话,关于文学、关于人生,说到对辛弃疾、苏轼、李煜——“太伤感了”,她说——的共同喜爱。

看到我头上的白发,她怜爱地说:“你太累了。”

“唉,心累。”

“心累比身体累更累。所以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我说:“一九四九年以后,变成‘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了。”

她说:“正是如此。所以我针对‘没有工不行,没有农不行,没有兵不行’,写了一篇‘没有士怎么样?’。”

后来问到我的丈夫:“你看上了他的哪一点?”

“‘文化大革命’中不出卖他人。”

她说:“‘文化大革命’就是大革文化的命……你结婚之前,还带他来先让我看过。”又问:“欧洲那些国家,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

“意大利。”

“我也是。他们的女人即使不化妆也很漂亮,头发的颜色很深,像中国人。我现在还记得几句意大利语‘早上好’‘多少钱’‘太贵了’……”

她接着问:“最不喜欢的呢?”

“德国,有点冷。”

“我最不喜欢伦敦。”

“啊,对,英国人太冷也太苛刻。”

“不过你要是和他们处的时间长了,就觉得他们不像美国人那么……”

“花里胡哨?”我说。

“对,花里胡哨。”

…………

后来她看看表,问我:“你吃晚饭了吗?”

我说:“回去再吃也不晚。”

她说:“走吧,该吃晚饭了。”

我的眼泪流了出来。自母亲去世后,再没有人关心过我是不是该吃晚饭这样的问题了。

她说:“我不是撵你走,我是怕你饿了。”

“我知道。”

“带手绢了吗?”见我转身从搭在椅背上的风衣口袋里拿纸巾,她问,“你怎么了?”

“没什么。”

七点钟,我准备走了,穿风衣的时候,她说:“你这件风衣很长。”等我穿好风衣,她又提醒我:“风衣上的带子拧了,也没套进右边那个环里去。”

当我快要走到病房门口的时候,她突然叫住我,说:“来,让我亲你一下。”

我走近她的病床,俯下身子,像我过去离开她时那样,她在我的右颊上亲了一下。

走出病房时,我又一次回头看了看她。她正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并向我摇了摇手。我也向她摇了摇手。

谁能想到,这就是她给我的最后一个吻。

实在说,我并不值得她那样关爱,她对我那份特殊的关爱,只能说是一种缘分,而不是因为我有什么特殊的“表现”,更不知她对别人是否也会如此。总之,我觉得她有很多话,是只对我一个人说的。有很多爱,只是给予我的。

一生坎坷多多,每当情绪低落得无以自处,就会不自觉地走到她那里去。她也并不劝慰,常常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有指点迷津的作用。

她曾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听孙女说,你又住院了,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心脏不好?这要小心,不要写太多东西,‘留得青山在’,要做的事情多着呢。匆匆。祝你安康冰心十一月十七。”

特别是她最后给我的那封信,更让我视若珍宝。那时我因母亲去世以及其他方面的打击,情绪十分低迷。她在信中说,你不要太过悲伤,你的母亲去世了,可是你还有我这个娘呢,你这个娘虽然不能常常伴在你的身边,但她始终关爱着你。

我本该引出这封信的全文,但是正像我一生难改的做派,越是珍爱的东西,越是东藏西藏,最后藏得连自己也找不到了。

丢是肯定丢不了的,只是要用的时候却找不到,可说不定哪一天又会不期然地冒出来了。

反倒是她给我的其他的信,就在抽屉里,一拉开抽屉就找个正着。

人们常常谈到她作品中的“大爱”,却很少谈到她的“大智”。

《关于女人》那个集子,她就对我说了很多故事中的故事,其中有早年出版时,因“男士”这一笔名引出的一段笑谈。出版社担心这一笔名可能不会引起读者的注意。她却答道,可以用一个引人注意的题目,因为“女”字总是引人注意的,集子便定名为《关于女人》。如此超前的剖析,即便到了世纪末,仍然一语中的、一针入穴。

她对我的《爱,是不能忘记的》一文的看法,也是慧眼独具:“我也看了,也感到不是一篇爱情故事,而是一篇不能忘记的心中矛盾。是吗……”

又比如她对龚自珍的偏爱。龚自珍可以说是中国有肝胆、有血性的知识分子的统爱。一九二五年在美国读书时,她就选了两句龚诗寄回国内,托堂兄请人书录。

冰心女士集定庵句索书

世事沧桑心事定

胸中海岳梦中飞

乙丑闰浴佛日梁启超

至一九九九年,整整七十四年,这幅字一直挂在她的客厅里。

二十世纪这场大戏,她从头看到了尾,对这个世界的了解应该说是非常透彻。然而她坚守着一份原则,一辈子做人、做文都做得非常干净,是可以用“功德圆满”这四个很少人能称得起的字来概括的。

如我这样一个糟糕的人,永远达不到她那样的人格高度,但我毕竟知道世上还有那么一个高度,是我们应该仰视的高度。

早在一九八四年,我不得不应一家杂志社的邀请,写一篇关于她的文章。在那篇力不从心的文章里,关于她,我曾写过一句这样的话:“你能将大海装进一只瓶子里吗?”

时隔十五年,我仍然这样回答:我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