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来参加这个会，非常高兴。一个大学中文系专门组织一次研讨会，讨论我的书，要我参加，在我来说还是第一次。这个第一次不在北方，不在我熟悉的大学，而是在南方，在复旦这所我闻名已久却从来没有到过的大学，我觉得很有趣也更可珍贵。又恰值复旦大学百年校庆这样一个喜庆的日子，更是让人高兴。会上听到许多宝贵的意见，作品是要有了读者的反应，才算真正地活起来。作品在读书人的读书过程中成长了、丰满了。何况今天到会的都是关注当代文学、研究当代文学的学者。我发现了很多慧心人，大家从不同的角度谈了我的小说，都很有见地，对我很有启发。

《东藏记》最初是在《收获》发表的，一九九五年发表了前三章，二〇〇〇年才发表了全部。一九九五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我写了一个题记：谨以此书献给抗日战争中的阵亡将士和被日本军国主义杀戮的在战乱中丧生的无辜同胞。我说我们不会忘记。一转眼已经到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个人的记忆确实有些模糊，但是作为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永远鲜明的，我们有责任让这个记忆鲜明。另一方面，我们要超越战争。战争使人异化，而人应该还原为人。《东藏记》中就表达了这个意思。冯友兰先生在他的《现代哲学史》最后一章引用了张载的话：“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这是张载归纳的客观辩证法。冯先生指出，人类是聪明的，一定会照着“仇必和而解”的方向发展。我相信，从长远来讲，一定是这样的。在这个长远的过程里面，我们还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我的书是写那一段战争的，可我是为了人，为了和平。我深知自己的能力很有限，说出来的话怕做不到，总觉得自己像在说大话；但我是努力去做的。

感谢复旦大学中文系，感谢大家给我的帮助和鼓励。特别感谢王安忆。