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庐乐忆

清华园乙所曾是我的家。它位于园内一片树林之中。小时候觉得林子深远茂密,绿得无边无涯,走在里面,像是穿过一个梦境。抗战时在昆明,对北平的怀念里,总有这片林子。及至胜利后,再住进乙所,却发现这林子不大,几步便到边界。也没有回忆中的丰富色彩。

复员后的一年夏天,有人在林中播放音乐,大概是所谓的音乐茶座吧,凭窗而立,音乐像是从绿色中涌出来,把乙所包围了,也把我包围了。常听到的有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这是很少的我记得旋律的乐曲之一。还有贝多芬的《田园》,莫扎特的弦乐四重奏,柴可夫斯基的《悲怆》等。每当音乐响起时,小树林似乎扩大了,绿色显得分外滋润,我又有了儿时往一个梦境深处飘去的感觉。

清华音乐室很活跃,学生里音乐爱好者很多。学余乐手颇不乏人,还出了些音乐专业人才。我是不入流的,只是个不大忠实的听众而已。因为自己有的唱片很有限,常和同学一起到美国教授温德先生家听音乐。温德先生教我们英诗和莎士比亚,又深谙古典音乐。他没有家,以文学和音乐为伴。在他那里听了许多经典名作,用的大都是七十八转唱片。每次换唱片,他都用一个圆形的软刷子把唱片轻刷一遍,同时讲解几句。他不是上课,不想灌输什么。现在大家都不记得他讲什么,却记得他最不喜欢柴可夫斯基,认为柴可夫斯基太感伤。有一次听肖邦,我坐在屋外台阶上,月光透过掩映的花木照下来。我忽然觉得肖邦很有些中国味道。后从傅雷家书中得知确实中国人适合弹肖邦。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最偏爱肖邦。

以后在风庐里住的约四十年中,听音乐的机会随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忽少忽多。只是再没有固定的音乐活动了,也没有人义务为大家换唱片了。最后一次见到温德是在北大校医院楼梯口,他当时已快一百岁了,坐在轮椅上,盖着一条毯子。我忙趋前问候。他用英语说:“他们不让我出去!告诉他们,我要出去,到外面去!”我找到护士说情。一位说,下雨呢,他不能出去。又一位说,就是不下雨,也不能去。我只好回来婉转解释,他看住我,眼神十分悲哀。我不忍看,慌忙告别下楼去,一路蒙蒙细雨中,我偏偏仿佛听到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曲中那段最哀伤的曲调。温德先生听见了什么,我无法问他。

这几年较稳定,便成为愈来愈忠实的听者,海淀这边有音乐会时,常偕外子前往。好几次见满场中只有我两人发染银霜,也不觉得杂在后生群中有什么不妥。有一次中央乐团先演奏一个现代派的名作,休息后演奏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在饱受奇怪音响的磨难之后,觉得《第七交响曲》真好听!它是这样活泼而和谐,用一句旧话形容,让人全身三万六千个毛孔都通开了。又一次有一位苏联女钢琴家来演奏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于是,满怀热望到场,谁知她的演奏十分苍白无力。我却也不沮丧,总算当场听过一次了。在海淀听过几次肖斯塔科维奇,发现他是那样深刻,和我们的心灵深处很贴近很贴近。一九九一年严冬,我刚结束差不多一年的病榻生活,还曾不顾家人反对,远征到北京音乐厅听莫扎特的《安魂曲》。记得刚见莫扎特这几个字,便感到安慰。

严肃音乐不景气,音乐会少多了。要听音乐,当然还是该自己拥有设备。我毫无这方面的志向,只是书已够我对付,够我“恨”了,怎受得了再加上磁带、唱片、CD什么的。我憧憬的是家徒四壁,想看书到图书馆,想听音乐一按收音机。许多国家有专播古典音乐的电台,我希望我们在这一点能赶上,不必二十四小时,八小时也够了,可不能安排在夜里。

现代音乐理论家黎青主曾说音乐是“上界的语言”,并引马丁·路德的诗句:“谁从事音乐就是有了一份上界的职业。”他自己解释说,意即音乐是灵魂的语言,是灵界的一种世界语言。音乐在诸门艺术中确是最直接诉诸灵魂的,最没有国界的。对“上界的语言”这话,我还想到两层意思:一是可以用来形容音乐的美;另一层意思我用一句话来表达,那就是:能听一点音乐的人有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